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画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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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楼下的男孩子——小魁、哈巴的两个哥哥，舅舅家的表哥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败下阵来，虽然还有好几个表姐比爱玲大很多，却是爱玲站在楼梯上发号施令，指挥若定，几个男孩子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表面上是这样活辣恣肆，可内心里，这个早熟的女孩是敏感脆弱的。旧式的家庭里，男孩子的地位无与伦比，虽然弟弟别的地方不如她，可他是男孩，且又长得这样招人喜欢而她一点也不，所以，别人稍有点区别对待，她就绝对能感觉到，往往还要夸大地感觉着。在爱玲的想法里，领弟弟的女佣“张干”老是占先，她裹着小脚，伶俐要强，领她的女佣“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爱玲不能忍受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位置上预卜一个女孩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爱玲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小的爱玲气得说不出话来，佣人的表现使她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要锐意图强，胜过弟弟。心里的想法使这个小孩表现出同龄人少有的清醒决绝，对张干总是耿耿的，或许这个年老的佣人也只是随口开开玩笑而已，如果她当时知道这个小姐心里的想法肯定会大吃一惊的。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爱玲很注意，隔两天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爱玲想：我不能问她。出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她始终没有问她，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泡水，小？十分惋惜，直到大了也还清晰地记得，这奇异的自尊心却滴水不漏地保存了下来。从小爱玲就是会画画爱文艺的，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为她带来了与音乐接触的机会。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她想，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的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同是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有时候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黄逸梵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她的发音总是上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接着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坠的姿势。爱玲总在旁边听，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她是罕有的懂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她的天才，立即送她去学琴，其实她明白自己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空气，那种有家庭亲情气息的空气。音乐是如此清雅，带着她体验到的温情气息，她爱；绘画，她也爱，从小就画。对于色彩、音符、字眼，她都极为敏感。弹琴的时候，小？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极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学写文章时，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学了英文，爱用“splendour”华丽，辉煌。、“melancholy”忧郁，抑郁。，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到后来，也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她仍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
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6）
这么多可爱的行业，到底应当选择哪一样作终身的事业呢？9岁的小？，为此大大犯踌躇。最后，帮她做选择的还是物质条件的对比差异：她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教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她，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爱玲的头吻着，爱玲懂得要客气地微笑着，然而总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会要用手绢子去擦擦。到她家去总是何干领着，小？还不会英文，可也不知怎么地和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每次进出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开门。爱玲很矜持地，从不向她丈夫看，因此几年来始终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脑中只有模糊的概念：似乎是不见天日的阴白的脸。十来岁的小？，比哪个小孩都懂得礼貌和矜持，懂得感情的节制，连对父母的爱也是这样，就像母亲小时候对他们孩子一样，爱玲的情感也是这样：心里有多近，行动上就有多远。
在父母甚不融洽的感情中成长着，爱玲有时觉得依偎物质要比投靠感情更稳妥，在个性上她是理智胜过感情的。在父母离婚当真成了现实的时候，她心里虽然非常惆怅失落，但当她在母亲的房间里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煤子时，就觉得可以安慰了，多奇怪的可安慰的条件！
不久，母亲动身到法国去，那时她住读在学校里，母亲到学校来看她，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母亲也像是很安然。事情难道可以这样光滑无迹地溜过，一点为亲情而感伤的痕迹也没有？爱玲知道，母亲一定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母女互相都怀着无限怜惜与牵挂，可谁都不会先流泪！这没道理的不争气的遗传！一直等母亲出了铁门，爱玲还是一个人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风中的夕阳把她高瘦的影子越拖越长，可还是漠然，很久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回不来了，一切易变的主题中只有一样亘古：逝者如斯。爱玲心中最渴望的母爱渐被时间带走，一辈子都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家庭的变故使爱玲从深闺仓皇流落人群，东张西望于街头，为了一方安稳的现世生活，更为了摆脱深埋心中被离弃的凄苦，她一生在奔波，也一生逃离。她的母亲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对照记》，P。45。
其实，爱玲爱她家中的每一个人，她的爱是清醒坚贞的。所以，对于她，同样爱有多深，距离就有多远。张爱玲在文艺的园地里坚贞孤独地长成了她自己，童年的一切都给了她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这个作家最需要的，她一辈子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的需要，是她的长处，也有人说，是她的短处。
时代列车轰然向前不会回头，张爱玲的心却往往不在这列车上，她的心总那么迟迟地，生活在她人不在的地方，生活在童年那古典与现代交界地带的中国生活里。这生活，一边是幽暗的迟暮的古典，是懒洋洋灰扑扑的灰色；而另一边是耀眼的活跃的现代，是孕育着作家希望与力量的绿色摇篮。这驳杂的灰绿是张爱玲成长的背景，是能在此基调上产生一切变化、变动与变易的不变的底色。
雪青；少女旧事堪凄凉（1931…1939）少女旧事堪凄凉（1）
（1931…1939）
童年的故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在爱玲的心中，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便是父母一阵争吵后，父亲躺在烟榻上袅袅升起的烟圈和母亲含恨远游欧洲时默默离去的背影……
这时候，一片新的天地展现在她的面前。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后，进入了著名的圣玛丽亚女校。这是一所有着50年历史的美国教会女中。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去深造。
与其它教会学校一样，圣校也是培养有中国特色的西洋淑女的贵族学校。因为毕业生出去后，会成为政界、商界要员的太太，会成为交际场上的明星，会远涉重洋去进一步接受洋式的教育。
爱玲穿的衣服是灰暗的，破旧的。后来，爱玲的继母曾带来两箱旧衣服给她。继母说自己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连领口都磨破了。爱玲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在这个时髦欧化的学校里，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中间，爱玲感到了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悲哀与落寞。年纪轻轻的她，反而有了一种垂垂老矣的感叹：“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张爱玲：《迟暮》，《张爱玲文集》第4卷，P。1。
然而，爱玲在中文写作方面的才华却显露出来了。这一切都得益于学校新来的国文部主任汪宏声先生。爱玲自己也说过：“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张爱玲：《我最喜欢的先生》，《语林》1卷2期，1945年1月25日出版。
汪先生任事后，除了将课程大加改订外，更在图书馆添置了大量中国书报杂志，奖励课外阅读，一方面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在第一期作文课上，汪先生就在黑板上用潇洒的粉笔字写下两个题目：《学艺叙》、《幕前人语》。
下面的学生一阵窃窃私语，也许，做惯了“准八股文”的她们，于此是感到特别新鲜的。
“诸位都在学习钢琴与唱歌，‘学艺叙’就是叫你们把习琴习唱的经过与感想写下来；‘幕前人语’即是影评，请把你们看电影后的感受写出来。当然，你们如自己另有愿意发表的思想，尽不妨自由命题，应用任何体裁。”
汪先生这种新颖的命题法显然令大家大开眼界。接下来，每人不免一番皱眉苦吟，一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样子。下课铃响，作文簿一本本交上来。批阅的结果，大部分是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成绩果然如汪先生预料中的糟糕。他发现，这些女学生行文最大症结在于只知道作文乃是在数十分钟内将三数百字联将起来交卷完事，而不知思想为何物，更不知思想应如何发挥。突然，犹如眼前一亮，一本文卷却引起了汪先生的注意，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这是仅有的自己命名的文卷，题目《看云》。虽说夹了几个别字，却写得神情潇洒，词藻瑰丽。题下的署名便是张爱玲。
张爱玲由此便引起了汪先生的特别注意。可不知这个“张爱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时候，汪先生上课还不到两星期，点名册上的姓名十之八九还不能与面貌联系起来，所以也不知张爱玲是瘦是胖是俊是俏。
发还文卷的那一天，汪先生挨卷唱名，学生依次上讲台领卷。
“张爱玲！”汪先生格外留意。
教室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像绝大多数女生那样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走上讲台来的时候，表情颇为板滞。
汪先生向全班同学朗读了一遍，并竭力赞美她文章写得好。
汪先生对爱玲《看云》一文的那番指示性的话，收到了颇为良好的效果。学生自己命题的作文渐渐多了，内容与形式都渐渐丰富起来了。交上来的文卷没有准八股了。除了小品文外，也有小说、诗歌，甚至于剧本。可是爱玲却仍旧保持着她一贯沉默的态度，文章虽然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却总是缺少热情。
在此之前，爱玲已在圣玛丽亚女校年刊《凤藻》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包括用英文撰写的两篇小品文《牧羊者素描》和《心愿》。这些可算是张爱玲写作生涯中最早期的一部分作品。其中短篇小说《不幸的她》刊于1932年《凤藻》总第12期，编者特地说明作者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不幸的她》写年轻、孤傲而爱自由的“她”为追寻独立自主的生活四处飘泊；而“她”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对纯真友情的依恋，更是写得如泣如诉，忧郁缠绵的笔调中透露出少女张爱玲的早慧和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