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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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化工产品制造商不得不使用受高度保护的国内石油提炼厂所生产的昂贵的原料。同样，对国外投资的限制也会损害竞争力，因为它延迟了日本厂商同本可以在日本设厂经营的高效率的国际供应商的接触，制约了日本厂商的大规模发展。最后，贸易限制还会通过减少理念、技术和竞争意识方面的交流而降低经济创新比率。在全球化的经济中，限制贸易和投资会对国内厂商产生既无法理解又无法预料的负面的反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竞争性产业范围狭窄，以及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没有新的出口工业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政府曾经只寄希望于农业部门成为开放的市场，以证明贸易开放会使日本公司更繁荣。育种业是日本农业中少数几个没被高度保护和管制的部门之一。Sakata种子公司拥有三色紫罗兰种子70％的世界市场份额以及美国椰菜种子80％的市场份额。与受保护企业不同的是，Sakata很早就涉足海外市场。该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受到世界关注，是因为它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花卉展览中获得了奖项。通过不断升级它的产品组合，Sakata逐步进军水果和蔬菜种子市场。现在Sakata有60％的种子在海外生产，并且出口到130个国家。事实上，Sakata是惟一一家拥有国际竞争力的日本农业公司。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3）

　　　　保护程度削弱的产业已经显现出进步的迹象。以移动电话为例，在1994年以前，日本居民甚至不允许拥有移动电话，他们只能从NTT公司租借。政府的政策使得国内市场对质量和产品精细程度的感觉变得迟钝。日本政府只允许使用两种移动电话规格，一种依据摩托罗拉的技术，而另一种依据NTT的技术只适用日本，这个政策有效地阻止了国外厂商的进入。但结果使日本制造的移动电话只是次等品，并且价格昂贵。　　　　
　　　　在美国和欧洲企业与政府的巨大压力下，日本政府从1994年起开放市场，于是日本成为世界移动电话的主导市场。日本1。26亿人口拥有5000万移动电话，日本现在的移动电话集中程度已经超过美国。　　　　
　　　　日本制造的移动电话已赶上欧洲产品的水平，虽然欧洲制造商是该产业的标准制定者。在顾客要求和竞争压力下，移动电话已可用做买卖股票、预定火车票飞机票、银行转账、收发短信息和简单图画的工具。在2001年，日本公司将采用第三代移动技术，该技术承诺提供更好的语音质量以及传输数据和视频的能力。京扇堂株式会社（Kyocera）已经采用了该技术的早期版本。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在强大压力和顾客要求的促动下，在没有贸易保护和其他扭曲的环境中，日本公司可以获得成功。　　　　
　　　　现在是日本有足够信心引入自由贸易的时候了。这样做会使许多产业减少成本投入，鼓励创新，增强竞争力。在40年前，自给自足也许就可以了，但是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变化已使这样的想法过时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先进的经济环境中，努力成长的公司已无法墨守成规。统计数据也再次说明了贸易和国外投资的开放与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　　　　
　　　　许多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巨额贸易顺差实际上是惊人的劣势所在，因为这一状况是限制本可以大大增强日本经济生产力的国外竞争而引起的。具有讽刺性的是，贸易保护正在促使日本公司向海外迁移，既可以更有效地获得原材料又可以对付日本保护主义所引起的贸易摩擦。　　　　
　　　　引入自由贸易意味着应清除直接和间接的贸易和投资壁垒，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允许日本顾客在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之间进行公平选择的体制。比如在有关扁型玻璃杯的贸易争端中，许多措施将限制进口玻璃杯的使用（比如每个日本厂商都要使用惟一的经销商）作为抵抗国外厂商的隐形进入壁垒。加强反托拉斯的强制措施将会帮助分销系统向有竞争力的国外公司开放，反过来也会培养日本公司的竞争力。电子商务的出现正使日本消费者愈加关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价格差异，并创造了同国外销售商直接打交道的机会。这会加速市场开放进程。　　　　
　　　　建立世界级的大学体制　　　　
　　　　在发达的工业经济中，大学体制已成为竞争力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大学在国家创新体制中的作用已超出它所进行的研究本身。首先，大学里的研究是开放的，而且比公司的R&D机构和政府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传播得更加迅速。其次，大学里的研究对于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很有价值。再次，大学里的研究可以孵化新企业。以1980年到1997年间为例，三所美国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促生了245家创业公司。最后，大学是一国基础科研能力和私人企业间的重要纽带。波特在1999年对全国创新能力的研究中指出，大学里进行的全国性研究比例对全国创新成果有重要影响。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的产业缺乏竞争性的根源常会被追溯到日本大学。值得肯定的是，日本的基础教育体制是处于高水平的，这也是其优势所在。然而，我们也赞同现在需要对日本大学进行重大的改革。　　　　
　　　　仅仅以机械性记忆为基础的教育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日本必须更注重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衡量学生的技能，并针对学生的特长因人施教，而且要脱离教育省设定的统一课程。　　　　
　　　　由于基础教育中显露的弱点越来越多，很多大学，比如东京大学，不得不让新生补修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比如，在最近一次对新生进行的大规模调查中，超过10％的文科生不能进行含有分数的简单计算。想进入大学的学生必须在所有基础学科中都表现出竞争实力，而不能只局限于与专业相关的科目。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4）

　　　　日本的高等教育体制离期望还有一定距离。不仅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日本大学也没能在诸如计算机软件和生物技术之类的重要领域内培养出足够的学生。1996年，日本生物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是1　875人，而美国是62　081人。1996年，日本的研究生数目是每1　000人中有1。3个，而美国在1994年就有7。7个，法国在1995年就有3。5个。同期日本研究生对本科生的比例是6。9％，而美国是16。4％，英国21。3％，法国17。7％。　　　　
　　　　专业人才的持久性短缺已经阻碍了很多重要产业的生产力增长，这在第二章中已经有所描述。眼前的例子就有律师行业。日本常被作为因诉讼比美国少而受益的例子，但是在复杂经济中，律师是不可缺少的。律师短缺正阻碍日本商业贸易的发展速度，而且精通技术领域的日本律师更是严重匮乏。　　　　
　　　　如果日本国民无法在各个学科领域获得深入的专业化技能，日本的生产力和创新力将不会获得提高。日本公司的培训项目很有益，但只涉及大公司所雇用的少部分员工。而且公司培训无法取代一流大学的教育。另外，公司培训倾向于制造通才，而现代知识经济需要更多的专才。即使是知名的日本公司，其培养人力资源的方法也需要变更。　　　　
　　　　高难度的入学考试使得日本最好的大学难进易出。很多学生将大学时光看作是四年假期，或者说是“偿债”。由于公司依赖的是自身的培训，而且在雇用时也不关心成绩，所以，学生们几乎没有什么学习的动力。如果日本公司更加强调将大学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培养机制的一个部分，而且加强同大学的联系以确保大学输送所需技能的人才，这些公司将从中受益。　　　　
　　　　日本大学面临的问题来源于严格的管制和政府机构无微不至的管理。举例来说，像东京大学这样的知名大学绝大多数都是国立的，教授不许加入公司的董事会或是与公司合作。最近，学院派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带头人辞去了其全职地位，因为国家人力资源管理局不允许他进入索尼公司的董事会；即使大渊首相进行了个人的干预，仍未改变这一决定。然而，大学和公司之间开展广泛联系应受到鼓励，而不是加以打击。　　　　
　　　　当然，部分问题也源于大学本身。它们已习惯于一个高度管制的体制，而且对学生压力极小。大学里大部分课程采用大课制；而在这些课的课堂上，学生通常忙于窃窃私语。因为几乎没有学生评估制度，教授们也不对课程内容进行反思。因此，日本大学一直改变缓慢并且拒绝设立新的系别和专业。日本需要一个将向大学教育提供基金同其效果评估联系起来的制度，同样必需的是，通过支持新学校和扩建已有的成功学校而在大学间引入更大的竞争。　　　　
　　　　如前文所述，大学研究是国家基础研究体系的基石，是创新的基本。然而由于资金和参与研究机构有限，日本大学在很多重要领域内缺少好的研究项目。他们集中于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科学研究。由于教员的提拔依据的是资历和相关背景，所以在新领域内进行创新研究的动力非常微小。本世纪，日本在科学领域内获得5次诺贝尔奖，而美国获得180次，德国60次，丹麦和奥地利这样的小国家也各获得9次。　　　　
　　　　日本研究力量的核心主要在公司内部，其次是政府实验室。日本历史上，私人企业禁止向大学研究项目投资。直到1998年，教育省才废除了禁止学术机构接受企业基金的限令。　　　　
　　　　由于缺乏生气勃勃的大学体制，日本尽量通过干预和津贴来进行弥补。日本对单个公司授予R&D津贴的做法扭曲了市场，而且政府援助的企业R&D项目很麻烦并鼓励战略上的趋同性。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描述的，合作R&D不是最优选择，而且一直以来对日本的竞争力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合作R&D的使用应当是有选择性的，而且限于远离商业化并且不威胁竞争的研究项目。项目的组织应便于参与者之间的知识交流。　　　　
　　　　1999年9月，日本教育省宣布了一项涉及99个国立大学和学院的彻底改革。教育省计划将这些学校重新划分为独立管理机构，以人为地实现10年内削减25％的中央政府雇员的目标。然而，独立管理地位不会给大学的运作带来更独立的自由。比如，教育省计划对大学校长进行指派，而目前大学校长是由内部选举产生的。涉及到大学项目调整的官方程序依然是死板的。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5）

　　　　目前的政策争议缺乏任何关于大学应该如何运作的政策性框架。教育省认为使大学“独立”可以对应美国的私立制度，但是又可以保持对教育系统的严格的监管控制。　　　　
　　　　日本向大学研究项目提供的基金应有实质性增长。1996年，日本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7％投入到大学研究和教育中，这远低于美国1。1％和德国1。5％的投入。研究基金应该由独立的、有声望的人来分配，就像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和国家健康机构的做法。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正逐渐显现。尽管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国立大学教授仍然不可以在私人公司的董事会工作，但是，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国立大学教授可以使用在大学或国家研究中心开发的技术创办风险投资公司。1999年4月，国立大学奈良科学技术机构的一个教授在横滨设立了一家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并担任了该公司的董事长。东京大学工业科学机构的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为太阳能电池生产硅片的风险投资公司，大阪大学的教授已经同一所私立大学组成团队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以设计系统晶片。　　　　
　　　　教育省已经允许先行者在日本开办职业化研究学院。第一家开办的是一桥大学的国际企业战略研究院，这是一个提供MBA和金融工程师项目的商学院。一桥的全日制MBA项目全部以英文授课，并且从世界各地招生。教育省希望商学院、法学院和其他针对有几年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的职业化学院的建立会在大学和企业之间培育起到更加积极的交互作用。　　　　
　　　　使古老、低效的国内部门现代化　　　　
　　　　具有讽刺性的是，日本教导世界如何实现经营效率化，但是其在本国经济的大部分方面却没有努力实现高效率。日本的很多失败可以归结为市场支离破碎、低效率以及某些国内部门中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零售、批发、后勤、金融服务、健康医疗、能源、公路运输、电信、建筑、房地产以及农业等部门的问题。经过精心设计，几年来，日本的政府政策造就了两个日本，一个由有很高生产力的出口工业组成，另一个则主要包括“国内”部门。国内部门的低效性是由大量的提升成本、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