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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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先秦天道观之进展(5)
二
《礼记》的《表记》上有几句话: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这所说的“夏道”是没有根据的,但所说的殷人和周人则颇近乎事实。殷人尊神的态度在上章中已经说得很详细,到了周人在关于天的思想上却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周人本是后起的民族,在古公即太王的时代都还在穴居野处,经过王季和文王的两代便突然兴盛了起来,仅仅五六十年间终至把殷朝灭了。在这民族的递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便是殷末的经营东南。文王的父亲,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是被殷王文丁所杀了的,大约文丁是看见了周人的兴盛,所以对于他们加过了一番惩膺。但到了帝乙和帝辛的时代,这两位帝王都尽力在东南方面,把西北方面的敌人忽视了。《后汉书》的《东夷传》有下列的记述: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这所说的“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在卜辞中是有实证的。卜辞中记载帝乙征伐夷方和盂方的纪录很多,夷方即是东夷,盂方即是于夷。征伐所经的地方有齐有雇(即“韦顾既伐”的顾),都是在山东方面,有淮有灊,都是在安徽北部的淮河流域。征伐的时期是在帝乙十年前后,又在二十年也有长期的南征。大约终帝乙之世,东夷都是或叛或服的,直到帝辛的时代才彻底把东南征服了。
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四年)
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同上,昭十一年)
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同上,宣十二年)
殷纣之征略一定是大规模的,因为古本《泰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二十四年所引)。这亿兆的夷人是他得来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士卒之损耗也必定是很大的。原有的兵力受了创伤,用归附的民众来填补,等他一和周武王接触时,便发生了有名的“前徒倒戈”的故事,那便是俘虏兵的掉头了。
就在这帝乙和帝辛的两代没有余暇顾到西北的时候,周人便乘着机会把自己的民族振兴了起来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周人的祖先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在现今所有周代的青铜器传世的很多,但在武王以前的器皿一个也还没有出现,而自武王以后则勃然兴盛起来。这分明是表示着周人是因袭了殷人的文化。
关于天的思想,周人也是因袭了殷人的。周初的彝铭《大丰簋》和《大盂鼎》,和《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姡А贰ⅰ抖喾健贰ⅰ读⒄返仁黄约啊吨芩獭返那凹刚露际呛苊飨缘闹ぞ荨!
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天亡又(佑)王”。《考释》第一页云:“‘天亡又王’句,余曩读为‘天无尤王’,意终难安,今改从刘心源说。刘云‘天亡,据文义决是作器者名。亡通无,《古今人表》宾须亡、费亡极,《左传》并作无。《姓考》“天,黄帝臣天老之后”,则此铭为天姓亡名。“又王”读“佑王”,谓助祭也。’《奇》四,十二”。。衣(殷)祀于王不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监在上。(《大丰簋》)
不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抚)有四方,正厥民。……故天冀《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考释》第三四页作“翼”。临子,法保先王(成王),×有四方。(《大盂鼎》)
这两项彝铭可以说是第一等的证据,因为在铭词中自己表明了自己的年代,便是前者是武王时代的,后者是康王时代的。我们根据着这两个证据,同时可以安心着信赖《周书》中的十几篇和《周颂》,虽然免不了是有些讹变和脱佚,但大体上是周初的文章,因为它们的文笔和思想都相同。我们权且从《周书》中引用些资料来吧。
于(粤)天降威,用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天休于文王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大诰》)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与)厥邦厥民。(《康诰》)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酒诰》)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与)厥疆土于先王。(《梓材》)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召诰》)
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有)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爰)割殷,告敕于帝。(《多士》)
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多方》)
这些例证所有关于上帝的属性以及说话者对于上帝的态度是和殷人完全一致的。但是把眼光掉向另一方面看的时候,周人和殷人的态度却又大有不同。
天棐(非)忱,尔时罔敢易法。(《大诰》)
天畏(威)棐(非)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惟命不于常。(《康诰》)
天不可信。(《君姡А罚
所谓“天棐忱”或“天畏棐忱”便是《大雅·大明》的“天难忱斯,不易惟王”,也就是“天不可信”的意思。棐都是非字(孙诒让说),旧时的注家都训为辅,弄得大错。“惟命不于常”和《大雅·文王》的“天命靡常”也是同义语。
象这些例子都是对于天取着怀疑的态度的。从这关于天的思想上说来,的确是一大进步。这一进步是应该有的,因为殷人自己那样虔诚地信仰上帝,并且说上帝是自己的祖宗,然而结果是遭了失败,殷家的天下为周人所得到了。这样还好再信天吗?所谓“天命”,所谓“天威”,还是靠得住的吗?这是当然要发生的怀疑。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殷人极端地尊崇天,这在表面上很象是一个矛盾,但在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的。请把周初的几篇文章拿来细细地读,凡是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待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就表明着周人之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他们是把宗教思想视为了愚民政策。自己尽管知道那是不可信的东西,但拿来统治素来信仰它的民族,却是很大的一个方便。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成为了有目的意识的一个骗局。所以《表记》上所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
周人根本在怀疑天,只是把天来利用着当成了一种工具,但是既已经怀疑它,那么这种工具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在这儿周人的思想便更进了一步,提出了一个“德”字来。
第一部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先秦天道观之进展(6)
天不可信,我道惟文王德延。(《君姡А罚
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畏)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康诰》)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与)罚之行。……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是)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康诰》)
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梓材》)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急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
这种“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象同一个母题的和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在《商书》的《高宗肜日》中虽然也有这种同样的意思,但那篇文章在上面说过是很可疑的。还有一个主要的旁证,便是在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而在周代的彝铭中如成王时的《班簋》和康王时的《大盂鼎》都明白地有德字表现着。
父身三年静东国《金文丛考·补录〈班的再发现〉》作“卫父身,三年静东国”。,亡(罔)不咸斁天畏(威),否屯陟。公告厥事于上:“隹(唯)民亡(氓)(拙)哉。彝(昧)天命,故亡。允哉,显。隹(唯)敬德,亡(毋)逌(攸)违。”(《班簋》)
今我隹(唯)即刑彛в谖耐跽ㄕ┑拢粑耐趿疃=裼圉苛钊暧圳措t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畏(威)。(《大盂鼎》)
这些都是把周初的思想继承了下来的。根本的主意是“人定胜天”,便是要把人的力量来济天道之穷。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但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礼”。礼字是后起的字,周初的彝铭中不见有这个字。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德的客观上的节文,《周书》中说得很少,但德的精神上的推动,是明白地注重在一个“敬”字上的。敬者警也,本意是要人时常努力,不可有丝毫的放松。在那消极一面的说法便是“无逸”。还有《周书》和“周彝”大都是立在帝王的立场上来说话的,故尔那儿的德不仅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工夫,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天命也就时常保存着了。
这一套思想,以天的存在为可疑,然而在客观方面要利用它来做统治的工具,而在主观方面却强调着人力,以天道为愚民的政策,以德政为操持这政策的机柄,这的确是周人所发明出来的新的思想。发明了这个思想的周人,在《周书》中表示得很明白,那便是周公。因为上揭的《周书》十一篇中除掉《召诰》的前半是召公所说的话外,其余的都是周公所说的话。那其中流露着的思想我们不能不说是周公的思想。在三千年前的周公已经有这样进步的想法,的确不能不说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如果不是政治家,不是立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的人,说不定他在思想上早就把天神来完全否认了,而另外构成了一个什么观念来代替了它的。但他的意识却不能不为他的存在所囿,他的怀疑的精神没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因而也就没有可能。
周公的思想除开《周书》而外,在《大雅》里面也还见得一些。《大雅》的首篇《文王》据《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是周公所作的,大概可靠,因为我们从本诗中可以得到几个内证。例如:
天命靡常。
聿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这和见于《周书》中的思想完全一致。并且不仅是《文王》这一篇,就是《文王之什》里面所收的十篇,似乎都可以认为是周初的文字,纵使有些地方是经过后代儒者的润色。大凡周初的文字在追颂祖德的时候只说到太王而止,《篇》的“古公亶父”自来是说为太王,太王以前,周人还是以女性为酋长的社会。但一到后来便不同了,《吕刑》里面钻出了后稷来,《大雅》的《生民之什》里面,更有了姜嫄生后稷的传说,又有所谓公刘传说。这些传说,据我看来,都是由成康时代或以后的人所编造出来的,用意是要笼络殷人而掩盖自己的暴发。后稷的传说自然是由“帝俊生后稷”的传说敷衍而来,更仿着简狄的故事造一个姜嫄,或者是把自己的宗母推到了帝喾和后稷的中间,与殷人认成了同宗。同在《大雅》中,《生民之什》和《文王之什》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但在诗的体裁上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是表示着《诗经》全体经过后代的纂诗者(不必是孔子)的一道通盘的润色,以纂者的个性把全书整齐化了。请看《墨子》中所引的诗和今诗的语句多所不同,便可以证明。周人本是初兴的民族,而在初期却已有《周书》和《文王之什》那样的文字似乎是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是不难解决的,便是那些文字都是仰仗殷人的手笔,就和满人入关前后所有的文诰是仰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