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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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薄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寇菜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邪？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员缺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晋书？王蕴传》：“迁尚书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辈。”《魏书？元修义传》：“迁吏部尚书。时上党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赵憬审官六议，遂有人少阙多、人多阙少之语。而崔以中书侍郎知吏部选事，至逆用三年员阙。今狐亘在吏部，杨炎为侍郎，至分阙，以恶阙与炎。其名相传，至今不改矣。
《旧唐书？德宗纪》：“御史大夫崔从奏：‘兵戎未息，仕进颇多。比来每至选集，不免据阙留人。尝叹遗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选也。《大唐新语》：“刘思立为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訾，亦超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谓载能振理风俗。自今言之，不过索一丁忧之阙，亦何至见摈于清议邪？不知由是心推之，有其亲未死而设为机阱以谋夺其处，亦人情之所必至得矣。孟子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愿后之持铨衡者常以正风俗为心，则国家必有得人之庆矣。”
●卷九○人才宋叶适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这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辄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这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之士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故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
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则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其君子工于绝而不能获敌之首，其小人善于盗马而不肯救君之患。诚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吕氏春秋》所云：“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又如刘ナ所云：“谋不足以剪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者，呜呼！吾有以见徒法之无用矣。
《实录》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罢朝，御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侍。上问：‘庶官之选，何术而可以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举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荐而欲保其终身，不亦难乎”朕以为教养有道，人材自出。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论也。徒循三载考绩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虽尧舜，亦不能以成允厘之治矣。’”
○保举《宋史》：“元初，司马光为相，奏曰：‘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故孔门以四科取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叶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学士至待制，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案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著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诰命仍备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谬举之罪。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得才。”光又言：“朝廷执政惟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其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谴责无所宽宥，则不敢妄举矣。”
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韩非子》云：“王登为中牟令，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见之，我将以为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执要之论也。善乎！子夏之告樊迟也，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唐书》：崔甫为相，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多称允当。帝尝谓曰：“人言卿拟官多亲旧，何邪？”对曰：“陛下令臣进拟庶官，夫进拟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闻，何由得其实？”帝以为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犹能听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
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能政司左通政陈恭言：“古者择任庶官，悉由选部，是以职任专而事体顷者令朝臣各荐所知，恐开私谒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乞令杜绝，一归铨部。”事下，行在吏部尚书郭等覆奏曰：“往时朝廷虑典铨者未尽知人，故敕廷臣各举所知，其法良矣。脱有徇私，邦宪昭然，谁肯同蹈？今恭听流言而尼良法，未见其当也。”乞令仍旧，从之。
○关防《隋书？酷吏传》：“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僮仆无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为异事，岂非当日法制虽严，而关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习浇讹，防闲日甚，少不禁饬，则奸宄之待投间抵隙，无所不至。长吏到官，以关防为第一义。然愚以为但无至公之心以御之尔。《世说》：“晋文王亲爱阮嗣宗，阮从容言：‘尝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王从其意。阮骑驴径到郡，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一郡清肃。十余日，复骑驴去。”唐姚合为武功尉，其《县居诗》曰：“朝朝门不闭，长似在山时。”在旷达之士犹且为之，而况于大贤也”
《大唐新语》：“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服。”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谓刑部尚书唐铎、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于文籍设关防印记者，本以绝欺蔽，防奸伪，特一时权宜尔。果正人君子，焉用是为？自今六科有关防印记俱销之，仍移文诸司，使知朕意。’”
○封驳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齐景公燕赏于国内，万钟者三，千钟者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此《畜君》之诗所为作也。汉哀帝封董贤，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自是封驳之事多见于史，而未以为专职也。唐制：凡诏敕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著于《六典》。如袁高、崔植、韦弘景、狄兼、郑肃、韩、韦温、郑公舆之辈，并以封还敕书，垂名史传。亦有召对慰谕，如德宗之于许孟容；中使嘉劳，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而元和中，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五代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抄参这力，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语录》曰：“王安石荐李定时，陈襄弹之，未行。已擢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词头，辞职，罢之。次直吕大临，再封还之。最后付苏子容，又封还之。更奏，复下，至于七八。子容与大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