6095-在路上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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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对我说：“你去同那个倔头倔脑的哥们打个招呼，请他高抬贵手。我们有可能因此被解雇，去不了冲绳。”　　　　
　　　　“我去同他说说。”　　　　
　　　　我在警局对斯莱奇说，这件事不必太较真，放他们一马算了。他仍旧涨红脸，提高嗓门说：“我给人家的机会绝不超过两次。”　　　　
　　　　“喔唷，”阿拉巴马人说，“两次三次有什么差别？我们可能因此丢掉饭碗，”斯莱奇一言不发，自顾自开了拘捕单。他只拘捕了一个人；他召来市里的巡逻车，把那人带走。其余的几个兄弟沉着脸走开了。“妈会怎么说呢？”他们嘀咕着。其中一个回到我身边。“你去告诉那个得克萨斯的婊子养的，假如明晚之前我们的兄弟不放出来，他休想太平。”我心平气和地把原话转告斯莱奇，他什么也没说。那个兄弟给放了出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拨工人乘船离开；又来了一拨新的更野的工人。若不是为了雷米·邦库尔的缘故，这份工作我两小时都干不下去。　　　　
　　　　雷米·邦库尔和我两人多次一起值夜班，在那种情况下，什么都乱了套。我们悠闲地兜了晚上的第一个圈子，雷米试试每一扇门是否锁好，希望找到一扇没有锁上的。他总是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找一条狗，把它训练成超级小偷，让它进到那些家伙的房间，从他们的口袋里叼出钱来。我要把它训练得光叼美元现钞；我要让它整天嗅钞票的气味。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我要把它训练得只叼二十元面额的大钞。”雷米充满了疯狂的念头；几星期来，他的话题就是那条狗。没有锁好门的情况他只发现过一次。我不赞同这个主意，我在过道里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雷米悄悄打开那扇门，面对面看到的竟然是工房管理人。雷米特别讨厌那个人的脸。他有一次问我：“你时常谈起的那个俄罗斯作家姓什么来着——那个把报纸塞在鞋子里、头上戴着一顶从垃圾桶里拣来的大礼帽的人？”那是我向雷米很夸张地形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哦。就是他——就是他——托斯提奥夫斯基。”他发现的惟一一扇没有锁好的门是托斯提奥夫斯基家的。托斯提奥夫斯基睡眠中听到有人摆弄他家的房门拉手。他穿着睡衣起来，来到门口，丑陋的程度要比平时加倍。雷米开门时看到的是一张充满仇恨和生闷气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试试门。我以为这是——呃——放拖把的房间。我在找拖把。”　　　　
　　　　“你找拖把是什么意思？”　　　　
　　　　“呃——啊。”我上前插嘴说：“有个人在楼上的过道里呕吐了。我们得把它弄干净。”　　　　
　　　　“这里不是放拖把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我就要对你们这两个家伙进行审查，开除你们！听懂了没有？”　　　　
　　　　“有人在楼上呕吐，”我重复说。“放拖把的房间在过道那一头。那里。”他指着那里，等着我们过去拿拖把，我们这么做了，傻乎乎地拿着拖把上了楼。　　　　
　　　　我说：“该死的，雷米，你老是给我们找麻烦。你为什么老是小偷小摸？”　　　　
　　　　“世界欠我的，没有别的理由。你教不会老手唱新调。如果你再这样唠唠叨叨，我就要管你叫托斯提奥夫斯基了。”　　　　
　　　　雷米就像个小孩。他在以前的日子里，在法国上学的孤单的日子里，被剥夺了一切；他的继父母把他往学校里一送就不管了；他遭到威逼，每个学校都待不长，都给轰了出来；他晚上走在法国的道路上，从他有限的词汇里拼凑出骂人的话。如今他一心只想把失去的东西都要回来；他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路上》　第三部分《在路上》　第十节（4）

　　　　工房区的自助餐馆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四下张望，确保没有人看守，特别是我们的警察朋友没有埋伏在附近；我蹲下去，雷米两脚踩在我肩膀上，爬上窗户。他打开窗户（窗户插销没有插住，因为傍晚时他已经做了手脚），翻身进去，落在堆放面粉的桌子上。我身手比较灵活，纵身一跳，就爬了进去。我们直奔冷饮小卖部。在这里，我儿时的梦想得到了实现，我揭开巧克力冰淇淋桶的盖子，一手插到齐腕深，捞了一大坨冰淇淋，立刻大舔起来。接着我们找了一些盛冰淇淋的盒子，把它们统统填满，上面浇了巧克力糖浆，有的浇了草莓糖浆，然后在厨房里转悠，打开冰柜，看看有什么可以装在口袋里带回去的。我时不时撕下一块烤牛肉，用餐巾纸包好。“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是怎么说的吗，”雷米说。“我们必须削减生活费用。”　　　　
　　　　一天晚上，他把一个巨大的纸箱装满了食品，我等了好久。我们无法把箱子从窗户拿出来。雷米只得把箱子出空，放回原处。后来，他下了班，我独自一人在基地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沿着那条古老的峡谷小道走去，指望遇到一头鹿（雷米在附近见过鹿，即使在一九四七年这一带仍旧很荒凉），就在这时，我听到黑暗里有可怕的响动，一种近似咆哮的、呼哧呼哧的声音。我以为是一头犀牛在我背后追赶。我抓紧手枪。峡谷的阴影里出现一个高大的影子；它的脑袋硕大无比。我突然领会到那是扛着一大箱食品的雷米。他被沉重的箱子压得直呻吟。他找到了自助餐馆门上的钥匙，把食品从前面搬了出来。我说：“雷米，我以为你已经回到了家里；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说：“帕拉迪斯，我告诉过你好几次，杜鲁门总统说过，我们必须削减生活费用。”我听到他呼哧呼哧地没入黑暗中。先前我已经谈过我们回棚屋的那条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的难走的小道。他先把食品藏在草丛里，又回到我身边。“萨尔，我一个人实在对付不了。我要把它分成两箱，你得帮我。”　　　　
　　　　“可是我在值班呀。”　　　　
　　　　“你离开的时候，这里由我守着。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尽可能渡过难关。”他擦擦脸上的汗。“哇！我一再对你说，萨尔，我们是朋友，这件事我们两人都有份。根本没有别的办法。那些托斯提奥夫斯基们、警察们、李·安们、世界上所有的坏蛋们，都想扒我们的皮。我们必须留神，不能被他们算计。他们一肚子坏水。你得记住。老手是教不会唱新调的。”　　　　
　　　　我最后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洗手不干呢？”我们干这些事已有十星期之久。我每星期挣五十五元，平均给我的姨妈汇去四十元。这些日子里，我只在旧金山玩过一个晚上。我的生活全都是在棚屋里，在雷米和李·安的争吵，在工房区的午夜中度过的。　　　　
　　　　雷米又走入黑夜去取另一个箱子。我陪他在那条破旧的佐罗小径上艰难地跋涉。我们把食品搬到李·安厨房的桌子上，堆得像山高。她醒来时使劲揉眼睛。　　　　
　　　　“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是怎么说的吗？”她很高兴。我突然开始领悟到美国人天生都有贼心。我自己也形成了那种癖好。我甚至养成了试试房门有没有锁好的习惯。别的警察逐渐对我们产生了怀疑；他们从我们的眼神里看出了端倪；他们凭百无一失的本能猜出了我们的念头。多年的经验使他们了解雷米和我这一类人。　　　　
　　　　白天，雷米和我带着那把枪到山里去打鹌鹑。雷米蹑手蹑脚地接近那些咯咯叫的鸟，在相距不到三英尺的地方砰地开响了那把点32　口径的左轮。这一枪没有打中。他洪亮的笑声回荡在加利福尼亚树林和美洲上空。“你我应该去看香蕉大王了。”　　　　
　　　　那天是星期六，我们打扮得整整齐齐来到十字路口的公共汽车站。我们搭车去旧金山，在街上闲逛。我们所到之处都响起了雷米的大笑声。“你应该写一个有关香蕉大王的短篇，”他叮嘱我说。“不要糊弄老手，写别的什么。香蕉大王是你的题材。他就在那儿。”香蕉大王是一个在街角卖香蕉的老头儿。我毫无兴趣。但是雷米不停地戳我的肋骨，甚至揪住我的衣领拖我去。“你写香蕉大王，就是写生活中有人情味的东西。”我对他说我他妈的对香蕉大王不感兴趣。雷米强调说：“在你认识到香蕉大王的重要性之前，你根本不懂得世界上什么是有人情味的东西。”　　　　　
　　　　海湾里有一艘当浮标用的锈迹斑斑的旧货船。雷米一直想划小船去那儿，一天下午，李·安替我们准备好了午餐，我们租了一条船前去。雷米带了一些工具。李·安脱光了衣服，躺在最上层船桥上晒太阳。我在艉楼上看她。雷米爬到底舱耗子横行的锅炉房，敲敲打打，想找一些还没有拆光的黄铜衬管。我坐在破败的高级船员的食堂里。那艘货船十分老旧，以前装修得相当漂亮，木结构上有涡卷装饰，水手柜都是嵌入式的。这就是杰克·伦敦笔下的旧金山的影子。我在阳光充足的食堂里遐思冥想。耗子在储藏室里奔窜。以前有位蓝眼睛的商船船长在这里用过餐。　　　　
　　　　我到底舱去同雷米会合。凡是松动的东西他都要扳一下。“什么都没有。我以为应该有铜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一两把扳钳。这条船被一伙贼偷得一点不剩。”船在海湾里停泊了好多年。偷铜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我对雷米说：“哪一天晚上起雾的时候，我想睡在这条旧船上，任凭它摇晃，听海浪拍打浮标的声响。”　　　　
　　　　雷米十分吃惊；他对我的钦佩增加了一倍。“萨尔，如果你有那么做的胆量，我给你五块钱。难道你不知道这条船上可能有老船长的鬼魂吗？我非但会给你五块钱，还要划小船送你上货船，替你准备一餐饭，还有御寒的毯子和照明的蜡烛。”　　　　
　　　　“一言为定！”我说。雷米跑去告诉李·安。我真想从桅杆上跳下去，扑到她身上，但是我得遵守我对雷米作出的承诺。我把目光从她身上挪开。　　　　
　　　　在此期间，我开始频繁地去旧金山；我试遍了书上说的怎么搞定姑娘的办法。我甚至同一个姑娘在公园长椅上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天亮都没有结果。那姑娘来自明尼苏达，长着一头金发。那儿有许多同性恋者。有几次，我带着手枪去旧金山，当一个同性恋者在酒吧里凑到我面前时，我取出枪说：“呃？呃？你说什么？”他大为惊慌。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我知道这种人全国都有。可能因为旧金山太冷清，而我身边又有一支枪。我得在人们面前炫耀炫耀。我经过一家珠宝店，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拔出枪来打碎橱窗玻璃，取出最精致的指环和手镯，跑回去送给李·安。然后我们一起逃到内华达。我离开旧金山的时候到了，不然我会发疯。　　　　
　　　　我给迪安和卡洛写了长信，他们目前住在得克萨斯州牛轭湖老布尔的棚屋里。他们回信说，一旦准备就绪就会来旧金山同我会合。可就在这时，雷米、李·安和我的一切开始土崩瓦解。多雨的九月来了，与之同来的是游说和慷慨陈词。雷米和李·安带着我那部悲惨愚蠢的电影脚本乘飞机去了好莱坞，毫无结果。那位名导演整天醉醺醺的，不理睬他们；他们在导演的马里布海滩的别墅附近打转；当着别的宾客的面争吵起来；最后又乘飞机回旧金山。


《在路上》　第三部分《在路上》　第十节（5）

　　　　使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的是赛马场。雷米把能攒的钱全攒起来，大约有一百元，把他的衣服找了几件让我穿上，挽着李·安的手，我们便去海湾对面里士满附近的金门赛马场。下面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雷米的心肠多么好：他把我们偷来的食品分出一半，装进一个特大号的牛皮纸袋，带给他认识的一位寡妇。寡妇住在一个同我们住的廉租房小区相似的小区里，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下飘拂。我们陪同他前去。衣着褴褛的小孩看上去就让人伤心。那女人谢了雷米。她是他有点认识的一个水手的姐姐。“别放在心上，卡特太太，”雷米以他最帅气、最有礼貌的声调说。“那些食品还有许多许多，在原来的地方。”　　　　
　　　　我们去了赛马场。他难以置信地每次都下二十块赌注，第七场赛马还没有开始，他身边的钱已经输得精光。他用我们准备买食物的最后两块再下一次注，结果又输了。我们回旧金山只能沿途免费搭便车了。我又上了公路。一位先生让我们搭上他的华丽的汽车。我和他一起坐在前排。雷米编出一套话，说他在赛马场大看台后面丢了钱包。“事实是，”我说，“我们的钱全输在赌注上，为了避免在赛马场上被套牢，今后我们要找赌注登记经纪人，对吗，雷米？”雷米脸涨得通红。车主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