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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青铜时代-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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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一部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先秦天道观之进展(11)

    于“道”之上又列出“自然”来,所谓“自然”当然是指天地中一切云行雨施的变化,让“道”来取法乎它是连“道”也失掉了它的至上性了。这些地方正表现着老子思想的未圆熟,也表现着他的苦心处,他对于他自己所产生出的“道”的来历确实是还在苦心探索着的。    
    继老子而起的伟大的智者是孔子,孔子和老子有过师生的关系,在孔子自己和他的门徒们都是承认着的。《论语·述而篇》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就是老聃马叙伦说,见所著《老子覈诂》卷首《老子老莱子周太史儋老彭是非一人考》。——作者注。《礼记·曾子问》记载四处论礼的话,孔子都说是“闻诸老聃”。孔子既向老聘问过礼,想来于老聃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一定是曾经接触过的。但遗憾的是孔子是自称“述而不作”的人,他的思想没有由自己体系出来。他所表彰的《六经》都不是他自己作的。《易经》的《十翼》在前是以为孔子作的,但到近年来已经遭了否认,竟连他曾经见过《易经》的话都是靠不住的。孔子和《易经》发生过关系的痕迹,在《论语》上只有两处。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但这前一例在《鲁论》是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据《经典释文》),又汉《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也就是根据的《鲁论》。后一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但《论语》上并没有引作“《易》曰”。还有《宪问篇》有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话和《易经·艮卦》的大象相同,也没有引作“《易》曰”。这些与其说是孔子、曾子曾经见过《易经》,毋宁说是编制《易经》的人盗用了他们的话。因为《周易》的经部本来是由既成的繇辞或谚语所编辑出来的。晋时太康年间由汲郡的魏襄王墓所发掘出的竹简,关于《易》的部分很多。    
    《晋书·束晳传》云:    
    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其次,杜预《左传集解·后叙》云:    
    《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据此则《周易》上下《经》在魏襄王时即孟子时代确已成书,然又有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的《易繇阴阳卦》二篇,可见《易经》的编制在当时也不只一种。今存《左传》中所载的卜筮繇辞有与《周易》同,也有与《周易》不同的,大率即由于根据这些不同的底本而来。《师春》当是师春的著作,其书在汉之秘府中当有残存,为刘歆所割裂,分载入于《左传》。这部《师春》是可以从《左传》摘取出来使它复原的。《左传》记卜筮终于哀公十一年,所说的都是预言而且都是的中了的,那自然是事后的假托无疑。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师春一定是孔子以后的人。他作书的目的是在保证《周易》的神秘,而所依据的底本复有种种,同时也可以断定他在保证《周易》之外还保证《易繇阴阳卦》。大约这些书就是公孙段、邵陟、师春这一批人所纂集并依托的。这一批人的年代至早不得过战国初年,而他们和儒家的关系也全不可考,因此孔子和《周易》的关系也就是莫须有了。    
    至于《庄子》的《天运篇》里言孔子“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又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而《天下篇》里也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明白地表示着孔子和《易》的关系,但《天运篇》是庄子的后学作的,大约是在战国末年,而《天下篇》的“《诗》以道志”以下六句,近人马叙伦更疑是“古注文,传写误为正文”的马氏著《庄子义证》三十三卷二页。——作者注,由上下的文脉来看,此疑很近情理。    
    孔子和《易》虽然没有关系,但他在老聃思想已经发生了的空气中,受了它的感化是可能的。目前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虽然那已经是曾子的后学所纂集成的,但纂集的态度颇质实,我们是很可以置信的。那儿我们很可以得到一些消极的引证。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曰:“丘之祷之久矣。”(《述而》)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据这些资料可见孔子对于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取的是否认的态度。    
    但他却肯定祭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    
    这儿好象是一个矛盾。但我们要看重那两个“如”字,鬼神是如象在,并不是真正的在。他的肯定祭祀是求的祭祀者的心理的满足,并不是认定被祭祀者的鬼神之真正的存在。《礼记·檀弓》里有一段话:“惟祭祀之礼,主人自尽焉尔,岂知神之所飨?”正是这句话的注释。后来的礼家谈到祭礼的精神上大抵都是这一种态度的发挥。所以孔子又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这也就是《檀弓》上的“之死而致死之(死了就当他是死了),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死了还当他是活的),不智而不可为也”的另一种说法。孔子是否认鬼神的;有以鬼神为存在的,他说是不智,但自然界与祖宗父母对于自己有很大的恩德,他在祭祀中便来表示着自己的思恩的意思,若连这种思恩的意思都要否定,他是认为不仁。所以他的肯定祭祀始终是在感情方面的满足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一文(《燕京学报》第三期),可参照。——作者注。    
    孔子又相信命。    
    


第一部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先秦天道观之进展(12)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也时常称天。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    
    这些命和天或天命,假使是殷周传统思想上的至上的人格神和神的意旨的解法,那和否定鬼神的态度又是矛盾的。然而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和向来的思想是大有不同的。且看下列的一句话便是证据。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这儿的两个“天”字古本有作“夫”的,但由四时百物的两句话看来,那显然是字误。看了孔子这句话便可以知道孔子心目中的天只是自然,或自然界中的理法,那和旧时的有意想行识的天是不同的。故尔他可以“不怨天”,也不必向天祈祷。假使他心目中的天是有意想行识的,那在道之不行的时候,一定会和做变风变雅的那一批诗人一样,对于天生出怨嗟祈向来了。    
    从《论语》中所能剔取出的孔子的天道思想就止于此,但就仅止这一点在天道思想的整个的历史上要算是一个进步。他是把老聃思想和殷周的传统思想融和了。他避去了老子的“道”的一个名称,而挹取了他的精神来对于向来的天另外加了一番解释。他是把天来合理化了,也可以说把老子的道来神化了。在他的思想中“道”即是“天”。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作《易传》的人,是深深地懂得了这种思想的。    
    老子和孔子在根本上都是泛神论者,而在肯定人格神的狭隘的宗教家看来,便都是无神论者。故尔到了宗教家的墨子对于他们便一样地非毁了起来。    
    墨子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在今存的《墨子》书中只能够根据下列的几篇。    
    《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    
    《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这几篇是分成上中下三篇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文字,那便是墨家三派所个别著录出的墨子的语录。其余的各篇都是后人所附益的。    
    《韩非子·显学篇》说: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    
    《庄子·天下篇》也说: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    
    “相夫”,孙诒让《札迻》云:“蒲阪圆引山仲质云‘相夫一本作祖夫’。”又云:“《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韩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孙以为殆均是柏字之误。今案孙说是也,柏夫殆即五侯。又《艺文志》墨家有《胡非子》,疑是一人。苦获己齿似一氏一名,当连“南方之墨者”为读,因为是南方人故有此奇异的姓名。前人将“南方之墨者”属上读,又分苦获己齿为二人,似乎都是错误了的。墨家有这三派,故尔他们所据的《墨经》有“倍谲不同”的三篇,《墨经》就是那分成上中下的十篇,并不是今本《墨子》中的所谓《经上》、《经下》的那两篇。    
    《墨子·鲁问篇》里面更有下列的一段话。    
    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所说的也只提到那十篇的主旨。这正是一个显明的证据。就这样在我们讨论墨子思想的时候,不应该跳出了这十篇的范围。    
    就那十篇中看来,墨子根本是一个宗教家,他是把殷、周的传统思想复活了。他是肯定了一位人格神的天,自然也肯定了鬼神。人民万物都是天所造生的,国家政长都是天所建立的,有天在作一切的主宰,由天之意志在赏善罚恶,善恶无所逃形,没有什么自然之数在里面。这便是他的根本思想。这样的主旨贯穿于那全部十篇中,且引几项扼要的文字在下面。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志上》)    
    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天欲义而恶不义。……须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    
    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明鬼下》)    
    他的兼爱、尚贤、非攻、节用等等学说都是以这天鬼为规矩而倡导出来的。他的这些学说是天的意旨,能够实行这些学说的便是体贴了天的意旨,一定要受赏,不然便要受罚。但是天鬼和这些学说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呢?一问到根据上来他总离不了古书、古史,便是古书上是这样说,古史上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位复古派。最可注意的是他所引的古人,在善人方面有尧、舜、禹、汤、文、武、伯益、伊尹、傅说、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诸人,大抵与儒家相同,而却没提到周公。《所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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