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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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从“气宇”上着眼，正是把握了时代精神。后来，陈毅成为职业革命家并走上军事斗争的道路，诗歌创作从未中辍。三十年代中期，郭沫若流亡日本作学术研究时，陈毅在赣南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写出了最负盛名的《梅岭三章》。后来郭沫若读到这篇足以传世的绝唱，推崇备至：“陈老总的一辈子，只有在他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时候，才写出了这样的诗。这是真正用鲜血、用生命写出来的诗！诗如其人。这几首诗，就够陈老总永垂不朽的了！”
彼此心仪已久，待得面识则是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1954年陈毅由上海奉调中央出任主管文教科技的常务副总理，与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在京都，论政衡文，鉴赏书画，切磋诗艺，过从甚密。1955年5月，陈毅陪同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获得巨大成功退抵北京，接读郭沫若赋赠七律一首：
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凯歌淮海中原定，敷扬文教外患民。／赢得光荣归党国，座镇吴淞为人民。／修篁最爱莫干好，数曲新词猿鸟亲。
诗人不愧为大家，在所有关于陈毅的诗作中，这是流传最广泛的佳作，一句“数曲新词猿鸟亲”写尽了郭沫若读陈毅诗词的感受。
陈毅很想回赠一诗以表达多年来的情意，“每每因不能成篇而罢”。相隔两年的五月间，陈毅在京城玉泉山养病期间读到郭沫若《五一节天安门之夜》，“觉得是首好诗。喜从中来，欣然命笔奉和”。这是一首长达170余行的白话诗《赠郭沫若同志》，兹录首尾两节。
我早年读过你的诗集《星空》、《天上的街市》那首诗曾引起我的同情。现在读你的新作《五一节天安门之夜》，引起我的回忆，我的对比，我的共鸣！
沫若同志，你，人民的诗人。你三十年前写的《凤凰涅磐》，预先歌颂了新中国的诞生。今后三十年还需要你歌唱不停，歌唱我们开辟更大的旅程，歌唱我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歌唱我们自己就是命运之神！
这是革命家对诗人的诚挚祝愿和由衷期冀。
1964年3月，陈毅陪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四国回到北京，郭沫若为这次“中国外交史和世界外交史上少见的”盛举获得成功而欢欣鼓舞。应陈毅之请，郭沫若书写了长3。5米，宽70厘米的大幅联语：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这既是诗人的崇高赞誉，也是革命家的自我奋勉。
陈毅系列传记——沈尹默赠陈毅的书法长卷
沈尹默赠陈毅的书法长卷
申宕
在上海市档案馆浩若烟海的馆藏之中，蕴藏着许多弥足珍贵的名家字画，其中一幅宽0。27米，长达5米的沈尹默赠陈毅诗词长卷，尤其引人瞩目。
沈尹默，号秋明，浙江吴兴人，1883年6月生于陕西汉阳。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13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并与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倡导新文学运动。沈尹默擅长写作古体诗词，作品精雅秀逸，为当时诗坛所推重。
沈尹默自幼学习书法，用笔古劲秀逸，深得二王神韵，颇具晋唐法度，堪称一代大家。
上海解放不久，正值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之时，陈毅市长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轻车简从，登门拜访沈尹默，陈毅一进客厅，就与沈尹默亲切握手，说：“我拜访上海市高级知识分子，第一个就是你沈老。”在探询了沈尹默的日常生活情况后，陈毅又说：“我们党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党对知识分子是很尊重的。你可以到北京去看看，可以去见见毛主席。”一席话使沈尹默老人备感关怀。未几，沈尹默就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而后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沈尹默接受周恩来总理的聘请，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9年，沈尹默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特地设宴款待。席间沈尹默对陈毅说：“陈老总，新中国成立了这么多年，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你对围棋很重视，已经有了组织，但对书法为什么不抓一抓呀？日本现在学书法的人很多，我们再不抓紧，今后怎么与人家交流？”陈毅仔细地听取了沈尹默的意见和设想，颇为赞同。不久，经中央批准，上海市成立了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沈尹默任主任委员。
陈毅工作之余，喜作诗词，爱好书法。经常请沈尹默写字，除抄录古人诗词外，还索要沈尹默自己创作的诗词歌赋。沈尹默往往欣然从命，书录甚多，奉教于陈毅，该长卷就是其中之一。
此卷书录沈尹默1941年、1943年杂咏诗53首，系滞留重庆时所作。卷首钤有两方起首章，一曰“吴兴”，一曰“游而不周”。落款为：“尹默”，未署日期。卷尾钤有白文“沈尹默”名章，名字四周饰以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图案。名章之下钤有朱文“秋明室”书斋印章。限于篇幅，卷内诗词且不一一枚举，特拣出杂咏一首，以飨同好——
“羲之笼白鹅，乃写道德经。山阴一道土，亦遂声与名。虽然同所好，正尔异其情。运之形神间，谁复别重轻。”
陈毅系列传记——周恩来给陈毅创作假
周恩来给陈毅创作假
冼济华
1958年4月的一天晚上，中央实验话剧院在首都剧场演出郭沫若的名剧《棠棣之花》，周总理观看完后，对这个戏的灯光很不满意，他回忆起这个戏抗战时期在重庆演出的情景，他说，那是多么艰苦的演出条件啊，有时连电灯也没有，就用汽灯，甚至马灯，但也要想尽办法，用好灯光，创造出应有的氛围和艺术效果。现在我们的舞台条件好多了，一定要把演出舞台的各方面都搞好。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很快，剧院的演职员就下放到河北省涿鹿县农村劳动锻炼、深入生活。几个月后，创作排演出喜剧《桑阳河畔喜事多》，用几个小故事，反映农村的巨大变化和新风貌，这年11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听鹏馆观看了这个戏的片段，而后与剧院同志共进午餐。游本昌这时才20多岁，十分活跃，吃饭间他举起杯来兴奋地说：“为我们的常胜将军陈老总，干杯！”“哪里有什么常胜将军啊！”陈毅副总理操四川口音马上接着话茬说：“我也吃过败仗嘛，只不过没有大败仗，小败仗总有的。”他接着说，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许许多多的好同志，许许多多指挥员、战士，都奋不顾身、英勇地牺牲了，此时，他举杯站起激动地说：“为死难烈士干杯！”于是大家都跟着举起杯来。陈毅副总理话题一转，指着他身边的夫人张茜说：“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位朋友，张茜过去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是你们的同行罗。”剧院听说陈毅副总理有写一部反映我党早期革命斗争的戏的想法就请他动笔赶快写，他说：“我要完成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没有时间写呀。”这时周总理马上说：“你写吧，我给你创作假。”同志们都跟着鼓掌欢呼起来。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坐在不同的两桌吃饭时，周总理先后给同桌的人夹菜。有一盘清蒸清江鲥鱼，他夹了一块给身边的于蓝，然后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说这鲥鱼是最好的淡水鱼之一，产量很少。烹调时必须带鳞才鲜美，但鱼鳞本身又不可口。过去有一个婆婆刁难刚过门的儿媳妇，问能不能做鲥鱼既好吃但又没有鳞呢？这儿媳妇很聪明，她想了个办法，把鱼鳞先打下来，再用针线串起来复盖在鱼身上，一起清蒸。这鱼蒸好后才把盖在上面的鳞剥掉，终于得到婆婆的满口夸赞。
吃过午饭，周总理游兴甚浓，提议一道去登佛香阁，在同志们的簇拥下，健步登上了佛香阁。然后又和同志们乘游艇，畅游昆明湖，游玩间，周总理和同志们聊天，恳谈创作中的问题。
翌日周总理给邓颖超的信中这样写道：“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只是小兰被沙可夫、岳慎夫妇带去，她还问奶奶好。实验剧院同志都托我问你好。他们在农村、市区参加劳动锻炼，编了几个活报剧演给我们看，内容和演技都好，证明他们下去确有收获。陈毅、张茜两同志带了珊珊同去。我们在日光下玩了三个多钟头，并吃了他们一顿饭。他们主要目的，是请陈总为他们写剧本，我沾了光……”
陈毅系列传记——王统照介绍陈毅入文会
王统照介绍陈毅入文会
孔亚兵
提起陈毅元帅，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其实，如果不是处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会首先成为一位文学家。
20年代初，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担任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编辑兼“文学研究会”北京分会书记干事。年仅22岁的陈毅正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因为爱好文学，陈毅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王统照是他的入会介绍人。
1942年3月，身为新四军代理军长的陈毅在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中曾这样记述他的文学生涯：“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围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1923年冬，我到北京人中法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这期间，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爱好。”事实上，在加入“文学研究会”前后的一个时期，陈毅的确写过不少文学作品，有小说、诗歌和散文，也有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还有文艺理论文章，如：《论劳动文艺》、《对罗曼·罗兰及其英雄主义的批评》、《对巴尔比士著作的介绍》、《在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与徐志摩的争论》等。他的这些文学活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王统照先生的扶持与帮助，尤其是王统照等人所竭力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对陈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一次，当谈论起文艺与人生的关系时，年轻的陈毅慷慨激昂地对王统照说：“搞艺术是为了人民，拿起武器干革命也是为了人民。现在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严寒笼罩着大地，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祖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后来，革命斗争的需要使陈毅不得不投笔从戎。但是，作为文艺的引路人，王统照先生始终是他崇敬的良师益友。1957年11月王统照病逝，陈毅元帅闻知后，满怀深情地写下《剑三今何在》长诗，以示悼念（剑三是王统照的字）。现录其中四首：
剑三今何在？墓木将拱草深盖。四十年来风云急，书生本色能自爱。
剑三今何在？忆昔北京共文会。君说文艺为人生，我说革命无例外。
剑三今何在？爱国篇章寄深爱。一叶童心我爱读，评君雕琢君不怪。
剑三今何在？文学史上占席位。只以点滴献人民，莫言全能永不坏。
陈毅系列传记——迎接陈毅下山的国民党“七品官”
迎接陈毅下山的国民党“七品官”
赵德章“百老汇”忽来江西客
1949年11月，解放才半年多的上海百废待兴，作为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集军务、政务于一身，真可谓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一天，得悉应他邀请来沪的一位江西客人已经到达，他显得特别高兴，无奈公务繁忙未能及时会晤，只好委托秘书代为接待，然后送客人到当时堪称一流的“百老汇”（今上海大厦）住下休息。
来客年近半百，中等身材，穿一身半旧的黑哔叽中山装，清瘦的面颊略显苍白、憔悴。住进“百老汇”后，他除了一日三餐进出膳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置身在房间里，不是看书看报，就是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些什么。房间里的电话铃偶尔也会响起，那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每当这时，他总是攥紧话筒道谢不迭，心中似在翻腾感情的波涛。
他，就是当年大庾县县长彭育英。
林伯渠南昌荐贤明
彭育英，别号少武，1900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乡，18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五年后学成归国，先后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省长总署秘书等职。1926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在北伐军第六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抵达南昌后，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工作接触中对彭育英的人品才干颇有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