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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6095-在路上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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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对我说:“你去同那个倔头倔脑的哥们打个招呼,请他高抬贵手。我们有可能因此被解雇,去不了冲绳。”    
    “我去同他说说。”    
    我在警局对斯莱奇说,这件事不必太较真,放他们一马算了。他仍旧涨红脸,提高嗓门说:“我给人家的机会绝不超过两次。”    
    “喔唷,”阿拉巴马人说,“两次三次有什么差别?我们可能因此丢掉饭碗,”斯莱奇一言不发,自顾自开了拘捕单。他只拘捕了一个人;他召来市里的巡逻车,把那人带走。其余的几个兄弟沉着脸走开了。“妈会怎么说呢?”他们嘀咕着。其中一个回到我身边。“你去告诉那个得克萨斯的婊子养的,假如明晚之前我们的兄弟不放出来,他休想太平。”我心平气和地把原话转告斯莱奇,他什么也没说。那个兄弟给放了出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拨工人乘船离开;又来了一拨新的更野的工人。若不是为了雷米·邦库尔的缘故,这份工作我两小时都干不下去。    
    雷米·邦库尔和我两人多次一起值夜班,在那种情况下,什么都乱了套。我们悠闲地兜了晚上的第一个圈子,雷米试试每一扇门是否锁好,希望找到一扇没有锁上的。他总是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找一条狗,把它训练成超级小偷,让它进到那些家伙的房间,从他们的口袋里叼出钱来。我要把它训练得光叼美元现钞;我要让它整天嗅钞票的气味。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我要把它训练得只叼二十元面额的大钞。”雷米充满了疯狂的念头;几星期来,他的话题就是那条狗。没有锁好门的情况他只发现过一次。我不赞同这个主意,我在过道里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雷米悄悄打开那扇门,面对面看到的竟然是工房管理人。雷米特别讨厌那个人的脸。他有一次问我:“你时常谈起的那个俄罗斯作家姓什么来着——那个把报纸塞在鞋子里、头上戴着一顶从垃圾桶里拣来的大礼帽的人?”那是我向雷米很夸张地形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哦。就是他——就是他——托斯提奥夫斯基。”他发现的惟一一扇没有锁好的门是托斯提奥夫斯基家的。托斯提奥夫斯基睡眠中听到有人摆弄他家的房门拉手。他穿着睡衣起来,来到门口,丑陋的程度要比平时加倍。雷米开门时看到的是一张充满仇恨和生闷气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试试门。我以为这是——呃——放拖把的房间。我在找拖把。”    
    “你找拖把是什么意思?”    
    “呃——啊。”我上前插嘴说:“有个人在楼上的过道里呕吐了。我们得把它弄干净。”    
    “这里不是放拖把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我就要对你们这两个家伙进行审查,开除你们!听懂了没有?”    
    “有人在楼上呕吐,”我重复说。“放拖把的房间在过道那一头。那里。”他指着那里,等着我们过去拿拖把,我们这么做了,傻乎乎地拿着拖把上了楼。    
    我说:“该死的,雷米,你老是给我们找麻烦。你为什么老是小偷小摸?”    
    “世界欠我的,没有别的理由。你教不会老手唱新调。如果你再这样唠唠叨叨,我就要管你叫托斯提奥夫斯基了。”    
    雷米就像个小孩。他在以前的日子里,在法国上学的孤单的日子里,被剥夺了一切;他的继父母把他往学校里一送就不管了;他遭到威逼,每个学校都待不长,都给轰了出来;他晚上走在法国的道路上,从他有限的词汇里拼凑出骂人的话。如今他一心只想把失去的东西都要回来;他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路上》 第三部分《在路上》 第十节(4)

    工房区的自助餐馆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四下张望,确保没有人看守,特别是我们的警察朋友没有埋伏在附近;我蹲下去,雷米两脚踩在我肩膀上,爬上窗户。他打开窗户(窗户插销没有插住,因为傍晚时他已经做了手脚),翻身进去,落在堆放面粉的桌子上。我身手比较灵活,纵身一跳,就爬了进去。我们直奔冷饮小卖部。在这里,我儿时的梦想得到了实现,我揭开巧克力冰淇淋桶的盖子,一手插到齐腕深,捞了一大坨冰淇淋,立刻大舔起来。接着我们找了一些盛冰淇淋的盒子,把它们统统填满,上面浇了巧克力糖浆,有的浇了草莓糖浆,然后在厨房里转悠,打开冰柜,看看有什么可以装在口袋里带回去的。我时不时撕下一块烤牛肉,用餐巾纸包好。“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是怎么说的吗,”雷米说。“我们必须削减生活费用。”    
    一天晚上,他把一个巨大的纸箱装满了食品,我等了好久。我们无法把箱子从窗户拿出来。雷米只得把箱子出空,放回原处。后来,他下了班,我独自一人在基地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沿着那条古老的峡谷小道走去,指望遇到一头鹿(雷米在附近见过鹿,即使在一九四七年这一带仍旧很荒凉),就在这时,我听到黑暗里有可怕的响动,一种近似咆哮的、呼哧呼哧的声音。我以为是一头犀牛在我背后追赶。我抓紧手枪。峡谷的阴影里出现一个高大的影子;它的脑袋硕大无比。我突然领会到那是扛着一大箱食品的雷米。他被沉重的箱子压得直呻吟。他找到了自助餐馆门上的钥匙,把食品从前面搬了出来。我说:“雷米,我以为你已经回到了家里;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说:“帕拉迪斯,我告诉过你好几次,杜鲁门总统说过,我们必须削减生活费用。”我听到他呼哧呼哧地没入黑暗中。先前我已经谈过我们回棚屋的那条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的难走的小道。他先把食品藏在草丛里,又回到我身边。“萨尔,我一个人实在对付不了。我要把它分成两箱,你得帮我。”    
    “可是我在值班呀。”    
    “你离开的时候,这里由我守着。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尽可能渡过难关。”他擦擦脸上的汗。“哇!我一再对你说,萨尔,我们是朋友,这件事我们两人都有份。根本没有别的办法。那些托斯提奥夫斯基们、警察们、李·安们、世界上所有的坏蛋们,都想扒我们的皮。我们必须留神,不能被他们算计。他们一肚子坏水。你得记住。老手是教不会唱新调的。”    
    我最后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洗手不干呢?”我们干这些事已有十星期之久。我每星期挣五十五元,平均给我的姨妈汇去四十元。这些日子里,我只在旧金山玩过一个晚上。我的生活全都是在棚屋里,在雷米和李·安的争吵,在工房区的午夜中度过的。    
    雷米又走入黑夜去取另一个箱子。我陪他在那条破旧的佐罗小径上艰难地跋涉。我们把食品搬到李·安厨房的桌子上,堆得像山高。她醒来时使劲揉眼睛。    
    “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是怎么说的吗?”她很高兴。我突然开始领悟到美国人天生都有贼心。我自己也形成了那种癖好。我甚至养成了试试房门有没有锁好的习惯。别的警察逐渐对我们产生了怀疑;他们从我们的眼神里看出了端倪;他们凭百无一失的本能猜出了我们的念头。多年的经验使他们了解雷米和我这一类人。    
    白天,雷米和我带着那把枪到山里去打鹌鹑。雷米蹑手蹑脚地接近那些咯咯叫的鸟,在相距不到三英尺的地方砰地开响了那把点32 口径的左轮。这一枪没有打中。他洪亮的笑声回荡在加利福尼亚树林和美洲上空。“你我应该去看香蕉大王了。”    
    那天是星期六,我们打扮得整整齐齐来到十字路口的公共汽车站。我们搭车去旧金山,在街上闲逛。我们所到之处都响起了雷米的大笑声。“你应该写一个有关香蕉大王的短篇,”他叮嘱我说。“不要糊弄老手,写别的什么。香蕉大王是你的题材。他就在那儿。”香蕉大王是一个在街角卖香蕉的老头儿。我毫无兴趣。但是雷米不停地戳我的肋骨,甚至揪住我的衣领拖我去。“你写香蕉大王,就是写生活中有人情味的东西。”我对他说我他妈的对香蕉大王不感兴趣。雷米强调说:“在你认识到香蕉大王的重要性之前,你根本不懂得世界上什么是有人情味的东西。”     
    海湾里有一艘当浮标用的锈迹斑斑的旧货船。雷米一直想划小船去那儿,一天下午,李·安替我们准备好了午餐,我们租了一条船前去。雷米带了一些工具。李·安脱光了衣服,躺在最上层船桥上晒太阳。我在艉楼上看她。雷米爬到底舱耗子横行的锅炉房,敲敲打打,想找一些还没有拆光的黄铜衬管。我坐在破败的高级船员的食堂里。那艘货船十分老旧,以前装修得相当漂亮,木结构上有涡卷装饰,水手柜都是嵌入式的。这就是杰克·伦敦笔下的旧金山的影子。我在阳光充足的食堂里遐思冥想。耗子在储藏室里奔窜。以前有位蓝眼睛的商船船长在这里用过餐。    
    我到底舱去同雷米会合。凡是松动的东西他都要扳一下。“什么都没有。我以为应该有铜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一两把扳钳。这条船被一伙贼偷得一点不剩。”船在海湾里停泊了好多年。偷铜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我对雷米说:“哪一天晚上起雾的时候,我想睡在这条旧船上,任凭它摇晃,听海浪拍打浮标的声响。”    
    雷米十分吃惊;他对我的钦佩增加了一倍。“萨尔,如果你有那么做的胆量,我给你五块钱。难道你不知道这条船上可能有老船长的鬼魂吗?我非但会给你五块钱,还要划小船送你上货船,替你准备一餐饭,还有御寒的毯子和照明的蜡烛。”    
    “一言为定!”我说。雷米跑去告诉李·安。我真想从桅杆上跳下去,扑到她身上,但是我得遵守我对雷米作出的承诺。我把目光从她身上挪开。    
    在此期间,我开始频繁地去旧金山;我试遍了书上说的怎么搞定姑娘的办法。我甚至同一个姑娘在公园长椅上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天亮都没有结果。那姑娘来自明尼苏达,长着一头金发。那儿有许多同性恋者。有几次,我带着手枪去旧金山,当一个同性恋者在酒吧里凑到我面前时,我取出枪说:“呃?呃?你说什么?”他大为惊慌。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我知道这种人全国都有。可能因为旧金山太冷清,而我身边又有一支枪。我得在人们面前炫耀炫耀。我经过一家珠宝店,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拔出枪来打碎橱窗玻璃,取出最精致的指环和手镯,跑回去送给李·安。然后我们一起逃到内华达。我离开旧金山的时候到了,不然我会发疯。    
    我给迪安和卡洛写了长信,他们目前住在得克萨斯州牛轭湖老布尔的棚屋里。他们回信说,一旦准备就绪就会来旧金山同我会合。可就在这时,雷米、李·安和我的一切开始土崩瓦解。多雨的九月来了,与之同来的是游说和慷慨陈词。雷米和李·安带着我那部悲惨愚蠢的电影脚本乘飞机去了好莱坞,毫无结果。那位名导演整天醉醺醺的,不理睬他们;他们在导演的马里布海滩的别墅附近打转;当着别的宾客的面争吵起来;最后又乘飞机回旧金山。


《在路上》 第三部分《在路上》 第十节(5)

    使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的是赛马场。雷米把能攒的钱全攒起来,大约有一百元,把他的衣服找了几件让我穿上,挽着李·安的手,我们便去海湾对面里士满附近的金门赛马场。下面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雷米的心肠多么好:他把我们偷来的食品分出一半,装进一个特大号的牛皮纸袋,带给他认识的一位寡妇。寡妇住在一个同我们住的廉租房小区相似的小区里,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下飘拂。我们陪同他前去。衣着褴褛的小孩看上去就让人伤心。那女人谢了雷米。她是他有点认识的一个水手的姐姐。“别放在心上,卡特太太,”雷米以他最帅气、最有礼貌的声调说。“那些食品还有许多许多,在原来的地方。”    
    我们去了赛马场。他难以置信地每次都下二十块赌注,第七场赛马还没有开始,他身边的钱已经输得精光。他用我们准备买食物的最后两块再下一次注,结果又输了。我们回旧金山只能沿途免费搭便车了。我又上了公路。一位先生让我们搭上他的华丽的汽车。我和他一起坐在前排。雷米编出一套话,说他在赛马场大看台后面丢了钱包。“事实是,”我说,“我们的钱全输在赌注上,为了避免在赛马场上被套牢,今后我们要找赌注登记经纪人,对吗,雷米?”雷米脸涨得通红。车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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