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皇帝唐骏-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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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鲍尔默左右的是今年9月继任微软大中华区的总裁陈永正。就在当天，唐骏离开微软转投一家Linux厂商的消息成为会场作者讨论的热点。时间进入2003年，微软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掌控，体现了其对中国重视程度的加强。7月初，微软进行全球组织架构调整时，微软就不断加重中国区的权重；9月份，陈永正空降微软，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统归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管辖，在大中华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事务为核心的格局。9月中旬，包括微软7大业务线中，近30位高级副总裁同时“感受中国”，要求微软上下一致重视中国市场。9月底，微软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由微软所有的副总裁组成“中国咨询委员会”直接“遥控”大中华区的工作。陈永正表示：中国咨询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会，把中国策略的执行或者遇到的问题，向美国总部做直接的沟通。10月份，微软决定取消微软中国架构，唐骏将在微软总部重新分配工作。在新的微软全球组织架构中，微软大中华区跳出亚太区的控制并与之平级，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被单独拿出来由微软总部管理的亚洲市场，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陈永正直接向微软总部汇报。通过一系列措施，微软已经完成了大中华区的新布局，中国事务得到微软前所未有的重视，鲍尔默于此时访问中国，兑现对中国的承诺是其任务之一，同时，鲍尔默还将布局大中华区事务。鲍尔默下机的当晚，陈永正即向鲍尔默汇报其上任2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此时，取消微软中国组织架构已成定局，没有定下来的只是唐骏是在微软内部重新分配工作还是离开微软。…………………………………………………………………………
实现我的梦想
唐骏如何走到今天？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最难忘的少小时的记忆和最珍贵的打工经历，在我需要作出判断与决策时，每每会指引着我，产生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作用。我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想得那么遥远，我和哥哥十来岁就要盖房子，这段经历是磨炼，也是苦难。十二三岁是什么年纪？是开始关注异性、也渴望得到异性关注的一个年纪，而我们却要在精神和体力上忍受那么多。盖房子最开始的工作是由我和大哥唐政一起完成的，父母都要上班。然后是包工头进驻，完成剩下的工作。我结婚就是在常州老房子里结的，那时候我正在日本留学，刚刚留学一年，我带着女朋友从日本回到常州，摆了很多酒席。那热闹场面，父母的兴奋，新娘子的纯情，亲朋好友席上的觥筹交错，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婚后，我跟新娘子提起当年修房子的旧事，新娘子笑了：你家人看得真远，想象力真丰富。那样的记忆，历久弥新，现在我与妻子开玩笑还会提起。但修房子时所历经的苦难，却不似玩笑那么轻松。所以，我现在做任何计划，工作、人生、发展，从来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外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世界变得太快，现在就跟自己说若干年后该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计划越长远，就越没有可行性。当然，我的童年不仅仅只有修房子的苦难，也有让我得意的事情。在小学里，我当过红小兵、小队长、中队长，还担任过大队长。红小兵是起点，大队长是“仕途”的顶点。看来，在小学里我的“仕途”颇为顺利，一点不像在初中的经历那么不顺利，也不像我成人后的经历，波澜壮阔，坎坷曲折。那时虽然是个领导，但并不组织什么活动。现在我很奇怪：那时候自己为什么没有组织什么活动呢？也有一些活动，是到街头、乡下演出，但都是老师组织的。在那个混乱年代，我在小学里参加的活动与平常岁月没有什么区别。这让我很奇怪，一点也不像现在的我嘛。中学时我“仕途”不顺，开始变得自暴自弃起来。好在大哥的“金榜题名”激励了我，记得那时我还是着实的认真了一把的。可是，我的语文很差，高考只得了59分，落到了第五志愿。我只能进北京邮电大学。在北邮，我经常不去上课，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社团活动，好动的我没有用武之地，日子平淡无聊，像杯白开水。也许大家都知道我还留过学，但是我想说，我争取留学名额的过程，远远比留学这一事件本身更能激励现在的我。我那时在北京邮电上学，花了两年时间考研究生，考了全校第一，当时每个重点院校有两个名额可以保送到美国，但我却没被保上。我不甘心就这样，然后四处打听，打听到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还有一个空的名额，我就去北广找老师，说想把学籍从北邮转到北广来。经过复杂的转学手续转到了北广，我就向老师说想出国留学，但是老师说，申报名额已经交到国家教育局了，时间已经耽搁了。我就去找国家###出国留学司司长，他说已经审批完了，现在来不及了。我那时候很失望，但我不想放弃，不想以前的努力就这么白费了。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很简单很笨的办法：我开始去国家教育局“上班”，上班地点是教育局门口。司长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就迎上去说：“司长好，来上班了？”中午司长出门去对面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司长吃饭啦，吃好点哈！”司长吃饭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司长吃完了，还有点时间，你可以午睡一会！”下午下班的时候，我说：“司长下班了。”就这样一天两天，司长很奇怪什么时候教育局门口多了个保安，还只给他打招呼。你们知道，人那，不怕被人恨，被人凶，就怕被人盯上，司长开始不得劲了。我倒无所谓，我还有四个月才毕业，这段时间我正好没地方去，就可以天天到教育厅来“上班”，感觉也很气派，来国家教育厅上班。到第五天的时候，司长撑不住了，中午我照样说：“司长吃完啦，还有点时间可以午睡一下。”司长说：“我不午睡了，你跟我上来一下。”进了司长办公室，司长问：“你干嘛的？”我就说明了原因。司长什么也没说。
第六天我照样过去“上班”，中午的时候又被叫进去，司长给了我一堆资料说这些你填一下，我就拿回去填。第七天，司长给了我一张纸，说这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那张纸就是出国留学批准证！大家知道吗，人们需要执着的精神，你拿出执着的精神，世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出国后，我非常珍惜我的留学机会，也就更加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适应社会。这一努力，就努力到了博士。期间，我还发明了“卡拉OK评分系统”，通过专利转让，赚取了八万美元。靠着这第一桶金，我在1993年成立了一家名叫“双鹰”的软件公司，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是会简单问候的智能机器人，第二个产品，就是后来被盖茨看上的男女配对机。这些经历都为我与微软结缘奠定了基础。进入微软之后，我如鱼得水，九个月内从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升为项目经理，六个月后，又成为了部门经理，年薪也由最初的五万美元涨到了七万美元。之所以晋升得这么快，是与我的个人努力分不开。在我做程序员的时候，主要负责Windows NT的开发，当时为了把英文版开发成其它语言版本，微软需要用到三百多人的大团队。我觉得这个办法很蠢，但如果只是单单提出意见而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我的想法是不会引起重视的。经过半年的努力，我写出了几万行代码，反复试运行后，终于初见成效。这样，三百多人的大团队，由于使用我的程序，而一下子精简到了五十人。我曾和盖茨开玩笑，问他微软从什么时候出现转折快速增长的，盖茨说是在94年的几月份，我说，我就是那个时候来的微软，然后盖茨目瞪口呆的盯着我……2004年我要离开微软的时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盖茨，信中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在微软的几年里，我不敢说我是微软最勤奋的员工，但我敢说微软里没有比我更勤奋的员工。很快盖茨打电话给我：“骏，你一定要走吗？”我说：“比尔，我一定要走。”“你真的不可以留下吗，我可以给你任何位置，随便你选。”“我想去一家中国公司工作。”“那好吧。”随后盖茨立即召开董事会会议，会上全体一致同意授予我微软终身荣誉总裁称号。这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微软终身荣誉总裁称号，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带着这份荣耀，我进入了盛大。日本和美国的留学经历，以及曾经在微软的经验，让我成功带领盛大登陆纳斯达克，并策划了盛大一系列轰动项目。当我觉得我对盛大的推动速度已经到了一定的**时，我选择了离开。不是说我留在盛大没有发展没有帮助，而是，那个发展和帮助肯定没有前面几年那么轰轰烈烈，于是就有了今年四月份的“天价转会”。天价，并不是我最看重的，我曾经不只一次说过，我不会因为追求名利、地位、金钱，而失掉快乐。真正让我高兴的是这一系列事件所代表的深层含义，那就是，中国的职业经理人转会制度日趋成熟，而我，有幸成为了中国职业经理人标杆。我坚信：“简单＋勤奋=成功”。2008年8月
跋
还是从一个小故事讲起。2007年初作者花了一个月时间，走访浙江企业，足迹遍及温州、宁波、杭州。在杭州一家公司，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大学同学，他竟是这家公司的副总裁。毕业七年，还是第一次见面。青春重现，时光似乎又回到冰城哈尔滨。晚上约在一起吃饭，才知道他不仅是这个公司的副总，还是公司董事长的女婿。董事长家只有独女，公司近年来业务拓展迅速，这位同学目前主管公司运营，董事长希望他快速成长，负责更多业务，甚至未来继承偌大产业。他说，浙江省有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公司从最初的员工数人，年营收数万发展到现在的员工数千人，营收超过十亿的规模。为适应公司的成长，原来的粗放式管理必须向精细化管理升级，需要专业的管理人才。最通常的做法是从家族内部遴选，就像同学所在的公司，女儿不愿承担公司日常管理工作的繁巨，就由女婿接手，或是由兄弟、子侄加盟。大学一毕业他就来到了杭州，在杭州一呆就是七年。其间有两年在上海读EMBA，班上同学也多来自华东民营企业，对华东企业状况十分了解。据他观察，华东企业最初大都立足本地，业务模式也比较单一，比如生产继电器、螺丝钉、打火机、汽车零部件等诸多产品中的一种。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这些企业已经拓展到华东之外的地区，业务形态也不再单一：到东北建厂，就近利用丰富的农业、矿产资源；到西北、西南建厂，利用本土更廉价的人力资源；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投资房地产……商业智慧缺位正制约着民营企业的发展。企业涉足的产业越来越多，面对新的产品、新的服务，需要的管理技能就越专业，就需要越专业化的管理人才。杭州的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是所有的中国企业遇到的问题。这位同学说：都在说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二代问题、权力转移问题，但专业化的管理、专业化的人才问题，是中国民营企业更普遍面临的问题。他甚至说，要解决第二代问题、权利交接问题，一定要解决专业化的管理、专业化的人才问题。何处寻找商业智慧？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解决方式是在家族内部寻找。除了将孩子送到北京、上海，甚至海外求学之外，在杭州、在萧山，有许多企业家将子女送到银行上班。有企业家为了让子女到银行上班，先存1000万甚至更多的钱到银行，成为银行的大客户，支持银行的业务发展。一些企业家将孩子送到阿里巴巴、浙大网新这样的当地明星公司来上班。他们希望有一天孩子学成归来，继承自己打拼一生累积下来的产业。他们始终将寻找商业智慧的眼光放在家族内部。这与西方、欧洲形成很大的差别，西方的公司，包括许多家族企业，比如IBM、杜邦、洛克菲勒，除了在家族内部寻求商业智慧外，他们更多的将目光投向家族外部，投向全社会。诸多原因形成了这种中西差别，最重要的原因是过去数千年来，东方社会以宗法、血缘维系，西方自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制度一经确定，西方社会以契约维系，组织各种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的制度亦如是。由宗法、血缘维系的东方社会，对于家族外的人很难建立信任感，对家族外商业智慧的信任缺失，使我们短视、逼仄。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这个社会某些运行逻辑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其中包括中国民间的经济资源组织方式。正如前述那位同学所忧虑的：如何建立起对外部商业智慧的信任，吸引外部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