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档案-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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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长的权威
罗伯特·肯尼迪恢复了司法部长的权威。
新政府上台后，司法部长下达了一项外人会感到奇怪的命令：把斯坦利·芬奇的塑像从仓库里取出来，掸去上面的厚厚一层灰尘，重新摆在司法部办公大楼的显要位置。
斯坦利·芬奇1908年担任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组建的特工队，即联邦调查局前身的首任负责人。当年下令把他的塑像搬走的正是埃德加·胡佛。长期以来，胡佛在联邦调查局这个“国中之国”里的绝对统治，使联邦调查局内外都觉得他是惟一担任过局长的人。罗伯特下令把芬奇的塑像搬到醒目位置，是为了提醒包括胡佛在内的人们：胡佛之前有过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在他之后也还会有。
甚至在肯尼迪总统任期内也可能更换联邦调查局领导人。
为了证明谁是司法部大楼里的惟一主人，罗伯特借口需要随时同胡佛先生保持联系，派人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办公室里安装了直线电话，而且不允许秘书代接这个电话。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来，胡佛颇为恼火地拿起话筒，里面却是到司法部长办公室玩耍的罗伯特的孩子们的吃吃笑声。还有一次，罗伯特在电话里吩咐一句：“我要你立即来一趟。”随即“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而罗伯特之所以要胡佛立即来一趟，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对这位老人拥有绝对的权威。胡佛虽然涨红了脸，还是不得不立即来到了罗伯特的办公室。
罗伯特与胡佛之间的矛盾，不仅因为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人，价值和人生观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两个人在政治倾向、司法工作方针以及对待黑人民权运动的态度上截然不同。
罗伯特把司法部的主要矛头对准了有组织犯罪，重点打击日益膨胀的黑社会，而胡佛在这方面却越来越保守，固执的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重点仍限定为打击共产党。在罗伯特正式上任前，胡佛给他发了一份备忘录，称“美国共产党对国内安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罗伯特对此嗤之以鼻：“费时费力地再去揭发什么共产党的威胁，不是太无聊了吗？共产党的势力日渐式微，还能构成什么严重威胁？也许，硕果仅存的共产党中，大多数已经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特工了吧！”
在对待黑人民权运动的问题上，肯尼迪总统主张，“旧的时代已经终结，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已不再适用”。在推进黑人选举权、黑人教育、黑人就业的平等权利方面，肯尼迪总统及他的弟弟罗伯特颇想有一番历史性的成就，而胡佛统治下的联邦调查局在对付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血腥暴行方面，却很难起到相应的支持作用。恰恰相反，胡佛更感兴趣的是跟踪、侦查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权领袖的私生活，以期从中找到在政治上加以诋毁的证据。
尽管肯尼迪兄弟在幕后策划“换马”，想任用国务院的威廉·博斯韦尔接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职，但他们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胡佛手里至少抓有肯尼迪的两条小辫：一是从各种秘密渠道获得的肯尼迪不检点的私生活的材料；另一条是“黑人之音”马丁·路德·金真假参半的秘密材料，以及金与肯尼迪总统的亲密联系。一旦肯尼迪逼他掀开底牌，他决定把这一切都抖落给他影响下的一些报纸去发表。胡佛把收集到的有关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全部材料都放在他的私人档案中，塞满了司法部大楼五层的四个房间。
当然，胡佛没有必要公开他所掌握的一切了，因为肯尼迪总统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遇刺身亡了。
肯尼迪遇刺的那天，胡佛是从自己办公室里安装的合众国际社电讯机上获悉这一惊人消息的。首先是下午2时34分，该新闻社发了一条电讯稿，称“总统1时30分遇刺，正在前往医院途中”；9分钟后，又一条电讯稿说，总统“受了致命枪伤”。胡佛便拿起了罗伯特吩咐安在办公室里的“热线电话”，以极其平淡的口气给正在家中吃午饭的罗伯特打了一个电话，“还比不上在霍华德大学发现一个共产党分子时那么激动”。
肯尼迪去世9个月以后，罗伯特又叫响了通往联邦调查局局长办公室的直线电话，这一次，胡佛没有拿起话筒，在铃声不再响的时候，他静静地对工作人员说：“把这该死的电话机拿到秘书的桌子上。”
总统档案尼克松
尼克松：FBI的政治同盟
FBI的老搭档
尼克松执政时，面临着无数严重的问题：正在爆发的灾难性战争遭到国内普遍的抗议和反对，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反对他的内外政策。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联邦调查局。
尼克松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可谓是老搭档了。尼克松得以扬名的“阿尔杰·希斯事件”，正是联邦调查局一手导演的。此次入主白宫，要想再次上演“成功之剧”，来自联邦调查局的帮助将必不可少。尼克松的内务顾问埃利西曼说：“对于尼克松来说，胡佛不仅是情报源泉——他是尼克松听信的政治顾问。”尼克松认为，他可以从与胡佛的密切交往中在政治上得利，因为这样可以保护他的右翼免受保守势力的攻击。
尽管尼克松和FBI局长胡佛之间友谊深厚，但尼克松对胡佛的态度还是反映了一种模式，就像有些人从他对一些年长者、特别是艾森豪威尔（还有戴高乐）的态度中看到的一样。尼克松尊敬他们，渴望得到他们的赞同，羡慕他们博得他人（包括他自己）的忠诚和敬重的能力。但他忍受不了他们沉闷缓慢的工作方法，忍受不了过分的谨慎小心，忍受不了他们贻误时机。尼克松对胡佛的缺乏耐心，使他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总统内务顾问约翰·埃利西曼以及那些年轻助手们也产生了同感，而他对胡佛的尊敬在这些人身上却没有产生影响。尼克松内阁对于胡佛的态度是：尽管尼克松和胡佛之间的亲密私人关系可以追溯到1947年，但白宫官员却一直想硬逼着胡佛服从他们的意志。
自从约翰·埃利西曼开始担任胡佛与白宫的联络官（1970年初，埃利西曼从总统顾问提升为内务助理后，与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任务便交给新任职的顾问约翰·迪安），他便接到来自联邦调查局所有的报告。他回忆说：“大体上讲，我所了解的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质量低劣。联邦调查局在处理问题时特别听信流言蜚语，凭推测猜想；有时一份报告的依据是‘情报来源保密’——联邦调查局电话窃听或窃听器窃听的委婉用语。即便是这样，情报也常常是道听途说……当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特别糟糕时，我便把他退给胡佛。但是，返工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埃利西曼很快就发现，雇佣一名退职的纽约退役警察，让他与纽约警察局情报组保持密切联系，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总统拜访FBI局长
1969年9月，尼克松超乎寻常地拜访了胡佛，并与他共进午餐。令陪同尼克松出席的埃利西曼和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感到吃惊的是，总统居然接受了胡佛的邀请，因为总统很少接受社交性的邀请，即便是内阁成员的邀请也很少接受。
在进餐期间，胡佛谈了些正事。他抱怨他正想派人渗透到修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工中间去，但遭到些麻烦。尼克松说他将会予以考虑，调查并会提防国务院内的“小人”。胡佛告诉他们，联邦调查局正在使用计侦手段，进行冒险活动。埃利西曼认为胡佛的目的在于看看他们对那些非法活动的反应如何。“回过头来看那次午餐，我认为胡佛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两位上司——尼克松和米切尔——都赞成联邦调查局使用窃听器、电话窃听和其他计侦手段。他讲了一些联邦调查局对国内激进分子和外国人的行动计划，我们作出的反应是热情而明朗的。”
尼克松和米切尔拜访胡佛是一个重要姿态，这种姿态承认了胡佛的德高望重，甚至总统与他的交往会对总统有利。但埃利西曼和其他内阁成员对此无动于衷。胡佛对于在政治上同情他的总统一向是言听计从的，而现在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避开白宫提出的他认为鲁莽而又危险的行动要求。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不能相信尼克松的官员，因为尼克松被他们完全孤立起来。所以胡佛不得不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来自白宫的任何命令。当他拒绝政府下达的某些有关国内安全的紧急指示时，这些人就开始攻击他。
用非常手段对付泄密
防止泄密是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双方都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然而，任何一位领袖都决不会在做好准备之前，把他的计划泄露给他的对手或公布于众。在这个舆论称霸政治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位领袖愿意面对那难以驾驭、疯狂粗暴而又充满对手的声势浩大的人群。
1969年3月17日，尼克松下令在柬埔寨轰炸北越军队。这次行动最重要的是保守秘密以防止该国抗议。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这次轰炸，但是，由于他的国家的中立立场，一旦消息走漏，他将不得不公开指责轰炸。1969年5月9日，《纽约时报》第一版刊登了记者威廉·比彻关于这次轰炸和西哈努克没有抗议的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他们的战略计划遭到政府中持不同政见者的破坏，破坏者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基辛格那里的工作人员。尼克松相信，柬埔寨大轰炸可以挽救美国人的性命，同时，也可迫使北越进行谈判。“但《纽约时报》披露的消息把一切都破坏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克松把希望寄予了联邦调查局。他从胡佛那里得知有三种防止泄密的办法：调查背景、跟踪盯梢、电话窃听。胡佛认为，窃听是查出泄密者的“惟一”有效的办法，。于是，尼克松制定了一套程序，由亨利·基辛格将泄密涉嫌人名单送给胡佛。清晨，消息刚一见报，基辛格就给胡佛打电话，要他“竭尽全力查出消息来源，并谨慎处理，不可再泄露消息”。尼克松希望调查计划应“最大限度地保密”，因为，一旦白宫官员发现对他们使用窃听器，他们的士气就会受到打击。同时，他也害怕电话窃听一旦被揭露出去，很可能被反战派“抓住把柄”。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对17人进行了窃听，其中包括4名新闻记者，还有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的13名官员。总统明确授权联邦调查局调查柬埔寨轰炸的泄密情况。而且，按照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对法律的解释，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总统有宪法权力命令进行窃听，无需有授权令状。但胡佛不愿像以前那样，一贯充当总统的代言人。尽管他命令对最大的嫌疑对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莫顿·霍尔柏林进行窃听，三天后，他还是要求并取得了米切尔的书面授权令状。
除了确保基辛格要求的窃听都是根据书面授权外，胡佛还把这项任务与联邦调查局的其他行动区别开来。他把这项任务私下交给局长助理威廉·沙利文，指示他不得保存任何复制记录，并把记录与联邦调查局的一般性档案分别保管（开始放在他本人的办公室里，后来放在沙利文办公室里）。窃听报告不得编入该处索引存档。这个程序对白宫和胡佛都有好处。如果窃听的事实没有记入联邦调查局的卷宗，万一进行调查，他们将会受到总统特权的庇护。
胡佛并不把基辛格布置的窃听任务当作联邦调查局的行动，而把它看作是白宫的一项计划，在这项计划中，联邦调查局只是提供了技术服务。尽管这样，他还是紧张不安。窃听器安装后不久，他心事重重地找到司法部长，请求他与白宫交涉，拆除那17个窃听器。米切尔在白宫与黑格和基辛格进行了讨论，他们也认为窃听器是具有爆炸性的“危险游戏”，但是，窃听器仍是原封未动。
胡佛越来越不愿意联邦调查局卷入白宫的防止泄密的日益鲁莽的行动中，他很清楚，在1969年这样动乱的环境下，如果他们在新闻记者或者政敌身上使用窃听手段，一旦被发现，将是最危险不过的。莫非尼克松看不到这一危险性，或者对此并不在乎？这使胡佛很难理解。另一方面，胡佛的小心谨慎更加激怒了白宫的助手们，他们在尼克松的驱使下正在调查泄密问题，对合法性无所顾忌，甚至不惜冒着败露的危险。他们的鲁莽行为使胡佛更加坚定不移地阻止联邦调查局正式卷入他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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