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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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部大作，何以他的嫡传如子思、孟轲之徒竟一个字也不提及？《系辞传》上诚然有好些“子曰”，但子不限于孔子，即使真是孔子，也是后来的人所假托的，就和《古文论语》把第一项的“亦”字改为“易”字一样。
孔子和《易》的关系在《庄子》书中也有几处。《天运篇》载孔子见老聃的说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又说“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但这是庄子的后学作的寓言，是战国末年或更后的作品。在那时孔子和《易》的关系，由儒者的附会是已经成立了的。《天下篇》里又说：
其明而在度数者，……《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诗》以道志”以下六句，当如马叙伦所说，是古时的注文，由传写误为了正文的（《庄子义证》三三卷二页）。因为上面只说“《诗》、《书》、《礼》、《乐》”，下面突然钻出了《易》和《春秋》来，在文脉上实在是通不过去的。
总之，孔子和《易》并没有关系，在孔子当时《易》的经部还没有构成，他的话被采用了，也正是一个确实的证据。
五《易》之构成时代
《易》的经部之构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关于这层，由晋太康二年所发掘的汲县的魏襄王墓的出土品，可以得到一个暗示。《晋书》卷五十一的《束晳传》上说：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案当作襄王）之二十年。……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又杜预的《左传集解·后序》上也有约略同样的记载：
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蝌蚪文字。……所纪大凡七十五卷。……《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案当作襄王）之二十年。……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由这两种的纪录看来，可以知道在魏襄王的二十年时，《易传》的“十翼”是完全没有的，《易经》是被构成了，但不仅一种，在《周易》之外还有和《周易》约略相似的《易繇阴阳卦》（杜预的《阴阳说》，疑即指此）。同样的东西有两种，正是表明那种东西还在试作时代，这由伴出品的《纪年》与《师春》也可以得到证明见《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及卷十，又见《孔子改制考》卷十。——作者注。
《纪年》就是《竹书纪年》，原书到后来也散佚了，现存的《竹书纪年》是由明时的人所伪托的。关于这件事情，有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两种很周到的研究成绩见《王氏遗书全集》。——作者注，用不着多说。《古本纪年》的纪事是终结于魏襄王的死前三年之二十年的，明白地是襄王时代的书籍。那么，同时出土的《周易》和《易繇阴阳卦》也当得是时代相差不远的作品。
《师春》虽被认为是《左传》的卜筮事之辑录，但在我看来，宁可认为是在刘歆编制《左传》时被割裂而利用了的一种资料。因为《师春》是关于卜筮的书，不会受到秦始皇的焚书之厄，同时也就可以想到，在汉代的秘府中必然有所蒐藏。我们试看《左传》上的卜筮事的繇辞，那里面有和现存的《周易》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便可以知道所使用的《易》的底本是在一种以上。《左传》的卜筮事都是的中了的预言，明明是事后所假托。其最后的事件是鲁哀公十一年，可以知道《师春》的原本一定是哀公十一年以后的成品。而且它的作伪的目的明明是在对于种种不同的《易》的底本作虚伪的证明。因此那被伪证了的种种不同的《易》的底本也可以明白地推定是出于哀公十一年以后，即春秋以后。
由以上的推论，可知汲冢所出的《周易》及《易繇阴阳卦》，都是孔子以后，即战国初年的东西。《易繇阴阳卦》，又有《归藏易》的名称。《隋书·经籍志》上说：“《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但晋的《中经》所著录的都是汲冢的出品。《晋书·荀传》上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撰述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据此可以知道所谓《归藏易》不外是由荀对于《易繇阴阳卦》所赋与的拟名。原来《归藏》之名仅见于《周礼》的春官太卜，与《连山》、《周易》共合为所谓“《三易》”，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连山》和《归藏》的著录，我疑是和《周礼》一样乃刘歆所伪托的东西，不过那伪托品没有流传便化为了乌有。荀得到了《易繇阴阳卦》，便任意把它拟定为《归藏》罢了。他这所拟定的名称也没有为他的同时代人所公认，且看束晳和杜预都别立名目便可以明白。由荀所拟定的《归藏》，到宋以后又散佚了。只是被引用于宋以前的著述的佚文由马国翰所辑录了起来，收在了他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里面。由那佚文看来，最令人注目的是那南方色彩的浓厚。例如在同是南方系统的书籍《山海经》的注中，由郭璞所屡屡引用的《归藏·郑母经》的佚文里面便有下列的故事：
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吉。（《海外西经》注）
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之。（《海外东经》注）
又如《归藏·启筮》的佚文里面的：
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主字疑是生字之误），职出入以为晦明。（《大荒南经》注）
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同上）
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谓《九歌》。（《大荒西经》注）
不（乃）得《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同上）
（《窃辩》疑是《加辩》之误，《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之语，《驾辩》即《加辩》，亦即《九辩》也。《离骚》“启《九辩》与《九歌》”。）
第二部分：《周易》之制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4）
象这些故事或传说，和《楚辞》特别和《天问篇》，是共通着的。在《周易》里面这种的色彩虽然多被洗掉了，但也并未全然消灭。例如最初的乾卦的关于龙的观念，特别是九五爻的“飞龙在天”的那种着想，依然是南方系统的东西。乘龙御天的那种浪漫的空想，除掉《楚辞》与《庄子》之外，在北方系统的著述中是没有看见过的。
《周易》的爻辞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叶的晋事的痕迹，在着想上又多带着南方的色彩，且与南方色彩更加浓厚的《易繇阴阳卦》复同出于魏襄王墓。关于这两种《易》的生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明确的判断，便是《易繇阴阳卦》当是南方的人著的，而《周易》则可以有两种的推想。第一种是著了《易繇阴阳卦》的同一的南人到了魏，为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见，又另外著了一部繇辞不同的《周易》来。第二种是北方的魏、晋人模仿着《易繇阴阳卦》而自行著出了一部作品。但这两种的推想，由向来所有的《易》学传授的系统看来，是以第一种为近乎事实的。
六《易》之作者当是臂子弓
据汉人的记载，关于《易》学的传统有两种。一种出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淄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另一种出于《汉书·儒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
两者大抵是相同的，只有第三世和第四世是互相更易了。我看《史记》是较为可信的。《史记》不用说是出于《汉书》之前，而由两者所举出的人名看来，《史记》是字上名下的古式，《汉书》是字下名上的新式，单据这层两种资料的时代性也就是判然了的。但是《史记》的臂子弘应该是经过后人的窜改。我想那原文当是“（姓）子弘（字）臂（名）”，因为后来录书的人不知道古代的人名有新旧两种的表现方式，妄根据了《汉书》来把它更改了。弘字应该是肱字的笔误，肱与臂，一字一名，义正相应。弓是肱的假借字。《左传》和《谷梁》的邾黑肱，《公羊》作黑弓，是同一例证。
照这两种传授系统看来，晋人或魏人是于《易》学的传统上没有关系的。因此《周易》与其认为魏、晋人的摹仿作，宁该认为是由《易繇阴阳卦》的作者迎合北人而改作了的成品。问题倒是著出了这两种《易》的南人究竟是谁？由种种的推论上看来，我觉得这位作者就是楚人的臂子弓，这是我在这儿要提示出的一个主要的断案。
子弓的名字又见《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在那儿荀子极端地称赞他，把他认为是孔子以后的唯一的圣人。
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荀子本来是在秦以前论到《周易》的唯一的一个儒者，他把同时代的一切学派的代表，尤其是同出于儒家的子思、孟轲，都一概摈斥了，特别把子弓提起来和孔子一道并论，而加以那样超级的赞辞，可知这位子弓决不会是通泛的人物。子弓自然就是臂子弓；有人说是仲弓，那是错误了的。但臂子弓如果只是第三代的一位传《易》者，那他值不得受荀子那样超级的称赞。所以在以上种种推定之外，在这儿更可以得到一个坚确的证据，使我们相信子弓定然是《易》的创作者。子弓生于楚，游学于北方，曾为商瞿的弟子，孔子的再传弟子。这些当然是事实，但是《易》的传统更由他突出而上溯到了商瞿和孔子，那一定是他的后学们所闹出来的玩意。因为孔子是儒家的总本山，凡他的徒子徒孙有所述作都好象是渊源于那儿，而子弓作《易》的事迹也就被湮没了。
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而且那种思想的来源明白地是受着了老子和孔子的影响的。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他认定了宇宙中有这种相反相成的两种对立的性质。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认定了宇宙只是变化的过程。但到了《易》的作者来，他把阴阳二性的相生相克认为是变化之所以发生的宇宙的根本原理，他是完全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综合了。由时代与生地看来，这项思想上演进的过程，对于子弓之为作《易》者的认定是最为适应的。子弓大约是和子思同时，比墨子稍后。那时的南方人多游学于北方，如《孟子》上所说的“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可以说便是他的同志。但子弓怀抱着那种划时代的思想，却为卜筮和神秘的氛围气所囿，不待说是时代的束缚使然，我想也怕是由于他所固有的独特的个性吧。我们如想到两千年后的德国的大哲学家莱普涅慈今译莱布尼兹。——编者注发明了与《易》卦的道理相同的所谓“二元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