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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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政府把注意力集中于基础部门—钢铁、电力、化工和煤炭。例如，在化工部门，1949年政府通过《迅速建立人造纤维生产计划》，在外汇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尼龙和乙烯生产。1953年通过《人造纤维升级计划》，提出鼓励扩大人造纤维的生产规模。在1955年，政府通过《发展石化产业的对策》，开始降低人造纤维原料的价格，该计划旨在通过激励和贷款在日本建立石化生产。
广泛的政府指导和批准机制在这一时期逐渐制度化。例如，在1954年政府通过《稳定化肥供需暂行法》，规定了化学制品的价格上限。1964年通过一项类似的法律，规定了向农场主出售的价格，以鼓励在生产者中间的合作。日本政府还通过1978年的《稳定特殊低迷产业的暂行办法》和1983年的《结构改进法》，允许指定的公司建立卡特尔以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些法律覆盖了许多基础产业。
日本政府并没有参与所有的产业，而是挑选某些产业“作为目标”，包括诸如煤炭、钢铁、船舶制造、半导体和计算机等经常被研究的产业。在努力获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过程中，政府把具有较高收入需求弹性的产业作为目标，比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把高科技产业作为目标以保证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处于最前列，这类产业的金融资本回报被认为是最高的。
最先把日本政府模型变成文化的人是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约翰逊被称为日本发展模式概念之父。他认为日本政府实际上培育了产业的发展，而在西方经济中政府只是制定游戏的规则。约翰逊把这种发展方向归结为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和60年代的前半期之间，日本的纤维和纺织品的出口从30％下降到8％，而机械的出口从14％上升到39％。约翰逊认为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单凭经济、制度和文化是不能解释的，并断言“在某些经济战略产业中，政府的产业政策造成了投资率的差异”。
引导经济增长是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的职责。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设计者，通商产业省（MITI）被看成日本“奇迹”的催化剂。约翰逊认为通产省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其制定了实用的、遵从市场规则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刺激了投资，并带来了快速的增长。这种观点广为接受。在这些产业中，钢铁、大型船舶、汽车和计算机经常被引证为日本独特的产业政策的受益者。
约翰逊强调通产省将日本经济中其他参与者的作用降至最小。接着，他强调了综合网络的重要性。通过网状系统，日本的机构可以同时做到竞争和合作。这些机构包括大藏省（MOF）、邮政省（MPT）、日本银行、经济企划厅、自由民主党、产业协会、系列（商业集团）、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其他经济联盟、大公司、多层分配渠道、国家劳工协会和企业劳工协会。这种网状系统为通产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制，使其可以通过这个机制影响产业政策和协调政策主动权。它们还提供了高度发达和机构化的争端解决系统，在这里，日本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端通过胜诉者以某种方式从败诉者取得赔偿而得到解决。同时，这些网状系统使得外国公司难以进入日本，特别是供应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中的网络阻止了外国公司获得与日本公司平等的竞争地位。可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长期来看，这些网状系统中的一些对于袋装消费品、精制食品和服装等产业只是阿基里斯的脚踵，实际上阻止了它们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应该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政府在国家战后的发展中是那么重要。例如，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和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认为，虽然政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是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私有部门。政府的干涉常常通过私有市场的力量来加速已经发生的运动趋势。帕特里克和罗索夫斯基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管理与技术技能的丰富的供给、高投资率和快速的技术进步是高速增长的原因。我们基于自己的工作也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但是这种观点只是代表了极少数人。特别是在西方，日本的产业政策方法被看做对已经树立的正统观念的严重威胁。
第一部分第二章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2）
日本政府模型的要素
图2…1列出日本政府模型的几个模块。当学者和其他人谈论这个模型时，这些是他们最常引用的发展政策。
* 具有稳定官僚机构的中央政府积极参与（特别是通产省）
* 以优先发展产业为目标来提高经济增长率
* 迅速提高出口
* 广泛的“指导”、审批要求和规章
* 对国内市场的选择性保护
* 限制外国直接投资
* 松懈的反垄断执行力度
* 政府导向的产业重组
* 卡特尔的官方认可
* 高度管制的金融市场和受限的公司治理
* 政府资助合作研究开发（R&D）计划
* 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图2…1 日本政府模型
* 具有稳定官僚机构的中央政府积极参与
政府应该主动地指导经济，这一理念是日本政府模型的基础。发挥这一功能的基本的机构是强有力的政府部门，特别是通产省和大藏省。依靠精锐的职业官僚，这些政府部门在选举产生的官员任期之外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实际上，政治家们甚至不必在被官僚们把持的日本议会中回答问题。官僚们在相对年轻的年龄引退，那时他们会在其他公共机构或私有部门占据关键位置。
* 以优先发展产业为目标来提高经济增长率
政府把适当的产业定为目标来给予支持。选定的目标被列示在法律、提供给公司的政策指引和通产省（和其他次要的机构）广为发布的官方对经济的“观察”中。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选定目标的做法与金融措施一起促进受影响的产业的发展。70年代以后，选定目标有时更多是发挥一种信号传递的作用，即在没有明确提出补贴和税收刺激的情况下，使得某个产业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并影响私人投资）。但是，政府常常在诸如促进信息技术和保护能源等名义之下，继续干涉特定的产业。
* 迅速提高出口
日本为发展其经济，一心一意把重点放在培育目标产业的出口上。政府被这样一种观念所困扰，即日本作为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小国要存活下来，只能依靠生产可出口的产品。被作为目标的产业，会得到大量出口激励措施的优惠，包括按出口增长的比例加速计提折旧的特殊税收刺激，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提供融资和为零部件及原料的生产提供低息贷款。
例如，缝纫机产业二战后马上被作为出口产业而加以促进。因为在那时美国占领军司令部（US Occupation Command）不允许日本的公民直接和外国消费者交易，所以日本政府甚至为日本的生产商起到了贸易公司的作用。另外，虽然因为被压抑的需求和家用缝纫的需要使得国内市场快速增长，但是政府在1948年还暂时把对美元的汇率设为415日元（先前为170日元）以支持出口，并向参与出口的缝纫机制造商提供额外的奖励。
* 广泛的“指导”、审批要求和规章
各种政府规章十分广泛，从官方审批要求到对产业协会磋商的“非官方的”准则的所谓“行政指导”。例如，在证券业，企业不仅需要营业许可，而且对于诸如建立新的分支机构、进行合并和进入非传统的证券服务领域等决策还需要大藏省的许可。除了正式的法律和法规，大藏省的官员还发布大量的指导方针，许多只是口头的。实际上，产业观察家评论说“大藏省甚至对在这个产业里如何使用筷子还要进行管制”。一个非官方的制定规章的团体—日本证券交易协会，也设立了许多规则。
* 对国内市场的选择性保护
为了在竞争性进口中保护国内的公司，外国的公司经常被拒在日本市场之外。贸易和外汇管制的设置是为了使日本公司在选定的增长性产业中“赶上”它们的国际竞争者。绝大多数的产业，从原材料到产成品，都被保护起来。例如，在战后早期，当时世界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商歌唱家（Singer）一度被拒于日本急速发展的缝纫机市场之外。
这些限制只能使日本勉强地偏安一时，因为来自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压力在增加。1964年日本开始放松进口限制，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满足第8项条约的成员。对那些被认为必须要进行保护的产业，进口保护放松得最为缓慢。保护措施中最严格的形式—进口限额，1964年在彩电产业、1965年在公共汽车产业、1971年在彩卷产业、1973年在电子计算器和现金出纳机产业、1974年在集成电路产业及1975年在计算机产业陆续被废除。但是，日本的市场还远远不够开放。
* 限制外国直接投资
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严格限制和难以逾越的地方自有权管理规定阻止了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政府推断，幼稚的产业和对于其他产业具有高度外溢效果的产业需要保护。例如，在清洁剂产业，整个20世纪50和60年代，日本政府禁止外国投资者拥有日本公司的所有权。直到70年代，政府才允许五五开的合资。在证券业，外国直接投资直到1967年才放开，在1986年仅有6家外国公司具有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会员资格。
外国对国内直接投资的所有官方限制从1956年逐渐放松，到1973年才大部分解除。其他得到延长保护的产业包括汽车（1971年）、集成电路（1974年）、制药和计算机（1975年）和信息处理及胶卷（1976年）。
第一部分第二章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3）
* 松懈的反垄断执行力度
在日本作为目标的增长产业中，政府的目的是要建立几个足够大的企业以在国际市场上有效地竞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新日本制铁公司，它在1970年由富士钢铁公司和八幡钢铁公司合并而成。起初，富士和八幡钢铁公司本是一家公司，二战后被旨在分散日本产业的盟军占领军司令部（Allied Occupation Command）分拆。通产省欢迎合并，因为合并可以创造一个控制30％以上的钢铁产品市场的公司。虽然公平贸易委员会（FTC）最初反对合并，但它最终在仅附加几个条件的情况下同意了。观察家评论，如果FTC能够同意这个合并，它将同意任何性质的合并。除了允许为集结主要产业而进行的大规模合并，政府还协调新工厂投资的分配。这种情况发生在石化、人造纤维和造纸等其他产业中。其目标是使生产能力过剩和“过度”竞争最小化。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几次加大反垄断力度的尝试都因为政治上的反对而失败了。一个实例是1981年公共设施项目的装配投标诉讼。虽然FTC进行了调查，但是建筑业说服了占主导地位的自民党，以官方的名义表达了FTC应该在建筑业放松反垄断力度的观点。FTC被迫停止了调查。FTC用于反垄断诉讼的预算和人力非常有限。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它公布了定义非法行为的方针，但是产业的服从基本上是自愿的。这些方针并没有配套的制裁和惩罚措施。例如，在1977年以前，即使FTC发现了非法的卡特尔，它也不会强制罚款。只是在1989年结构性障碍动议权的会谈中，美国要求日本加强反垄断力量，在此压力之下，到了90年代，FTC才变得主动些。
* 政府导向的产业重组
政府规划者相信管制生产能力和阻止过度竞争对于产业的长期成功是必要的。官僚们也担心日本的公司会因为太小了，而不能取得国际竞争所必需的规模经济优势。为了取得这种经济优势，公司被积极地鼓励通过划分生产线进行合作，以扩大生产规模。合并是尤其受到鼓励的，因为合并是迅速取得规模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这些想法由通产省于1963年首先提出，尽管实际上日本的公司已经成为庞大的、重要的全球竞争者，但是在进入90年代以前日本政府仍然坚定地信奉这些想法。
为了扩大规模和限制过度竞争，日本政府有时主动地推动合并。例如，在海上运输业，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豁免了日本开发银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