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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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既化为了职业，也就和农工商之化为了职业的一样，同成为下层的人选择职业的一个目标。因此世间上也就生出了学习儒业的要求来。本是由上层贵族零落下来的儒，现在才成了由下层的庶民规摹上去的儒了。孔子是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一位大师，他的一帮人竟集到了三千之多，他能够有那样的旅费去周游天下，能够到各国去和王侯分庭抗礼，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文献，向例不大谈社会的情形，但我们也应该有点举一反三的见识。孔子的这个“儒帮”都有这样的隆盛，我们可以反推过去，知道当时的工商业的诸帮口，农业的庄园，也一定是相当隆盛的。
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同时也就是知识的普及化。从前仅为少数贵族所占有的知识，现在却浸润到一般的民间来了。这与其说是某一位伟大的天才之所为，毋宁说是历史的趋势使之不得不然的结果。时势不用说也期待天才，天才而一遇到时势，那自然会两相焕发的。孔子是不世出的天才，我们可以承认，但他的功绩却仅在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来了的这一点。古人说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这话究竟该打多少折扣，暂且不提，但是《诗》、《书》、《礼》、《乐》、《春秋》都是旧有的东西，并不是出于孔子的创造。就拿思想来说吧，儒家的关于天的思想，不外是《诗》、《书》中的传统思想，而最有特色的修齐治平的那一套学说，其实也是周代的贵族思想的传统。从旧文献上去找证据要多费一遍考证工夫，难得纠缠，我现在且从周代的金文里面引些证据出来。厉王时代的《大克鼎》、《虢旅钟》、《番生簋》、《叔向父簋》，便都是很好的证据。
《大克鼎》：“穆穆朕文祖师华父，冲让厥心，虚静于猷，淑哲厥德。肆克（故能）恭保厥辟恭王，誎乂王家，惠于万民，柔远能迩。肆克友于皇天，顼于上下，贲屯亡敃（浑沌无闷），锡釐亡疆。”
《虢旅钟》：“丕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贲屯亡愍（浑沌无闷）。……皇考严在上，翼在下，溥溥（蓬蓬勃勃），降旅多福。”
《番生簋》：“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擢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丕元德，用绸缪大命，屏王位。虔夙夜敷求不僭德，用谏四方，柔远能迩。”
《叔向父簋》：“余小子嗣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仪，用绸缪奠保我邦我家。作朕皇祖幽大叔尊簋，其严在上，降余多福系釐，广启禹身，擢于永命。”
（为求易于了解起见，凡古僻文字均已改用今字，《史记》引《尚书》例如此。）
请把这些铭辞过细读一两遍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大道理，岂不是都包含在这里面吗？做这些彝器和铭文的都是周室的宗亲，但他们所怀抱着的修己的德目，仍然是谦冲、虚静、和穆、虔敬，足见得尚柔并不是殷人的传统，也并不是狃于奴隶的积习使然。故尔这些铭辞，同时也就是胡适的那种观念说的最倔强的反证。而且胡适所说的由孔子所“建立”的“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其实也已经被包含在这里面了。这些铭辞正表现着一种积极进取的仁道，其操持是“夙夜敷求”，其目的是“柔远能迩”，并不那么退撄；而使我们感觉着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话，读到这些铭辞是可以得到新的领会的。
〔补志〕此文以一九三七年五月尾作于日本，曾发表于《中华公论》创刊号（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出版），原题为《借问胡适》。《中华公论》为钱介磐同志主编，仅出一期，即以抗
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1）
日战争扩大而停刊。墨子的思想
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象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我这样说，有的朋友替我“着急”（大约以为我是冥顽不灵，不懂道理），也有的朋友说我“袒护儒家”；我倒要叫朋友们不必那样“着急”，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来研究研究，让我说出我所见到的根据，看我究竟是不是偏袒。
要谈墨子的思想，我们首先须得规定资料。墨子自己并不曾著书，现存的《墨子》这书是汉人所纂集的，其中有些是墨家弟子的著录，有些还不是墨家的东西，所以我们还不好抱着一部《墨子》便笼统地来谈墨子。要谈墨子本人，最好是根据《墨子》书中的下列十篇：
（一）《尚贤》（二）《尚同》（三）《兼爱》
（四）《非攻》（五）《节用》（六）《节葬》
（七）《天志》（八）《明鬼》（九）《非乐》
（十）《非命》
这十篇是各有上中下三篇的，而每三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只是一番谈话的三种纪录。墨家学说，根据《韩非子·显学篇》的说法，是分为了相里氏、柏夫氏、邓陵氏的三派的。《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分派情形也大率相同。这十篇各具三篇，正是墨家三派各派的底本汇辑。因此在这十篇之中所含有的思想，正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墨子思想的真相。在这十篇以外的东西呢，那就只好认为是后来的附益或者发展了。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鲁问篇》中的墨子的这一段话，也正表明着这十篇是墨子的“十诫”——是他的十种主张，十种教条。因而我们要论墨子本人是不好任意跳出这个范围之外的。
在十篇之中来研究墨子，墨子究竟是怎样一个面貌？
第一，请让我来说他不科学：
墨子有“天志”以为他的法仪，请听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志上》）这是他的一切学术思想的一根脊椎。他信仰上帝，更信仰鬼神，上帝是宇宙中的全能全智的最高主宰，鬼神要次一等，是上帝的辅佐。上帝鬼神都是有情欲意识的，能生人，能杀人，能赏人，能罚人。这上帝鬼神的存在是绝对的，不容许怀疑。但如你要问他何以证明上帝鬼神是存在，他便告诉你：古书上是这样说，古史上有过这样的记载。这种见解，我们能够认为它是科学的吗？
推崇墨子的人也很知道墨子思想的这一个大弱点，便尽力地替他掩饰，以为他是在“神道设教”。然而“神道设教”乃是儒家的办法，在这儿是不好张冠李戴的，墨子也不愿领这一番盛情的呀！或者又把《经上》、《经下》、《说上》、《说下》几篇中的一些初步的科学现象摭拾来，尽量地鼓吹夸示，以为是怎样怎样的精深博大。其实那些粗浅的常识，一部分在造字的当时已经是发现了的东西，一部分则已经融合于日常生活中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事，丝毫也值不得夸示。而且那几篇究竟是不是墨子的东西，还是一个疑问。即使是吧，但那又何补于墨子思想之为非科学的呢？近代宗教家每每以科学为其糖衣政策之工具，如明末以来的天主教徒，在传教之外不是同时在传播欧洲的天文数理医药等科学知识吗？然而科学知识自科学知识，宗教思想自宗教思想，我们是不好混同的呀。
第二，请让我来说他不民主：
他的十篇东西整个在替“王公大人”说话，开腔一声“王公大人”，闭腔一声“王公大人”。我曾替他统计了一下，他所喊的“王公大人”的次数一共有六十七次：《《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上2阙阙82中1222阙3阙阙下19114阙332阙3333163628567
在这里除掉原来“阙”了的不能计入之外，其中虽有一二篇不见“王公大人”的字样，然都有“士君子”或“天下之士君子”。这“士君子”又每每与“王公大人”连文而为“王公大人士君子”，就是当时的官僚或统治阶级的意思。据此，你可以知道墨子究竟是属于哪一个阶层的。
墨子，他是承认着旧有的一切阶层秩序，而在替统治者画治安策的呀。上下、贵贱、贫富、众寡、强弱、智愚等一切对立都是被承认着，而在这些对立下边施行他的说教。他把国家、人民、社稷、刑政，都认为是王者所私有，请看他说“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情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尚同中》），你就可以明了了。因而一切的刑政都是由上而下的，在墨子脑筋中根本没有由下而上的那种观念。请看他说“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天志上》），又说“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尚贤中》）。智愚不尽由于天授，贵了自能智，贱了必然愚，故贵智与贱愚常相联带。因而以贵者智者统一天下的思虑，便是墨子的政治理想。所谓“一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尚同中》），“上同而不下比”（《尚同上》），不许你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甚至行动的自由。要“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君而忧戚在臣”，“君有难则死，出亡则从”，简直是一派极端专制的奴隶道德！
但在这儿，推崇墨子的人不用说又替墨子找出了一个安全瓣，便是说墨子是主张民约论的人。根据呢？有的，在《尚同上》与《尚同中》的两篇：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上》）
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2）
明乎民之无政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
到底是什么人“明”，什么人“选择”呢？可惜文章没有主格。在民约论者看来，自然“明”者是人民，“选择”者也是人民，故尔墨子也就成为了二千年前的中国卢梭。然而在《尚同下》里面，这同一的文句的主格却明明标出的是“天”。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
明明是“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的那一套老看法，那里有什么民约的痕迹？此外也还有不少的证据呢。例如：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政长也……（《尚同中》）
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尚贤中》）
三代圣王禹、汤、文、武……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天志上》）
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曰……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天志中》）
照道理上讲来正应该是这样。因为墨子是一位极端的神权论者，他的“天志”是他的法仪规矩，哪有在建国都、立政长这样重大的节目上，没有上帝出来管事的？然而民约论者把自己的主观拿来给墨子换了梁柱之后，于是在《经》与《说》里面也就找寻着民约论的根据了。下边，我且引列梁启超的《墨经校释》里的一项：
（《经》）君：臣萌（同氓）通约也。
（《说》）君：以若（？）名者也。（若疑当作约，音近而讹。）
（释）《尚同中》云：“明乎民之无政长……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立以为天子。……天子既已立矣，……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