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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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女权主义”的被借鉴并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应当被看作为妇女解放的一个进步。但对于这个被世界妇女深入研究的话题，以及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人们却缺少最基本的认识和了解，更不要说能对广大妇女的现实生活有显著的补益，于是这个关于女性权力的话题便常常只是一个“话题”而已。　　　　
　　　　中国当代女作家群就是在妇女生活的这种精神困惑中崛起的。她们最先面对了女性的上述生存境况，写出了大量关涉妇女生活以及她们心灵情感的小说。　　　　
　　　　二、妇女精神生活的深层介入　　　　
　　　　女作家作为知识女性首先注意到了妇女的情感世界，注意到了她们长期被历史、被男人、甚至被她们自己忽略了的精神生活。被社会所忽略无疑是女性的局限，而这种在社会中的“不能在场”，导致了女性只能是更加关注自己的生存和内心。　　　　
　　　　这和男性作家的关照点显然不同，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男性作家的作品所关心的，更多的是政治的变革、社会的转型、人类生存的普遍状态以及历史中的文化内涵。而与之背道而驰的，则是同一时期女性作家非常自我的作品。她们更关心人的心灵世界，并毫不掩饰地深入到女性内心，大胆描述了她们的所想所思所恨所爱，以及她们对这个男权社会的认识、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抨击。那个时代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蓝天绿海》和《同一地平线上》等作品，都在心路历程式的写作中，表现了女人被压抑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　　　　
　　　　所以我认为，男作家的写作和他们的关照点通常是横向的，向社会扩张的；而女作家则是纵向的，向“自我”深入的。而这种对自我的关照一方面被认为是很私人性的杯水风波，但同时也恰好与“个性解放”的思潮同步，更为积极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在人性的回归上，女作家这种对人本的关注，使她们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为了“先锋”，因为是她们首先偏离了长久以来主宰文坛的“文艺载道”的传统标准。　　　　
　　　　英国女作家伍尔芙说，女性只有首先承认了自己性别的局限，才能去追求那种至善至美的境界。性别的局限是客观现实，而恰恰由于女性社会生活的狭窄，她们才可能更多地去审视她们所熟悉的心灵生活，对人性做更为深刻的探究。由于性别，她们无法改变她们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直觉、女性的世界观和女性的描述，以及她们站在女性立场上所完成的对人类的关怀与认识。她们的作品也因此而更具善意，更有同情心，也更趋纯粹和完美。她们没有框框，通常不受社会和政治的牵累。她们可以想都不想那些她们不熟悉的问题，而把她们的写作直接对准内心，对准人的本质。这无疑是女性的局限，但又何尝不是女性的优势？　　　　
　　　　尽管如此，对于性别的超越，依然是女作家们不懈追求的一个目标。很多女作家不愿意人们在“作家”前面冠以“女”字，认为这是对性别的歧视。“女性文学”似乎也不是她们喜欢的概念，因为她们创造的文学是属于整个人类的，而不是某个性别。无论她们塑造的女性形象还是采用的女性视角，她们所探讨的绝不是单纯的女性问题，而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联系，是人类共通的命运。这也是女作家渴望超越性别的一种姿态。　　　　
　　　　女作家对妇女精神生活的积极介入，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更广大的妇女觉察到了她们自身生存的境况，并由此反省她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被忽略了的精神困境，以及她们社会地位改善的程度。　　　　
　　　　女作家在新时期以来的妇女觉醒与进步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推进作用。　　　　
　　　　三、女作家的先锋性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批国外的优秀作品被介绍进来，特别是那些有代表性的现当代作家作品，譬如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马赛尔•；普鲁斯特、克罗德•；西蒙、罗布•；格利耶、马格利特•；杜拉、威廉•；福克纳、劳伦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以及昆德拉。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充满了创造性与颠覆性的作品就摆在了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文坛面前。西方崭新的创作方式和新锐的文学流派令中国作家耳目一新，让他们在了解了世界的同时，也了解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由此便引发了创作界前所未有的革命和空前的繁荣，以王蒙先生的《春之声》、《夜的眼》等作品为先导，一批以现代意识和现代手法创作的小说应运而生，使新时期文坛充满勃勃生机。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时文坛那些最具探索性和先锋性的作品，竟有很多是出自女作家之手。她们似乎总是能以天然的悟性，最先体会到那种全新的感觉方式和描述方法，并能毫无拘束自然天成地将这种方式运用到她们自己的写作中。　　　　
　　　　这其中自然有性别的因素，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无形中形成了这个群体的依附心理。因此她们很少有自己明确的思想，因之也就很少限制和框框，不像男性那样习惯于“惟我独尊”，本能地排斥那些有悖于自我和传统的新观念。而女人不具有这种顽固的排他性，所以她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更容易将这些新思想融化于自己的观念之中。于是女作家们很快便认同并学会用全新的理念去看待世界、解释世界和描述世界了，并由此开始了一场完全前卫意义上的文学的革命。　　　　
　　　　女作家的先锋性也和她们长期受压抑的心理有关。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变革愿望，自然使她们本能地与那些充满了颠覆性的和叛逆性的文学思潮产生共鸣。于是她们很容易地就将那些反叛的呓语式的甚至玩世不恭充满仇恨的方式，当做了她们宣泄内心、张扬个性的武器。在她们的作品中，不仅描述了“文革”后失去信仰的一代“嬉皮士”们生存的困惑，也异常深刻地暗示了人类生存的极端困境。尽管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将其视野局限在一己的体验中，但她们所讲述的虽然是个体的故事，但也是精神的故事，人性的故事，也像我们今天的许多论题一样，以人为本，充满了人文关怀。这成为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是极为杰出的部分。　　　　
　　　　我们每一个创造者都将被局限。我们永远也不会拥有那种真正全知全能的视角，自然也就不会拥有那种人类性的高度。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哲学都是偏颇的，就像我们思维的各自不同的方式。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只是个体。所以我们不能左右谁，更不能指望主宰谁。因为我们的思维只属于我们自己，自己的深度和真实，以及自己所提升出来的智能和灵性。　　　　
　　　　总之，在人本的这个话题下，女作家们的追求是极富创造力的。她们不仅常领风气之先，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男性作家。她们如今活动在文坛的各个角落，以她们个体的感觉和对生命的悟性，不断地走向创作的完美与和谐。　　　　
　　　　满族，1954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任天津市文联创作室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市文学创作高评委委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5部，中短篇小说集5部，散文随笔集13部，《赵玫文集》4部，电视剧本80余集，计600余万字。曾获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3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1994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天津市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奖。


第五部分作家的社会责任心（1）

　　　　唐浩明　　　　
　　　　在我受教育的时代，经常可以听到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句话，近些年来很少听说了。这明明是一句很不错的话，为什么大家都不提了呢？我有点纳闷不解。　　　　
　　　　撑起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一为科学，一为人文。科学探索的对象是“上帝”的创造，人文探索的对象则是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科学能给人类带来财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财富，终归是要靠人来享受，靠人类社会来支配的。人性有种种缺陷，人类社会有诸多弊端，对于缺陷过多的人、弊端过重的社会来说，科学所创造的财富，也有可能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说不定伴随而来的将是灾难。　　　　
　　　　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好的人格，人该怎样做才能拥有最好的人格？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人类该怎样努力才能构造最好的社会？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一直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哲人所思考探求的最大问题。在中国古代，人们推崇圣贤，将圣贤的人格作为大众的最高人格标准；又提出“天下为公”的理念，认为一切资源都为共有、无私财私产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在悬出最高人格标准即圣贤人格的同时，也认同与肯定许多人性的美德，如仁爱、善良、宽厚、包容、诚实、谦虚、坚毅、勇敢、进取、勤劳、俭朴、信义、克己等等；在标榜“天下为公”的最高理念的同时，也认可和制订许多社会公则，如中庸、和谐、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尊老、护幼、礼贤、除暴、安良、爱国、敬祖、孝亲、天人合一等等。所有这些，汇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世代相传，教育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左右他们的思维方式，规范他们的行为准则，确立他们的价值取舍，一句话，铸造了他们的心灵魂魄。这种人文精神通过各种方式予以传播，其中最主要的媒体便是书籍。在这些书籍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诗三百首》，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从战国寓言到《聊斋志异》，从说三分到《三国演义》，从唐传奇到《红楼梦》，这些文学作品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至为深远，对中华灵魂的铸造功德无量。这些文学作品，全出于有名或无名的作家之手。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但这些年不说这话了，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应当把作家抬到如此高的位置上，作家也是普通百姓，不能享受这种特殊的美誉。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文学作品满天飞，文学刊物遍地见，长篇小说一年出版上百部，拥有“作家”头衔者无以数计，现实是残酷的。接踵的现象，是文学作品读者寥寥；绝大多数文学刊物连个编辑部都养不活；长篇小说通常只印三五千册，而这其中尚有几成将注定压在仓库里，等待着去化浆；作家被人轻视，任何部门发出的调查表中前十项职业中，都没有“写作”一职的份儿。这个现象，难道还不值得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深思吗？　　　　
　　　　其实，社会给作家“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固然是给作家很高的地位，但更重要的，它也带给作家不寻常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年来，文学水准的普遍降低，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作家社会责任心的淡漠甚至缺失，应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书写诚然是个人的事，但一旦作为作品公开发表出版，便不再属于个人，而成为社会的公物；作为公物，则必须遵守公共规则，承担公共责任。所以，社会责任心应该是作家的天职。古今中外，凡被历史铭记的作家，都是具有自觉而强烈社会责任心的人。《诗经》的“移风易俗”，屈原的“上下求索”，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说的都是社会责任心。他们那些不朽的作品，都是这种社会责任心的产物。　　　　
　　　　说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并非说作家都要去写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作品。作家的社会责任心，其实是作家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作家所创作的各类题材各种篇幅的作品中，都会体现出他的这种素质。就拿言情这类作品来说，似乎可以率性而为，与社会责任心隔得较远。实际上，它更能反映出作家社会责任心的强弱。中国古代优秀的言情作品，皆是作家们极具社会责任心的精心之作。《红楼梦》这样的千古绝唱且不说了，即便是一部短短的《浮生六记》，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很庄重的。作者写的是与亡妻生前的两情相悦，但却略去俗欲而着重于彼此的心灵交融，并将它细腻地开掘，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人类所共通的心思情性和男女相爱的真谛。我们现时流行的以男女之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这种优良传统大为相反，它们津津乐道的不是情而是欲。许许多多的言情小说恶俗不堪，更有人公开提倡肢体写作、胸口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