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往事-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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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方法是把此一乐章与其他乐章分开来听，多听两三遍，有时也比较不同指挥录制的不同版本（学文学的人似乎都执迷于版本），这才发现大有差异：卡普兰在第一版中奏了22分22秒；此次新出笼的第二版本则为23分17秒。比他更快的是老一辈的克伦贝勒（O．Klemperer），只须19分零2秒；我手头没有马勒弟子布鲁诺·华尔特（BrunoWaiter）的版本，可能速度也不会慢。这一代指挥家中，斯拉特金（L。Slatkin）中规中矩的版本用了21分25秒演奏这个乐章，但到了伯恩斯坦就长了，他在1987年指挥纽约爱乐的版本就足足奏了24分53秒，可谓最长记录，仅次于他的是拉陶（SimonRattle）的23分52秒。当然，布烈兹所奏的原版需时更长（25分9秒），但那是没有纳入《第二交响曲》之前的“原始版”，听来快得很，一气呵成，却不沉重。
我为什么要计时？原因很简单：速度拖得愈慢，效果愈沉重，那个“葬礼”似乎也愈庄严。然而原谱所注明的速度却是“庄严的快板”！所以卡普兰不敢拖，只有伯恩斯坦晚年走火入魔，奏什么都慢，但听来仍然雷霆万钧，撼人心弦。问题是，这个铺张“葬礼”是否合乎死者的身份？这位英雄一生的价值是什么？他是英年早逝还是功德圆满之后才寿终正寝？
马勒写完这一个乐章才27岁，五年之后才作其他乐章，难道在其青年时代就想到自己的葬礼？这可能再次证明音乐家——如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命运：早熟也早死，生时个性太过敏感，而内心的煎熬和痛苦也太过剧烈。然而马勒和其他音乐家不同，他在事业上很成功，三十多岁就做了维也纳歌剧院的总裁，但他的作曲生涯是磨难多端的。《第二交响曲》首演时，观众寥寥可数，马勒还要自掏腰包，甚至向朋友借债，送票请当地（柏林）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听。难怪他总觉得自己命途多舛。辰。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上）马勒的《复活》（2）
三
马勒在给一位乐评家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第二乐章是一个插曲，第二乐章是一种回忆！是英雄生涯的一线阳光，清澈无云。你一定有埋葬一个亲人的经验，也许在你（从葬礼）的回程中，一段早已忘怀的你们曾经共度的美好时光会突然显现在你的心目中，仿佛照亮了你的灵魂——而不再笼罩在阴霾之下——你几乎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第二乐章。当你从那个温馨而忧郁的梦中醒来，重新回到这缠结不清的人生，你自然觉得这激荡不休的生命很难理解，而且突然有点怪诞，像是在一个灯光通明的舞厅中那些犹如波浪起伏的舞者，你在室外的黑暗中朝里面看——距离太远，你几乎听不到音乐！生命也变得毫无意义，像一个怪诞的幻境，你在其中不禁发出一声厌恶的呼叫。这就是第二乐章，其他的尽在不言中。
这段话出自卡普兰编的《马勒书信选》，附在他录制的第一个版本磁盘中。我从这些信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家，为了他的作品到处求人理解，而当时的大部分乐评家却对他嗤之以鼻，令他沮丧之至。在这些书信中，他再三说明音乐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从生命中悟出来的，然而他的“悟”法不出自理智或哲学，而在感情。在同一信中他又说：“我需要用音乐——用交响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发端于一种朦胧的感情层面，在一扇开向另外一个世界的门前，在那个世界的时空中再没有任何破裂。”那个世界，信教的人看来，当然就是天堂。
然而在这首交响曲中，走向天堂之路也是迂回曲折的。在第四乐章中，马勒先以女中音唱出一段极为优美的诗歌：“啊，红玫瑰！人类在痛苦之中，我宁愿到天堂……我从上帝而来，要回归上帝，上帝给予我光辉，照亮我走向永久的生命！”唱完了，路还是走不完。据说马勒写到这个乐章的时候，又告难产，后来他参加另外一个指挥家的葬礼，听到教堂唱诗班的合唱，这才得到启发，在最终乐章中加进极富宗教意味的合唱。然而，即使到了生命的终点，也是受尽煎熬的（乐队在此必须奏得出神入化，特别是那段步向死亡的鼓声），终于听到天使的召唤，真是犹如一线曙光穿越阴暗的云层直照下来，接着是合唱声娓娓而降，加上女中音和女高音，把这个英雄艺术家的灵魂度到了天堂，马勒甚至还不吝在此加上天堂的钟声（卡普兰的1988年版本就是先把耶鲁大学教堂的钟声煞有介事地录下来，再将之录到结尾）。
马勒的灵魂是否由此得到救赎？答案是他还要再活十几年，再作七首规模庞大的交响曲，直到作完第九——又是一首探讨生命和死亡意义的作品，才离开人世，享年仅51岁。他逝世的那一年（1911年）恰逢中国辛亥革命。
四
我偏爱马勒音乐多年，并由他上溯到布鲁克纳，觉得如果将这两位音乐家的交响乐合在一起听，一气呵成，一定最过瘾，但至今尚未尝试过。只记得在做学生的时代，有一次曾经把马勒的交响曲从头（第一）听到尾（第九），外加《大地之歌》和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采用的是不同指挥录制的唱片。由于唱片录制的年代不同，我也往往受到一时的爱好、心情和唱片杂志评论的影响，甚至当时用的音响器材也会使我感受不同。
就以《复活》这首交响曲为例，我初听时用马勒大弟子瓦尔特的版本，感觉音色不够清晰，改听萧提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灌制的两个版本，又觉强劲有余但深度不足，遂听音响效果较佳的斯拉特金；终觉最感人的还是伯恩斯坦，1987年他与纽约爱乐演奏的唱片，在我的音响设备中播出时效果特佳；不久又买拉陶的英国版本，颇受最后乐章的吸引，但开头第一乐章又不对我的口味；回头买老指挥家克伦贝勒指挥的版本，最后才发现卡普兰。听完这个最新版本之后，才觉得虽然他第一次和伦敦交响乐团录制的唱片效果平平，但是女次高音佛丽斯特（MaureenForrester）还是唱得很感人。这个独唱角色，当年几乎非她莫属，尚可匹敌的似乎只有路德维希（ChristaLudwig）和珍妮·贝克（JanetBaker），而这也是演唱马勒歌曲最优秀的两位女歌手。《复活》交响曲中的女高音角色并不重要，但往往也有名牌歌星愿意参加演出，施瓦茨科普夫（克伦贝勒版）和凯瑟琳·芭托（KathleenBattle，斯拉特金版）即是二例。记得小泽征尔还动用了杰西·诺曼（JesseNorman），但我没有听过。
最近在澳门音乐节巧遇香港的乐评家刘靖之教授，他告诉我今年暑假他有幸到瑞士的琉森（Lucerne）音乐节听了几场音乐会，最后的压轴戏是阿巴多指挥的马勒此曲，他听后大为惊叹，认为是有生以来最佳的诠释。他又说：“伯恩斯坦奏得太浪漫了，阿巴多才是大师！”当时阿巴多刚从柏林爱乐退休下来，得了癌症，正在瑞士休养，也许到了他个人日薄崦嵫之年，与此曲始有同感吧！他当年就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指挥此曲时初露头角的。
在改写此文之际，我特别把1977年阿巴多指挥芝加哥乐团的老唱片拿出来听，发现第一乐章仅费时20分47秒，但快中有序，而且不乏激情。也许今后这两个版本——阿巴多和卡普兰——将伴我享受无数的音乐时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上）马勒的音乐盛宴
马勒的音乐盛宴
听香港管弦乐团奏马勒
香港管弦乐团的新任总监迪华特就职演出的第一场音乐会，以马勒的《第一交响曲》为压轴戏。西洋古典音乐进入21世纪，马勒的阴魂不散，甚至更不停地在世界各大乐团和指挥家头上游动：前不久西蒙·拉陶接掌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时，以马勒第五打头炮；十几年前阿巴多初任该团指挥时，也以马勒第一压阵。阿巴多因身体原因从柏林爱乐退休后，去年在瑞士“琉森音乐节”东山再起，又以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打头阵。
今年10月23日，当迪华特在香港举起指挥棒演奏马勒第一之时，恰是波士顿新任指挥列文（JamesLevine）领导该团演奏马勒第八——号称“千人交响曲”——作为就职献礼，而该团原任指挥小泽征尔离职时，则以马勒第九作为暂别。我这个马勒迷真恨不得可以身在两地亲聆，虽然分身不得，但至少听到迪华特指挥香港管弦乐团的演奏。
我故意选择音乐会的第二场，如此则可避开香港上流社会在首演时酬酢欢闹的习俗，可以专心聆听。然而，上半场的另一个首演——郭文景的《远游》——把我镇住了，听完感情激动，无以发泄，勉强挨过中场休息，想在下半场的马勒音乐中体验真情，可惜在第一乐章开始不久，两支法国铜号的演奏就有点走音，听来不是味道，而迪华特的诠释和我熟悉的伯恩斯坦恰好相反，相当收敛含蓄，甚至到了第四乐章的高潮，乐队的音量似乎仍然不超过两个强号（而我觉得应该是fff）。记得多年前在波士顿听伯恩斯坦指挥此曲，到了最后高潮的时候，部分铜管和木管乐的队员都站了起来，听得我精神抖擞，全曲尚未结束就想起立叫好！
马勒的音乐盛宴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这种过度嚣张的演奏法，似乎当今多数指挥皆不齿为之。阿巴多和柏林爱乐预演此曲时（我看的是纪录片），乐队队员问是否应该站起来，他笑说不必了，后来我听他录制的那张唱片，果然是属于收敛式的。然而，马勒的原谱中的确有指示要两队音员站起来奏，我猜可能是为了达到一种特别的音响效果，正如三支小号在全曲开始时故意在后台演奏一样，音色缥缈犹如天上来（香港管弦乐团的三支小号手此次演奏也技艺不凡）。诚然，各位指挥家有不同的看法，迪华特的诠释应该受到尊重。据友人周光蓁（也是乐评家）说，这次演奏和多年前迪华特指挥明尼苏达管弦乐团录制的唱片中奏法如出一辙，可见此曲更是迪华特多年来深思熟虑后的成果。
作为一个乐迷，我却浪漫不羁，反而觉得这首马勒年轻时期的作品应该奏得夸张一点，此曲有一个绰号——“巨人”，歌颂的当然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艺术家，甚至是马勒自己。不知他幽灵在香港上空聆听时作何感想？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上）马勒压轴试“港乐”
马勒压轴试“港乐”
香港管弦乐团乐季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以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作为压轴戏，总监迪华特接掌香港管弦乐团的第一场音乐会，早以马勒的《第二交响曲》作为“见面礼”，可谓有始有终。然而次年的乐季却不见有任何马勒作品，不知为何？难道迪华特也要学西蒙·拉陶前年接掌柏林爱乐时一样，以马勒第五为见面礼，在第二乐季却不安排任何马勒的作品，而把唯一的一场安排了马勒第六的音乐会让给前任指挥阿巴多（阿巴多的唱片刚出笼，可以“惊天动地”四字来形容）。
马勒的交响乐是目前所有交响乐团的试金石。香港管弦乐团之前演奏的马勒第一差强人意，此次演奏的第五则大有进步，但仍有可改进之处，在此愿以乐迷和马勒迷的立场拋砖引玉略陈己见。
首先要提的是迪华特对马勒的诠释方式。他指挥的马勒第一与其指挥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所录此曲的唱片中的诠释相似，中规中矩，绝不夸张，而笔者反而觉得不够戏剧性。此次演出的第五，因找不到他的唱片作比较，仅凭当晚聆乐的经验而论，则觉得他有相当的深度，而且把这首交响曲的结构表现得十分清楚——即重头戏在第三乐章《谐谑曲》（Scherzo），而把第一、二和四、五乐章作为对比和延伸，因此香港管弦乐团在这个关键性的乐章中也演奏得特别卖力，特别是首席小号手约拿翰·克拉克（JonathanClarke）的表现特别出色，这四支小号和六支圆号的演奏乃此一乐章的“中流砥柱”，在第二乐章中也发挥了“霸气”和“冲击”的作用，值得击节。
然而在第一乐章，小号手完美地奏出开始的主题后，整个乐队却未能“跟进”，弦乐部分的声音微弱（也可能是我的楼座座位的音响效果问题，文化中心的音响实在该整顿了！），木管乐部奏得很投入，但完全被小号和管乐的强大声音所支配，因此这个“送葬进行曲”的“送葬”气氛也不够悲壮，甚至有点冷清，这也可能与迪华特的诠释有关。如与拉陶指挥柏林爱乐的版本比较，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