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画传-第2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在故事的前因后果中，充满了那么多难料而又合理的人生偶然，无论是剧中人还是旁观者都始料不及。明白的只有爱玲自己，她静静地，不动声色地驾驭着这一切，她深深地，不形于色地参透了这人世间的生活，所有的人都是时代的沉重的负荷者，太多的负荷，谁都当不成英雄，只能在命运预设的轨道中运行，即便前面就是悬崖或者陷阱，你也只能沉下去，沉下去……所有的人物，毋论世钧、曼桢、叔惠、翠芝这样的生活感情天地中的伤心人，即便是曼璐、祝鸿才这样扼杀了别人幸福的人，其实都难自主，前后左右规定着它，它只有这样，它只能这样。“所有可恨的人，细细探他的内心，终究不过是可怜人。”宋淇，《张爱玲语录》，《永远的张爱玲》，P。215。
这是20年以后爱玲在香港时对宋淇说的话，勘透人心。
《十八春》走进文学大世界的时候，当时的背景中多的是类似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一个大作家参透人心与人生的功力绝非人人可企及。曼桢的悲剧深深地牵动着读者的感情，引起了许多连爱玲也始料不及的轶闻。当连载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一位胖太太忍不住了，把报纸愤然摔到桌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声称要找梁京，“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当着别人的面，这位胖太太愤慨地说：“梁京不应该把这样悲惨、残酷、丑恶的事体来博得读者的感动。”她说她不知道曼桢以后怎样活下去，说着说着，呜呜地大哭起来。
陈子善，《〈亦报〉载评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
另有一个女青年从报社打听到化名梁京的张爱玲的地址，找到她住的长江公寓，倚在她门前痛哭，说她就是小说里的曼桢，想来见见她。张爱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由她姑姑出来劝说。《亦报》报社也接到无数读者的来信，为曼桢共洒同情之泪，有的呼吁张爱玲非要把祝鸿才与顾曼璐这对狗男女枪毙不可，也请求作者对曼桢行行好，“笔下超生”。陈子善，《〈亦报〉载评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
时代精神对作家的影响在这部小说里非常昭然，与张爱玲往常优秀的小说不同，《十八春》在黎明前最艰难的黑暗中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虽然牵强，倒可见时代之影子，亦可见张爱玲在时代更迭中曲折的心路历程。她曾与叔红（桑弧）谈起她的感想，说，如果读者读到曼桢被辱的一章有一种突兀或不尽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曼璐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怪。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旧社会的一个牺牲者。正如当世钧家中知道了曼桢的家庭背景，知道了世钧父亲与曼璐过去曾有的关系以后，曼桢对世钧说：“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我们来看，是姐姐害了妹妹，可又是谁害了姐姐？此时写此文的爱玲，除了她一贯注重的人生无常偶然性，心里微妙的阴差阳错、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之间的无奈错位等思考以外，已经开始对个人命运的社会根源进行探究了。曼璐所走的，是一个风尘女子不得不走过的蜕变历程。直至最后完全成了鬼，大家还要唾弃她。曼璐陷害曼桢，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可从社会的和经济的根源上去找，读者在理智上可以去推演悲剧演化的社会导因，可以去诅咒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的社会制度蕴藏着培育曼璐恶性的诸种条件。然而，在爱玲的笔下，并不是说曼璐作为一个人的行为，她造成的恶是有理由可以被宽恕的。同为寻求社会制度对个人命运的作用，张爱玲不同于左翼作家的地方，就在于，她笔下的人物不那么全然可用理性去分析，他们有不可捉摸的“小性子”，在故事一层层的进展中，往往一瞬间微妙的心理成了所有悲剧的导因。比如曼璐，她原本对这个妹妹是如此爱护，这个她用青春的屈辱养大的妹妹，代表着她那纯洁无邪的过往，她像怀恋自己的青春与美貌那样爱护这个妹妹，可是为何突然之间充满了恶意！太大太突然的转变！除了家庭与经济等等求生的本能以外，直接也最恳切的原因是来自人性与心理，她们忽然之间成了同行——都是女人。曼璐心中一直有个淡紫色的初恋幻影，可它将被青春纯洁的妹妹击破，那是在种种的屈辱痛苦中惟一可以自慰的美丽过往。
可是，现在，慕瑾喜欢上了妹妹，这是太不能忍受的挑战——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同行之间怎能没有竞争？竞争不成也要破坏。正是因为有了类似的心理暗示和人性挖掘，人物的丰满程度就绝非单纯的社会问题小说可比；之所以有这，又因为爱玲参透了人性，并爽直明了而迂回曲折地把它表达出来。就像在现实中自立切实的心境，炎樱和她是一生不舍的知己，她们关于嫉妒曾有过一段极富意味的“双声”，讲的是假如自己的丈夫喜欢自己的朋友，嘴上说不出来，心里还是妒忌的。
可见，女人之间的心是深谙彼此，张爱玲将这彻悟之心化到作品中，增添了社会问题小说在人性深度上的感染力。
凭借着他人难以比肩的功力积累，张爱玲的《十八春》赢得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亦报》的连载刚结束，就有读者给编辑去信，问“梁京先生”有没有新作继续在《亦报》刊载？此前，唐大郎就曾对张爱玲说：“你写这么好的小说，别说读者们不放松你不写下去，就是《亦报》同人，也不放松你不发这个稿子呀！”张爱玲不能拂别人的好意，说：“写还是要写的，就是写得太慢，要等《十八春》杀青后，再构思下一篇小说的内容。《十八春》登完的第二天，唐大郎又去看了张爱玲，等着她的稿子。这时张爱玲正在补《十八春》里的漏洞。因为这篇小说一边在报上登载，一边写，写到后来，明明发现前面有个漏洞，却无法修改，于是心里老是有个疙瘩，只好花一段时间来弥补小说的缺陷，准备再写新作时，非要全部写完再拿出来不可。《十八春》修改完后，交给《亦报》社出版了单行本。接下来是新中国里张爱玲的第二部小说《小艾》，亦是她在成名地上海的收梢之作。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3）
三
历史翻页转瞬之间，侵略粉碎，张爱玲也美丽成苍凉，她预感到生命沧海将成桑田的恐怖。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爱玲预感。张爱玲是敏感的，她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地，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炎樱曾经为她设计了《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是个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的现代人。当时，这种新与旧之间窥视与被窥视的不安感正是爱玲希望造成的气氛。当时，她就是一个窥视着古中国闺房最幽暗一角的现代女子，骄傲盛气地居住在大都会亮堂的公寓房子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位置剧变，曾几何时起，她蓦地成了在古中国跑马楼一厢房黯然坐着回忆过去的没落小姐，而窗外又有更年轻更盛气更跋扈的现代人孜孜窥视着她。
她憎恶这种被打量被评价被审判的悲剧人生，她一生都竭力摆脱旧家族没落的梦魇。故而，爱玲一直努力靠近最日常的百姓感情，她一直渴望书写和生活最近距离靠在一起的大众的哀乐人生。于是，和着大众命运的节律，在新中国黎明的前夕她写了预示光明的《十八春》，又在新中国的诞生啼声中写了证明光明的《小艾》。
光明是确然存在的，对于1949年前后这场全国沸腾的社会革命，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在剑桥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论道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控制权，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随之而来的几十年的历史是有史以来在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
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什么时候成了内行，人生的故事也就快完了；或者到故事快完了，还是成不了内行？张爱玲曾是个自信的外行。可她也只能在揣摩中选择自己的路。1950年7、8月间，张爱玲听从夏衍的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两个多月，从此时起到离国赴港的两年间，是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历程。
那个时候发配给布，张爱玲发到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一条裤子。去排队登记户口的时候，就穿着这套家常衫裤，街边人行道上撂着一张巷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有个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大概是老八路提干。轮到爱玲，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她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这倒是爱玲希冀的面目。惊喜不像个知识分子，倒不是因为趋时惧祸，成功地冒充了工农所以很高兴；也不是因为反知识分子，她一直都是个知识信仰者。她惊喜的是成功地脱去了知识分子望之俨然的面具，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举重若轻，百姓对她亲近，她很开心，因为都是中国自己人。她曾在1947年写有一首《中国的日夜》：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
现在，真的沉到了中国的底。她曾快意于这种沉落。记得买菜回来的路上，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瓷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倒，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搀着，虽很吃力，倒很开心；把卖菜老头衔在嘴里过的网袋绳子提在手里，不觉得什么，倒有一种落魄公子浪漫的味道；冬天的阳光虽微弱，可正当正午，而且路走得多了，晒得久了，在像黄蜂一样营营扰扰的日光里竟痒刺刺地出了汗。爱玲是快乐的，因为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连手与脚都觉得是年轻有力的。因为快乐着，所以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都有自己的一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时代在变，中国在变，中国的底也在变。真的与之靠近，它倒又面目模糊起来了。以前的弄堂里多繁杂多热闹，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子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在公寓房子里住着，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照样能十分如愿——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篾篓子本身就够美的。在爱玲眼中，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她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就快乐的原因，纷纭、刺眼、神秘、滑稽、成熟了也生气勃勃，任何一点的生活细节都透着中国人奇异的智慧与作风。张爱玲曾慨叹，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对于她，无疑这些最最日常的东西就是她对中国的最爱。可在革命与战争的翻山倒海之中，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