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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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辣妹’。”
“一个‘辣妹’。我看出来了。”
似乎我说的是克利奥帕特拉（埃及艳后）一样。
“但我确实是，我是‘高贵辣妹’。”
他们一点也不相信。
我不明白。“辣妹”无处不在。接着我意识到我没有哪一点看着像“高贵辣妹”。没有短发，没有化妆，没有高跟鞋，没有短小的“古琦”连衣裙，更不用说眼镜了。
所以我把头发从内裤里抖出来，摘下眼镜，做了一个“高贵辣妹”式的撅嘴，把手一指。
“瞧，”我恳求着说，“我真的是‘高贵辣妹’，我应该在录音棚里完成下一张‘辣妹’专辑，我不该在这儿。如果你给我开罚单或者逮捕我，那么每个人就都知道了，我就要有麻烦了。”
这时，另一个人突然说话了。
“你知道吗，”他说，“我喜欢‘高贵辣妹’。我在局里把一张‘高贵辣妹’的照片贴在了帕梅拉·安德森上面。”
“那么我送你一些有我签名的照片怎么样？”
他们开始笑起来。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他们就把我放了。
“现在可要看着你的速度，亚当斯小姐，穿上你的鞋。”
他们冲我挥挥手，呼啸而去。
其实，我穿的是荒唐的高跟鞋，那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赤脚开车的原因。那样安全多了。
第十三章 辣妹营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彻斯特，大卫出去取一盒录像带并带一份中餐外卖回来。我打开电视。或者说想打开电视，但是遥控器失灵了。我看到后盖子掉了，没有电池，所以我就到厨房抽屉里去找，那是大卫存放在别的地方都不好放的东西的地方——大卫是世界上最整洁的人。
开始我找不到电池，后来我看到两只电池样的东西在抽屉前部散放着滚来滚去。
因此我就拿起来，突然我感到不舒服。我的手似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哗啦一声它们掉到了地上。它们不是电池。是子弹。银色的子弹，上面有我们的名字——“高贵”和贝克汉姆。我感到脸上没有了一点血色，膝盖发软。
就在那时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子弹还在地板上，在它们掉下去的地方。大卫走进来，满面笑容，随即停了下来，我只是盯住他看，说不出话来。他走过来、搂住我，把子弹踢开。这些东西是上星期收到的，他说。
他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我。我们就站在厨房里，紧紧抓着对方。
虽然大卫的大部分邮件都寄到老特拉福德，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会寄到家里来。
他刚刚训练回来，他说，一直站在司诺克台球桌边，这时他打开信封，子弹掉了出来。
他走到那个同样的抽屉前，拿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我。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
相当厚的纸。我坐下来，拿出这张单线纸，纸上满是皱痕。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你们两个每人一颗你们谁也跑不了“这简直莫名其妙，”我说。
“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感到他的胳膊紧紧抱着我，头贴着我的肩膀。我感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凭那张纸掉在地板上。大卫把它捡起来，放回到信封里。
“安全人员已经看过了，”他说，“但是我说等你看过之后再给他们。我知道这让人不舒服，但是我想这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两个人。”
以前大卫从没收到过任何一种攻击性信件，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也没有收到过。
那不是惟一让我们俩感到既紧张又沮丧的事。因为我们将离开英国，开始我们的世界巡演，这要持续大半年时间。西蒙·福勒说服我们办理一个所谓“境外免税年”的手续。这意味着我们将无须为我们在联合王国以外挣的钱付收入税。不利的方面是我们在那一年中将只被允许在英国停留65天左右。这一年自1997年9月1日起至1998年8月31日结束。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反正得在国外，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想去，而且大卫显然也不想让我去。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彼此见上一面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们都同意了。
大卫和我在一起已经整六个月了，但是“在一起”这个词不准确。大部分时间里，要么我在国外，要么大卫在曼彻斯特而我在伦敦。现在情况就要变得更糟了。
一切好像正从我们脚下滑走，像是遇到雪崩或者什么，而且你无法控制。
似乎我们都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大卫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是8月底他的比赛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们无法到别处去，甚至周末都不行。所以他问经纪人是否知道当地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他的经纪人对他说了“罗克里大厅”，离南特维奇不远，它如何如何好、僻静，从6号公路下来只有两个出口。
这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坐落在一块美丽的地方——相当老式的旅馆——但是那似乎挺合适。我们的房间光线充足、很温馨，俯视着花园。我们在那里的第二个晚上，大卫向我求婚。双膝跪地，请我嫁给他。
我什么都没敢对人说。我仍然害怕西蒙会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西蒙会怎么说，他会气得发疯的。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将会拆散“辣妹”。
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呢？事实是我对他有能力办到的事感到恐惧。他的权力太大了，他会让我更难见到大卫。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情形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
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8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1945—1968年间任曼联队主帅）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杯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
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人的欢呼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杯，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
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戴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戴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戴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戴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
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戴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
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爸爸把我嫁给他。他决心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得体。他太紧张了。
“你不会吓着他的，大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我爸爸不会得心脏病或者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呆了大约十分钟，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从来没问。
大卫上楼来以后，他的笑容和给我的吻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一次告别晚餐。告别总是那么困难，但是戴安娜的死讯让它变得更为糟糕。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王子是爱玛的歌迷，我确信有一天我们会接到邀请到肯幸顿王宫去喝茶，然后我就能见到她了——不只是站成一排，握手或是什么的，而是一次真正的聊天。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戴安娜王妃向世界表明只要你一心一意你就能成就什么。她摆脱了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开始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假如那不是女性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称得上女性力量。
我们去了史密斯，翁戛的一家饭店，家庭聚会我们经常去那儿——离我妈妈、爸爸家只有大约二十分钟路。我们大家都到了，两家人，亚当斯一家和贝克汉姆一家：桑德拉和泰德，大卫的妹妹乔安妮和姐姐林娜，还有林娜的丈夫科林；杰基和托尼，露易丝和史蒂文，她那时的男友，克里斯琴，我和大卫。每个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和不舒服。环视桌边所有那些对我都很重要的人，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和家人在一起。而我却就要离开我的家人长达一年，为什么呢？为了钱。
那天夜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卡米拉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大箱子。我们只允许带这么多行李：一只箱子。我们每个人箱子的颜色不一样。我的箱子——恰好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蓝色的。这种箱子你也许会在海底发现，里面还装着财宝。大卫真的在上面画了一面“海盗旗”。一切都那么令人感动。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姑娘们打来了电话。我和大卫戒指戴在左手上的照片也许没有上头版，但却上了第三版。除了对戴安娜的死感到震惊外，她们都好像非常兴奋。
对她们来说出国的感觉和我是不一样的。梅兰妮·C没有男朋友，而且她离家生活好多年了。洁芮也一样，那时她也没有一个对她来讲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