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画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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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素琼消极地过着不痛快的婚姻生活，心里时时地盼望着能有机会寻找自己梦想和憧憬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出国留学需要监护便偕同出洋，那一年她已31岁，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3岁。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个浮华奢迷却死气沉沉的家，她异常地果敢坚决，虽然以她这样的身份出国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异端，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份，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黄素琼带着对两个幼子女的牵挂出洋去。爱玲看着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裙上亮闪闪的装饰小片在她身上颤颤地发光，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时候了，她像没听到，佣人把小？推上去，叫她说：“婶婶，时候不早了。”（爱玲在名义上是过继给族伯父志潜的，所以唤父母叔叔婶婶。）母亲只是哭，趴在那里，绿衣绿裙上抽搐发光的小亮片仿佛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里有海洋无穷尽的颠簸悲恸。佣人没有教给她别的话，小？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她手足无措，她却没有哭。母亲终于出洋去了，她为自己改名黄逸梵，她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娜拉。
母亲去了之后，父亲早已蓄养在外的姨奶奶住了进来。从此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做戏。姨奶奶原来是个妓女，名唤老八，比小？子的父亲年纪还大一点，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刘海。这位姨奶奶试图通过歧视这个家庭男继承人的地位而抬高自己的身份，因此不怎么喜欢弟弟而一味抬举？子，她来了以后，小？跟着她倒看了不少以前没见过的风景。姨奶奶每天晚上带爱玲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小？坐在桌子边，桌上摆的蛋糕上的白奶油与她眉毛一般齐，她把她的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由佣人背在背上回家。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爱玲难得进去，进去就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终究是一个风月场中见惯繁华的人，来到这个沉闷规矩的家中，还要照应两个年幼的孩子，终于不耐烦起来，脾气越来越坏，她自己的一个侄儿因为背书经常被她打得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她把爱玲的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她带着满满两榻车银器家生离开了他们家，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好也好不了，姨奶奶被逼着走路没多久，她父亲也被逼着走路了。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是通过堂房兄长张志潭的推荐并在他的辖下工作，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籍，影响张志潭的官誉，只好把他的职位撤销了。张志沂失去了这个小小官差，觉得颜面失尽，赶走姨太太一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写信求妻子回国，答应戒毒，为了摆脱以前不愉快的阴影，决定再搬回上海——因为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他和黄逸梵是胞生兄妹，张廷重和这个舅子因为相同的爱好——吸鸦片和相同的地位——遗少而颇合道。1928年，张廷重带着一家人坐船回到上海，等妻子妹妹回来。爱玲很高兴地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这个早慧的孩子从来没在书里看到过海的礼赞，看到真实翻涌的大海也有一种由衷的开心，于是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发现《西游记》里原来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没有水。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他们刚搬回上海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尚未回国，就暂住在成定路一条里弄里的一所小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细板壁，虽无法和天津的花园洋房相比，对于爱玲，却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女佣告诉她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天她吵着要穿上自己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母亲看见小？的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就给她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父亲痛改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他们从石库门房子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籍华美的新朋友。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爱玲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那时母亲32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洋装，看起来多么美丽啊！姐弟俩一起看着母亲唱歌、弹琴，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看弟弟，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这一段生活是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至。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爱玲喜欢，连带的也喜欢母亲去过的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令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纠正小？的错位印象：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没有用。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的新居室，新生活，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母亲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小？自己的选择，而且她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画图之外爱玲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母亲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哭的！”被夸奖着，一高兴，爱玲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共有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滑稽的切身感受，爱玲听母亲读，靠在门框上笑。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一看到这篇小说就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它联结着她以后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感。
父亲张廷重把病治好以后，因为担心妻子再次离开他，便使出手腕，反悔以前的诺言，不拿出生活费，要妻子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另一方面，黄逸梵的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异，观点立场的截然不同使他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母亲受西洋教育观念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受新式教育，回国后，为这个问题夫妇俩多次争吵，但父亲就是不同意母亲的要求。爱玲10岁的时候，母亲主张把她送进学校，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最后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她送去了，因为已经有相当基础，所以进黄氏小学四年级插班就读。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因为“张？”这两个字嗡嗡地不响亮，她想给重取一个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这个英文词描述她当时的心情：ailing，意为烦恼。张爱玲这个普通的名字只是母亲烦恼心情随意的表达，后来却响彻了整个文坛。母亲一直打算替她改而没有改，再后来，爱玲不愿意改，也没必要改了。母亲这时的心情非常矛盾痛苦，很多事情凭她微弱的力量也拗不过丈夫固执的偏见，女儿送进了学校，儿子的事情她已管不了了。她从来没去干涉儿子的教育，以为一个独子，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不料只在家中延师就读，一直读到四书五经读到“书经”都背完了才进学校。所幸母亲那时强行把爱玲送入学校，可就是因为类似的诸多事情上的殊见，夫妇之间时刻潜伏着争吵的危机。
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4）
快乐平静的上海家园生活持续没多久，争吵又开始了。争吵很快有了结果，父母终于协议离婚。黄逸梵回国时确实是抱着挽救婚姻的愿望回来的，既然他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还想把这婚姻维持下去，一双幼小的儿女也让她十分牵挂。可是，愿望和现实之间有距离，诺言和行动之间也脱了节。在不如意的争吵中，张廷重又开始吸鸦片，黄逸梵因为在英国游历了四年，亲身体验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对这些腐朽没落的恶习更难以忍受了，所以闹着要离婚。两人离婚完全是黄素琼采取主动，张廷重是不想离婚的，但他当初要妻子回国曾答应两个条件：赶走姨太太和戒除鸦片，“戒除鸦片”这一条没有做到，自知理亏，无可奈何。黄逸梵请的是一个外国律师，办手续的时候，丈夫绕室徘徊，犹豫不绝，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着他那个样子，就问黄是否要改变心意，黄逸梵答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
张廷重听了这话后，明白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方才无奈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在离婚协议中规定，姐弟两个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母亲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父亲负担。离婚之后，母亲搬走了，姑姑张茂渊和哥哥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嫂子一起搬走了，爱玲、弟弟跟着父亲移家到和舅舅家一起的一所巷堂房子里。父母离婚的时候，早慧的爱玲已经很懂事了，虽然父母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可她想，要是征求她的意见，她是赞成的。幸而离错协议上写明了她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爱玲非常高兴，觉得可以安慰了，对于她，精神上的善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像当时一般大家庭中的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爱玲很干脆地像拜火教的波斯人那样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爱玲的判断臧否中，既然母亲那边是好的，父亲这一边的自然都属于不好的。虽然有时候也因为和它们混和着一起长大而喜欢：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的大叠小报是随意居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听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然而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没有希望的下午，越来越接近黑暗的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爱玲曾说：“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ZW（）《永远的张爱玲·张爱玲语录》，宋淇，P。215。〖ZW〗〗 张爱玲的父亲在孩子们和别人的印象中是个可厌的人，身上种种恶习，靠着祖上遗产碌碌度日，没有本事的遗少，社会的食利者，被妻子看轻，为孩子憎恶。其实，在内心里他是可怜的，可厌只是社会的变化加诸给他不得已的头衔。他不是坏人，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他娶的太太能够跟着他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的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不进取。他不能靠自己的本领养家，可自尊心又限制着他，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独个儿生气勃勃地往前走去，宁可大家都没有进步，也得拖在一起守在老旧的巢窝里。妻子又不是他可以左右的妻子，她感染了五四自由民主独立的新空气，她不能忍受和他一起囚死。张廷重知道妻子不满意他，不满意这个包办的婚姻，可是他是爱她的，爱这个美丽敏感独立的女人，不幸的是他抓不住她，她不是绣在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小鸟，她是被关在笼子里一只时时想要飞上蓝天的勇敢的鸟。虽然被关着，可只要稍一疏忽开点笼门，她就要飞出去的。在每时每刻的担心与威胁中，他焦急、暴躁、担忧，最后完全是本能的、自卫的对抗。爱与恨之间，本仅一步之遥。
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虽然勇敢地和丈夫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而且，她也向往国外自由的生活方式，为此，她决定再次赴法国读书。踏着她那双三寸金莲她横跨两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