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画传-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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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是周小姐的障碍，还有眼前的这个范秀美，开始的时候，张爱玲想都没敢想她是胡兰成新交的情人，可是渐渐也看出了端倪。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四、天地间放生（2）
一日清晨在旅馆里，胡兰成倚在床上与爱玲说话良久，隐隐腹痛却自忍着，后来范秀美来了，他就向范诉说身上的不适，分明秀美是他的亲人，而这个千里迢迢冒着风险来看他的妻子倒是被生分在外了。爱玲以胡兰成妹妹的身份到胡兰成与范秀美同居的地方去，在柴间一样的房里，三人说话儿，爱玲看看那房，看看秀美与胡兰成，心中的隐痛只有自己知道，谈至深夜，她还是一个人住到那旅馆里去。在她住的旅馆里，爱玲给范秀美画像，她很大方地对胡兰成说：“范先生真是生得美的，她的脸好像中亚西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范秀美坐着让她画，胡兰成立在一边看，她勾了脸庞儿，画出眉眼鼻子，正待画嘴角，胡兰成为三人的安稳与平衡高兴得正要赞扬她的神来之笔，她却忽然停笔不画了。秀美去后，爱玲向兰成诉苦衷：“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画不下去？”言下不胜委屈。爱玲一向是一副独立的大人样，所以胡兰成也没有想到要去安慰她，对于她愁怨的言容，他总是诧异多于爱怜，此乃是清醒聪慧独立女子的吃亏处。张爱玲在温州和胡兰成，还有他的情人范秀美一起呆了20天。胡兰成说他的感觉好像《红楼梦》里睛雯被撵至外头，见宝玉竟来看她，只恐亵渎闪失了，宁愿催她早日回上海。其实是他见事情穿帮自觉有违爱玲一片赤诚之心，所以十分尴尬难处而宁愿爱玲早早离开。爱玲却一股真心地留恋，她本来还想多住些日子可是等下去没有盼头，她的宝哥哥永远不可能对她说：“妹妹，你放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不肯，他要兼得兼爱。经过这么多缠绕纠葛，爱玲总算明白了这一点。临行时，张爱玲对胡兰成说了寥寥几句伤心的话： “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
怀着一颗失落孤独的心，爱玲回到上海，而后，给胡兰成去信一封：“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知道他在温州生活的艰苦，她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随信寄去，并叫他不要忧念挂记她。
从1947年2月间开始，以张爱玲的姓化名在外的胡兰成境遇有所好转，他给爱玲的信中逐渐又显露出他从前张扬的个性来，可他已伤透了爱玲的心，从前吸引她迷醉她的地方如今正成了令她伤心嫌憎的地方，她回信道：“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5月份的时候，胡兰成又去信告诉爱玲他的近况，他新近结识了刘景晨先生，在温州大约可以站稳脚跟，且又与梁漱溟先生通信得到他的赏识，将来定有机缘再出中原，虽然因怕邮信被检查叙事用的是隐语，看着这样的信，想着一年多前在温州时的所见所闻所语，不禁悲从中来，所幸他已脱险境，别亦无所求了。
于是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兰成这样率性的人当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言行给爱玲带来的伤害，更没有预料到爱他的爱玲会作出这样坚决迅捷的反应，他看到这绝交信的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雷，但他内心宁静清楚，他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什么。爱玲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里所说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这些地方可见患难夫妻的真情。如今亮烈决绝的绝交信，又有谁知这背后浸润了爱玲怎样流泪的眼与破碎的心？信中她还附了30万元给他，是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酬，胡兰成流亡在外近两年，爱玲寄钱给他维持生活，从未间断接济，最后一次也是如此。要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是次要的，爱玲不是一个责任感如此强烈的人。归根结底，是她爱他，怜惜他，可他不惊悔，不肯专一地托付于她。为了不使自己落到雾数不清的地步，她只好自卫了。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要主动抓捏一点人生中可依靠的什么，可她抓不牢，于是她只好聪明地先撒手了。
胡兰成对于爱玲与他绝交，当然是不情愿的，他知道她的好，对于好的东西，他都要兼有的。以前他们一起在温州小巷里游逛时看到旧式床柜上美丽的雕刻，胡兰成就想用钱即刻把它买下来，朝晚连睡觉吃饭是也摆在眼前，而爱玲却一点也不想要，只要想看的时候能看到就可以了。胡兰成不愿爱玲离开他，但他理解她思想的清贞坚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是无法左右她的，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可他心里是痛楚的，像他从丽水到温州时上滩下滩的船，只觉得船肚下轧，砾砾擦着人生的河床，这种苦楚是分明锐利得几乎要使人迟钝的，爱玲与他分手的痛楚使他更加发奋地写《山河岁月》，他依旧得感激她。
胡兰成知道爱玲一语既出的认真，而且他也没有资格去找她，他永远都不可能对她要求的选择作出答案。他没有奔走去寻爱玲，夫妻分手，总有一方要作挽留，为了不自异于众，过了两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女友炎樱。信里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经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牵强附会的词赋，已掩盖不了事实残酷的本来面目，炎樱当然没有回信，兰成也知道她是不会回信的，这封没有回音的信，仅像电影结束时银幕上那个清晰眩目的“完”字，没有实质内容，仅是一个宣告而已，宣告一切悲与喜，乐与忧，繁华与素朴都已成了过去，被凝成了岁月长河中的一颗不起眼的水滴。对于两个剧中人而言，这颗水滴曾经，曾经让他们看到了整个喧哗的世界。
胡兰成后来说：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才子事后的狂言原也不太足信。
可爱玲确是这样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成语里概括得太深邃的悲剧性格。
天地中的万物生灵有多少被囚禁，被羁笼，他们可以属于你，可当他们身心分裂而为你拥有时，你实际上并没有拥有。放生吧，相信离去的那个人仍爱着自己，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幸福，是放生的幸福。
放生，也被放生。
被放生，而使自尊得以存活，一个表面冷淡内心热情的忘情了的女人最后一点可怜可叹的自尊。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切实地想抓住生命中可把握的一些东西，可还是得放弃。回头来看张爱玲的一生，她的一生只是在放弃，一生为求自尊而放弃会伤害的事物，放弃了父亲的家，放弃了最初的爱恋，最后，连生命的欢愉也统统放弃了。
放弃的过程是凄惨而黯淡的，可在放弃之前也曾是热烈而眩目的得到与拥有。与胡兰成的这一段爱恋，是爱玲暗色生命中难得的一点反衬，是刺激而眩目的，就像小时候自己给姐弟俩的卧室墙壁所画的橙红色背景。虽然妈妈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避忌红色，因为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而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于绘画是不那么适宜的，可爱玲还是愿意选择这不甚适宜的橙红背景，连画小人也喜欢给它画上红的墙，是为了温暖而亲近的感觉。
这次恋爱与婚姻，就像儿时房间那不适宜的墙，橙红色的，刺激眩目热烈，虽不那么恰当，可它是仓促苍白的生命中少有的温暖与亲近，抗拒不了的温暖与亲近，太难抓牢的温暖与亲近。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1）
（1949—1952）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上海，这个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这个欧美在中国最后的盘踞地；这个多少官僚名流云集经营的华丽水晶宫，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人们在薰香温室中已呆得太久了，露出脸来，几多茫然无措。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都这样想；该怎么办呢？却谁都不知道！最光明畅达的道路在哪里？走一条路，但不是任意哪一条，在这纷纭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选择他（她）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一条路走。可是真正确吗？别人怀疑着，自己也怀疑着。
那些曾在上海遮云挡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官员们仓皇不可终日，纷纷出渡，在台湾，他们作张作致，梦想着重新营造昔日的欢乐洋场；未能出渡的人们感受着生命无着落的强烈担忧，他们茫茫然，也惶惶然，恐惧迎接自己的不知将是怎样的命运；一般的小市民也在揣测中等待命运的宣判，是福？是祸？不管是福还是祸，不是大福便临大祸，时代的冲击力如此巨大，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时代如轰鸣的五四列车，浩浩荡荡地冲了过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只感到模糊的恐怖。在模糊的恐怖中，人们默然，茫然，只有等待，等待时间给他们揭开这生命变化的答案。张爱玲也在等待中，虽然等待是这样无着落的烦心，虽然不是没有离开这烦心地的机会，但是，她是这样喜欢中国脏乱喧闹中可爱的月夜；她是这样亲近上海圆滑世故中踏实安稳的人生，她更愿意留在这里，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熨贴的地方。
上海解放了，解放——从禁锢到解禁的过程，最大最难的解放在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个毛孔都必须承受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是非曲折必须完全倒个，完全更替，更迭浪潮中的人们照例茫然失神，惴惴不安地度过一个白天与黑夜。所幸，这样情绪低落的气氛持续时间并不长，历史很快翻开新的一页。共和国百废待兴，上海，这个开埠历史悠久，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是全国建设棋盘上一颗顶重要的棋子，共产党把这颗棋下得又快又精彩，人们很快就发现了新时代的新答案：每个人都有一试身手的舞台。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百姓真正翻了身，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平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甚而成为他们的“主人”，人们空前兴奋，到处是宣写欢乐的红旗标语，到处是歌唱喜悦的敲锣打鼓扭秧歌。
在窗外热火朝天的生活中，屋内的张爱玲依旧保持着生活的平静安宁。前几年所遭遇的政治风波依然让她心存一丝隐忧，但她又想：我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职业文人以写作为生，以读者为上帝，在职业道德上心怀坦荡，理直气壮。依恃这最后的心理屏障，她依旧坦然地和姑姑住在一起，同时也用新奇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思量着如何将之形诸笔墨。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爱玲写作之余，经常和姑姑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见了熟人点头微笑，不多喧嚣应酬，性格、生活一如从前。有时姑侄俩人到书店淘淘旧书，回家翻阅，她们淘到一本《大卫·科伯菲尔》的英文原版书，在几个朋友间相互传阅。外面的天地已发生了翻山倒海的变化，但她们一贯的舒适惬意还没有沧海成桑田。在这样宽松自如的环境中，爱玲心中的一丝隐忧逐渐被拨开了，作家的本能，她想拿起笔来写一点东西，人们现在真的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吗？她想记录下自己眼中的历史真实。
人们在政治上不可思议的狂热，左翼作家对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写作，爱玲心里是诧异而不敢苟同的。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天生没有政治头脑，总觉得那是太大的事情，跟她眼中的百姓生存之间隔着层楼高阁，隔着千山万水。而且，政治使人发烧、狂热、失去理智，爱玲是一个坚贞决绝、理性为上的人，她爱清静和冷静，不喜热闹和狂热，尤其是政治上的。从小浸渍其中的家庭历程给了她潜意识中对待政治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