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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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初由重庆文治出版社印行于1945年。1954年以来，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先后多次重印，并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16卷。1982年《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根据作者生前最后的修订本收录，同时将书中三篇附录文章《〈两周金文辞大系〉序》、《周代彝铭进化观》、《彝铭形象学试探》移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　　　　
　　　　此次此书经由我社出版，恢复原书目录，正文据《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三篇附录文章据《沫若文集》第16卷本，原文为繁体字排印，此次一并改作简体字。书中凡没有标注“作者注”的注释条目，为《郭沫若全集》编者所加，另有部分人名已有不同于旧时的今译法，则注释为本书出版时编者所加，标“编者注”以识之。　　　　
　　　　此次出版本书，对于郭沫若先生的语言习惯及当时写作时的文字用法（例“故尔”，今作“故而”；“原故”，今作“缘故”；“纪录”，今作“记录”），一仍其旧，不作改动，力求保持其时代及作者原貌，而于个别讹误文字及容易引起歧义或不易解之处，略作更改。　　　　
　　　　


第一部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青铜时代序：序

　　　　2004年10月　　　　
　　　　我把十年来关于秦前社会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文字收集成为两个集子：一个是这儿呈献出的《青铜时代》，另一个是她的姊妹篇《十批判书》。本来是想分成内外篇集为一部的，为出版的关系，把它们分开了。　　　　
　　　　《十批判书》的内容，如名目所示，偏于批评。本集则偏于考证。两者相辅相成的地方很多，因此我很愿意自行推荐：读过本集的朋友请阅读后集。　　　　
　　　　本集所收文字，有的在写作年代上相隔了十年，见解便不免有些出入。在这样的场合自当以年代较晚者为准。不过出入处也很有限，并且无关宏旨，所以我也就没有加以改动，以显示十年来的自己的屦迹。　　　　
　　　　附录三篇关于青铜器的文字，是从《两周金文辞大系》和《古代铭刻汇考》等书摘录下来的，借以表示我研究青铜器的方法和收获。那些书都是在日本印行的，国内流传者甚少，我便把它们摘录了下来。因为是文言，有点不伦不类，故把它们作为了附录。　　　　
　　　　关系彝器形象的研究，没有插图是不容易明了的。这件事在目前不容易办到。回国以来在这抗日战争的七八年中，我也把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抛荒了。即如《彝器形象学试探》一文本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中《图编》的序说，我自己手中无书，七八年来不曾和它见面了。这一次承李可染兄为我从艺专的图书馆中抄寄了来，阅之恍有隔世之感。但这种研究在目前抛弃了，我也并不感觉可惜，将来时局稳定，政治上了轨道之后，总会有人顺畅地继续下去的。　　　　
　　　　郭沫若　　　　
　　　　


第一部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先秦天道观之进展（1）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一　　　　
　　　　生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在古代研究上对于资料的缺乏，已经在发着浩叹。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夏、殷距孔子时未远，已无十足的文献可徵，但在孔子以后的礼家，对于夏礼殷礼却言之头头是道，甚至如唐、虞揖让，君臣赓歌，其表现在《典》、《谟》上的俨然就象昨天的事情一样。这是表明了七十子的后学，在求学的态度上远不如其先师之有客观的精神。在现今传存的《尚书》中，所谓《虞书》和《夏书》都是战国时的儒者假造的，已经成为了定论。就是《商书》，除掉殷末的几篇而外，也都大有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本节中要附带加以解决。照现在由地下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所得来的知识而论，大抵殷商以前还是石器时代，究竟有没有文字还是问题，《周书》上的周初的几篇文章，如《多士》、如《多方》、如《立政》，都以夏、殷相提并论，夏以前的事情全没有说到。就是说到夏、殷上来，在详略上也大有悬殊，夏代只是笼统地说一个大概，商代则进论到它的比较具体的事迹。尤其是《无逸》与《君姡А妨狡�，叙殷代的史事，颇为详细，而于夏代则绝口不提。可见夏朝在周初时都是传说时代，而殷朝才是有史时代的。《多士》上周公的一句话也说得很明白，便是“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与册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史录，只有殷的先人才有，足见得殷之前是没有的了。单是根据这项周初的纪录，我们要断定夏代还是传说时代，可说是不成问题的。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不是说夏代没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凡是传说，在时间的经过中是要受着多量的粉饰的，特别是夏代还有杞国那样的后裔存在，在后来文化进展了的时候要把自己的祖先粉饰起来，那是毫不足怪的。孔子所说的“文献不足”的话，大约也就是可信赖的资料不足。而周末秦汉的儒者和礼家也就是把那些不可信赖的资料当成了信史，所以说起古礼古事来比周公、孔子更详。然而要说他们全无根据，他们也是多少有点根据的，所以也能博得一部分人的相信。　　　　
　　　　但关于殷代，我们却是很幸运，我们得到了一大批恐怕连孔子也不曾见过的殷代太史太卜们所留下来的纪录。那便是自一八九八年以来由安阳小屯出土的在龟甲兽骨上契刻着的殷代卜辞。那项资料在初本是出于偶然的发现，是安阳的农民胡乱地挖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很慎重的学者对于它取着怀疑的甚至否认的态度。但近几年来由于有计划的发掘，已经把地层的关系弄得相当明了，尤其是关于卜辞本身的研究已达到能够断代的地步，便是哪一片骨版是殷王的哪一代卜的都可以知道了。对于这项资料到了现在还要怀疑或否认，那和前几年的一般人把龟甲兽骨当成“龙骨”，拿来做药品的态度，是同样的不足取。因为那是恰好该当着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　　　　
　　　　卜辞是卜的纪录，殷人最为迷信，无论什么大小的事情都要卜，一卜总是要连问多次。卜的资料主要是使用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所卜的日期和事件便纪录在兆的旁边。有时连卜的人和所在的地方都记载上去。有时更纪录着所卜的效应，便是在卜之后若干日期果然效验了的事情。那种效验有在一百七十九日《卜辞通纂》第七八八片。——作者注以后的，有那样长远的日期，可以说每一卜都是不会失掉时效的。据此可以想见殷人是怎样的迷信了。但是殷人之所以要卜，是嫌自己的力量微薄不能判定一件行事的吉凶，要仰求比自己更伟大的一种力量来做顾问。那个顾问是什么呢？龟甲兽骨只是用来传达那位顾问的意旨的工具，并不是直接乞灵于龟甲兽骨。因为殷人把龟甲兽骨用过之后便拿来毁弃，这在殷墟的地层中是表现得很明白的，殷人并没有直接以龟甲兽骨为灵。卜这项行为之成分是卜问者的人加卜问的工具龟甲兽骨加被卜问者的一位比帝王的力量更大的顾问。这位顾问如没有，则卜的行为便不能成立。这位顾问是谁呢？据《周书》的《大诰》上看来，我们知道是天。　　　　
　　　　于（粤）天降威，用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天休于文王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周代的文化都是由殷人传来的，据此我们知道殷人所卜问的对象也一定是天，便是在殷墟时代的殷民族中至上神的观念是已经有了的。这在卜辞本身也有它的十足的证明。　　　　
　　　　


第一部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先秦天道观之进展（2）

　　　　一、“帝隹（唯）癸其雨。”（《卜辞通纂》三六四片，下略称《卜》。）　　　　
　　　　（天老爷在癸的一天要下雨。）　　　　
　　　　二、“今二月帝不令雨。”（《卜》三六五）　　　　
　　　　（在这二月里天老爷不会下雨。）　　　　
　　　　三、“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卜》三六三）　　　　
　　　　（天老爷要下雨来使年辰好吗？天老爷要下雨使年辰不好吗？）　　　　
　　　　四、“帝其降堇（馑）？”（《卜》三七一）　　　　
　　　　（老天爷要降下饥馑吗？）　　　　
　　　　五、“伐方，帝受（授）我又（佑）？”（《卜》三六九）　　　　
　　　　（要出兵征伐国，天老爷肯给我们以保佑吗？）　　　　
　　　　六、“勿伐，帝不我其受（授）又（佑）。”（《卜》三六六）　　　　
　　　　（不要出兵征伐国，天老爷不会给我们以保佑。）　　　　
　　　　七、“王封邑，帝若。”（《卜》三七三及三七四）　　　　
　　　　（国王要建都城，天老爷答应了。）　　　　
　　　　八、“我其已，乍（则）帝降若。　　　　
　　　　我勿已，乍（则）帝降不若。”（《卜》三六七）　　　　
　　　　（我要免的职，天老爷是答应的。我不免的职，天老爷是不会答应的。）这几条是比较上文字完整而意义明白的纪录，大抵都是武丁时的卜辞。这儿的“帝”自然是至上神无疑。凡是《诗》、《书》、彝铭中所称的“帝”都是指的天帝或上帝，卜辞中也有一例称“上帝”的《卜辞通纂》第三六八片。原文二字合书，故知确是“上帝”。——作者注，惜乎上下的文字残缺，整个的辞句不明，但由字迹上看来是帝乙时代的东西。大抵殷代对于至上神的称号，到晚年来在“帝”上是加了一个“上”字的。上下本是相对的文字，有“上帝”一定已有“下帝”，殷末的二王称“帝乙”、“帝辛”，卜辞有“文武帝”的称号，大约是帝乙对于其父文丁的追称，又有“帝甲”当是祖甲，可见帝的称号在殷代末年已由天帝兼摄到了人王上来了。　　　　
　　　　在这儿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天字本来是有的，如象大戊称为“天戊”，大邑商称为“天邑商”，都是把天当为了大字的同意语。天者颠也，在卜辞作，在周初的金文如《大丰簋》作，《大盂鼎》作，都是画一个人形，特别显示着有巨大的头脑。那头脑便是颠，便是天。颠字是后起的。因为头脑在人体的最高处，故凡高处都称之为颠，树顶称颠，山顶称颠，日月星辰所运行着的最高的地方称天。天字被太空所独占了，又才有颠字出来，连山颠也都另外造出了一个巅字。天字在初本没有什么神秘的意思，连《说文》所说的“从一大”，都是臆说。卜辞既不称至上神为天，那么至上神称天的办法一定是后起的，至少当得在武丁以后。我们可以拿这来做一个标准，凡是殷代的旧有的典籍如果有对至上神称天的地方，都是不能信任的东西。那样的典籍在《诗经》中有《商颂》，在《尚书》中有《商书》。《商颂》本是春秋中叶宋人做的东西，在《史记·宋世家》中是有明文的，因为宋字本是商的音变，春秋时的宋人也自称商，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子鱼言“天之弃商久矣”，便是例证。故尔宋人作的颂也可以称为《商颂》。至于《商书》在现今还有人在整个地坚信着是商代的古书，这是应该加以讨论的。我现在就检《今文尚书》所有的几篇以及散见于各种古籍的真《古文尚书》的佚文，凡有关于天的说话引列在下边。　　　　
　　　　《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史记·宋世家》作“天笃下菑，亡殷国”。）　　　　
　　　　《西伯戡黎》：“天既讫我殷命。……天弃我。……天曷不威？……我生不有命在天？……责命于天。”（《史记·殷本纪》及《宋世家》所引大抵相同，无末句。）　　　　
　　　　《高宗肜日》：“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参照《殷本纪》订正。）　　　　
　　　　《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　　　　
　　　　《盘庚中》：“予迓续乃命于天。”　　　　
　　　　《盘庚下》：“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　　　　
　　　　《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　　　　
　　　　《太甲》佚文：“顾諟天之明命。”（《礼记·大学》）　　　　
　　　　《太甲》佚文：“天作孽犹可违〔也〕，自作孽不可活〔逭〕。”（《孟子·公孙丑》及《礼记·缁衣》）　　　　
　　　　《伊训》佚文：“天诛造攻自牧宫。”（《孟子·万章》）　　　　
　　　　《仲虺之告》佚文：“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