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画传-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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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渐渐又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人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却对尺来远之外的脚底下就躺着的穷人青紫的尸首却熟视无睹。没有一点怜爱，没有一点同情心。也许看得太多了，自身都难保，还管得了那么多吗？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那些从天上缠绵飘下来的雨丝，是香港流的“口水”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还知道会怎么样呢？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3）
在百般的空虚与无聊中，爱玲重操旧业，画了许多的画。她仿佛又回到了在圣玛丽亚女校时的中学时代，当时她就常在课堂上躲在下面画画。对线条与色彩的敏感，对她后来的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爱玲觉得，在战争这段时间是她绘画上的黄金时代，以后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即使以一生的精心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无论是爱玲的画还是文字，总是那么的犀利，有一针见血的功力。爱玲后来正如她所愿的，确实从事了“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的工作，只不过，不是用画笔，而是用文字，但两者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妙。爱玲与炎樱则不愧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爱玲特别喜欢炎樱有一幅画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诗的温馨意境。回到上海后，爱玲多次拿出战时画的画来欣赏。“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爱玲想着要重新照着样子再画一遍，但是再也画不出来了。也许正如李商隐诗中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香港对爱玲而言，确实是一个有点“宿命”色彩的城市。爱玲是爱香港的，这里有她年轻的美丽的梦。她可能不会想到，十年后，她再次离开这里时，将是永别祖国，开始四十余年异国飘泊的生涯……1942年初，爱玲与炎樱搭上了回上海的轮船。香港海依旧蔚蓝如昔。可是，该死的战争，摧毁了香港大学爱玲门门优秀的成绩单，也摧毁了一个女孩子美丽的“英格兰之梦”。别了，香港！别了，英格兰之梦！
船过浅水湾，爱玲当时也许并不知道，浅水湾坟地的海边，刚刚添了一座新坟。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女作家萧红孤独地长眠在那里。落红萧萧几人知？！1942年1月19日，病重的萧红在医院中已不能说话，惟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脸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22日，萧红含恨离开了世间，年仅31岁。从遥远的黑龙江呼兰县到青岛，从上海到东京，再到香港，从《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从《呼兰河传》到《小城三月》，从与萧军的一见钟情到最后的黯然分手，萧红的人生道路是坎坷而曲折的。短短一生，她渴望能够照彻生命的煦阳，却屡遭凄风苦雨；企图飞出宿命的苑囿，却如小鸟过早地折断了羽翅。自古才女多磨难，一代情事痴后人。爱玲是在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萧红的故事的。扼腕之余，倒颇有一种“心有戚戚焉”之感。船向前行驶着，和活泼的炎樱在一起，爱玲倒也没有多少伤感。毕竟，上海是一个留下她童年和少年时代足迹的地方。虽然回忆并不愉快，但“毕竟是上海人”啊！那一份亲切的故园情是挥之不去的。船身摇晃着，爱玲却觉得好像坐在火车里，她感觉得到时光的流逝：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1）
一
1942年的春天，爱玲回到了上海。爱玲是深深喜欢着上海的。她认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母亲又出国去了。父亲的家是回不去的。爱玲便住到了赫德路的爱丁顿公寓，这里是姑姑租来的公寓，自从从父亲处逃到母亲处，她的那个家已经结束了，爱玲把姑姑家当成了自己在上海的家。“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张爱玲：《私语》姑姑同爱玲母亲一样，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与哥哥分家后，就在外面租了房子，做起了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充分实现了现代女性自力更生的观念。房子很大，有一大客厅，客厅里有壁炉，姑姑还自己设计了家具和地毯。
好友炎樱进了上海的英国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除品学兼优外，还要人缘好，能服众。她后来进了圣约翰大学，读到毕业。而爱玲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考试，结果却是国文不及格，要求进入一个国文辅习班。这倒是一件顶希奇古怪的事情。一个注定成为天才作家的人，国文竟会不合格。当然，爱玲不上大学的更重要原因，是为经济所迫，仅靠姑姑一人，显然是入不敷出且相差过远，无奈之中，爱玲只好辍学，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事实上，这也是爱玲后半生一直赖以为生的职业。这位迟早要以文学来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少女，在不久的将来即要放射出令人夺目的灿烂光华！
爱玲最初投的是英文稿，她把搞件投向了英文月刊《二十世纪》（The 20th Century）。这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有时事报道、小品、风光旅游、书评影评之类，其阅读对象主要是那些在亚洲的西方人，主编克劳斯·梅涅特是一位德国人，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莫斯科做过驻苏记者，对中国也很了解。爱玲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此文长8页，近万字，且附张爱玲所绘的12幅发型及服饰插图。爱玲虽未出过洋，但文字流畅雅丽，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的文风，因此，主编梅涅特在编者按中称赞她为“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紧接着，爱玲一鼓作气，一年间就在该刊发表文章达9篇之多，其中包括有6篇影评，爱玲的这些影评，对于这段时期的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很具有参考价值。为什么爱玲的英文文章刊出后会受如此欢迎呢？梅涅特的话颇有道理：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后来，不少英文作品被爱玲翻译成中文，收入了散文集《流言》之中。英文写作初获成功，这使爱玲的自信心大增。事实上，更大的成功还在不远处等待着她，一颗新星将要大放光芒于上海文坛。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2）
二
1943年的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线装书盈架，紫檀桌椅，飘香茶具，案头的宣德炉中正烧着的一支紫罗兰香正袅起一缕青烟。“父亲，下面有位张女士来访。”一位小姑娘蹦蹦跳跳地上楼来，递给书房中的中年男人一个挺大的信封。那男人衣袍飘冉，气度颇佳，只是看上去神色有些萧索。他是赫赫有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周瘦鹃先生。他拆开信封，原来是与周先生有共同园艺之好的黄岳渊老人介绍来的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周先生忙不迭地赶下楼去，只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旗袍的长身玉立的小姐。爱玲大方地向他鞠躬。一老一少便坐着聊了起来，颇为投机。爱玲告诉他，自己现从事于卖文生活，可卖的是“西”文。中文除一篇散文《天才梦》之外，没有动过笔，最近却做了两个中篇小说，演述两段香港的故事，请周先生看行不行。说着，爱玲把一个纸包打开来，递给周瘦鹃两个稿簿。周瘦鹃接过来浏览了一下，看到标题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周瘦鹃当时就觉得挺别致，挺有意味，就请爱玲把稿本留下，容他细细拜读。周瘦鹃把《紫罗兰》杂志将要复活的消息告诉了爱玲。爱玲说：“我母亲和姑姑都是十多前年《半月》、《紫罗兰》、《紫罗花片》的读者。当时，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您的哀情小说，落了不少眼泪，还写过信劝您不要再写了。”周瘦鹃饶有兴味地听着，可惜他已经记不得这一回事了。可能是当年周瘦鹃红透上海，给他写信的读者太多，他也无从记起了。是夜，还是在飘溢着清香的紫罗兰庵里。周瘦鹃捧读着爱玲的《沉香屑》，初时并不是很经意，后来越读越吃惊。他诧异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竟有如此老到凝炼的文笔，如此洞察人情的深刻。一边读着，一边忍不住击节称好。此时，正是周瘦鹃想复刊《紫罗兰》之际，能够遇上这样一位“天降奇才”，怎能不让他振奋呢？！一星期后，爱玲又来到了周家。周瘦鹃指着稿本，连声称好，并问她是否喜爱毛姆的作品，并且熟读《红楼梦》？爱玲微笑着，点头称是，不禁在心里赞叹周先生的过人眼力。“你愿意把这两篇大作拿给《紫罗兰》发表吗？”周瘦鹃征求她的意见，爱玲一口答应了。“好！待创刊号出来，我一定亲自登门。”周瘦鹃向爱玲许诺。到了晚上，爱玲又匆匆赶来，请周先生夫妇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紫罗兰》出版的那天，因周夫人有事，周先生就独自一人带了样本到爱玲姑姑的公寓去。爱玲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介绍了姑姑。在那间精巧别致的小客室里，三人分别落座。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具备的西点，十分精美。就连那茶杯和点碟也都是十分有家居风情。爱玲又热情地拿出两张照片，告诉周瘦鹃，这位风韵独具的太太就是她的母亲，一向住在新加坡，前年12月8日以后，杳无消息，最近有人传言，说已到了印度。说到了母亲，爱玲的脸上不禁浮显出深切的思念之情。
临走前，爱玲把自己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那篇《中国的生活和时装》送给周瘦鹃。
周瘦鹃下得楼来，禁不住回望了一眼那幢普通的公寓楼。他知道，在这幢平常的小楼里，将要诞生一位不平凡的女人。果然，爱玲的小说在《紫罗兰》上发表后，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读者开始关注起这个陌生的名字。他们纷纷猜测着，“张爱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久后的一天，上海福州路画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编辑室里，柯灵先生正握着《紫罗兰》杂志出神，他被其中所载的《沉香屑》两炉香的魅力所吸引了。他的目光轻轻扫过作者“张爱玲”的名字，要是能请这位女士为《万象》写点作品该多好。以编剧本和写杂文著名的柯灵先生还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先后编过《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晚报》副刊《浅草》，《正言报》副刊《草原》等。上海沦陷后，柯灵先生意欲在文化废墟中为新文学保留一块园地。在他接管之前，《万象》是和《紫罗兰》类似的，主要发表鸳鸯蝴蝶派风花雪月的软性文字的刊物，柯灵任主编后，力求把它办成新文学杂志，一些进步作家纷纷为其撰稿，如师陀、唐、郑文定、王元化、傅雷等。
正当柯灵先生为如何向张爱玲约稿而犯愁之际，爱玲竟不期而至了。伴着轻轻的敲门声，爱玲婷婷玉立地站在门外。她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是当时上海小姐的普通装束。她的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是有一篇文章要请他指正，那就是后来发表在《万象》1943年8月号上的描写父女恋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柯灵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喜出望外”，会见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