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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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孩冷冷一哼，又问：“你是刚解放的，对吗？”
“是。”
“历史反革命，还是地富反坏？”
“牛鬼蛇神。”张伯驹答道。
那姑娘点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来，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
“识一点儿。”
“填个表儿。”姑娘吩咐道：“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你们一律要下去。”
“可以，可以。”张伯驹连连答应。
他正琢磨怎样才能把那幅“南宫墨宝”带出去，使这件珍宝不致落个引火柴的下场。
“在那儿填吧，填好了，等信儿。”姑娘的口气冷得像十冬腊月的街面，硬梆梆的。
“小玲，电话！”外面有人叫。
那姑娘应着跑出房去。
其余几个人还在说着什么，张伯驹趁他们没注意，把那幅字用脚尖踢到了门外。然后，从桌上拿起笔，飞快地把那张表填了。这时，那姑娘回来了。
张伯驹把表递了过去，只盼快走。
“嚯，你这老头，字儿还不赖呐！乍一看，像个屯老庄。当过屯老庄么——就是屯子里的乡巴佬，庄稼人。记住，去了以后，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好了，你去吧。”
张伯驹如释重负，连连答应着，退了出来，小心地关上了门。站定之后，他四下一看，发现那幅字竟然不见了！他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远处，有个人戴着口罩，正在扫楼道，他忙走了过去。那人身边有个筐子，里面有许多烂纸。张伯驹盯着那个筐，觉得有名堂，一只手探了进去，一下子便摸到了那轴字画。
原来在这儿！他心中一喜，把轴儿拿了出来。身子尚未站稳，却被那个扫楼道的人把轴儿从手中抽了出去。
“你……”他一怔，这才认出，那个人，竟然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宋振庭。
他们都几乎认不出对方了，只在感觉上，听出了对方的呼吸。
“是你么，老宋？”
口罩上的眼睛和悦地一眨。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了。“放进去。”宋振庭的声音很低，同时，眼睛四下一扫。那目光，是坚定而有力的。
张伯驹立时明白了，把那件东西又丢进垃圾筐里，在上面盖上了烂纸。这种地方，手拿着这么一个东西，是马上会被人发现的。
宋振庭猛地转过了身去，又清扫起楼道来。楼梯口，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一群红卫兵正走上楼来。张伯驹知道这里不是久呆的地方，便向楼梯口走去，下了楼。
他多想同宋振庭聊一聊呵！
他慢慢地向家中走去。
慧素在干什么？一别两年了，她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呵。结婚以来，他们还从没有分别过这么久呢。
门上贴着封条！
走近了，他才看清，那封条还是两年前“红总司”贴的。门上挂着锁，已经有了斑斑的红锈。显见，好久没有人来过了。
慧素呢？一颗心立时提了上来。两年了，她会到哪儿去了呢？
透过窗子看里面，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老样子。两年前，红卫兵第三次抄了他的家，然后，便把他带走了，一直关到现在。房里，还是当时抄家的样子：痰盂扣在写字桌上，满地都是碎瓷片和纸，一部精装的《文苑英华》被倒上了墨汁，然后又被脚踩过。砖地上，还能看到墨色的脚印。
就是说，那一天，慧素也被带走了，没有回来过。
一股不祥的恐惧，开始咬噬他的心。他知道，单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长春市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有上千人。那伙发了疯的公狗，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
还有，她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像有些人那样，自寻了短见呢？
他几乎站不稳了，扶住了门。
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使他的心脏承受不了太多的紧张。他有些心慌，上不来气，甚至想大便，耳朵也有些听不清了。他张开嘴，大口地吞着气，有一种渐渐下沉的感觉。脑子里，已经无法思想了。
猛地，他觉得膝下一软，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他心疼！
不知坐了多久，天色渐渐发暗。一阵风吹了过来，带来了一片湿湿的杏花瓣，贴在了脸上。四周是异样的静，听得见风在树梢上走。
他重新站了起来，从门楣上摸到了钥匙。他除了身上带的门钥匙外，为防万一，门楣上还藏了一把。身上的钥匙早被抄走了，想不到，门楣上的那把还在。
费了半天劲儿，他打开了锁，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中土蒙蒙的，又阴又冷。他在门边一张小马扎上坐了一会，觉得好一点儿了。
屋里杂乱异常，他却像是根本没看见，站起来，走到里屋，抬头看着门边的天花板，几节旧的铁皮烟囱还挂在那儿，没人动过，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
陈毅那幅“大雪压青松”，就藏在那几截烟囱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也许因为那些烟囱太脏，居然忽略了。这两年，他一直担心这件东西会被抄走。
1962年初到吉林来，他们带了上百件古代字画，都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家中唯一令他珍惜的，便是这幅字了。
四年多了，一切，像一场恶梦。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靠边站了。未久，作为“文化界黑司令”的宋振庭，被揪了出来。宋振庭长于写杂文，以“星公”为笔名，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文笔犀健，颇有点鲁迅的风格，蜚声整个东北三省。这样的人，运动一来，自然是首当其冲。北京有个“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他则成了吉林的“小三家村”之首，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抄了宋振庭的家，从宋振庭的笔记本上，他们发现了宋振庭同陈毅的关系，于是，又大作了一番文章。直到这时，张伯驹才真正知道，他和慧素到东北来，正是陈毅同志苦心安排的。
从1966年冬天开始，张伯驹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一共八顶，可称是洋洋大观了。开始，他还能记得被批斗的次数，后来，根本记不清了，完全成了个机器人。造反派来叫，跟上就走。在台上，挂着大牌子，造反派在那里喊口号，他在心里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人们讲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听不见。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争着以“对敌人毫不留情”来表现自己这一派的革命与正确，有几次，连慧素也被他们拉到了台上。
若不是有陈毅这幅字支撑着他们，他们会双双死去！
而且，宋振庭夫妇俩不是也被游斗了么？斗他们的场面，听说更大呢。那可是实心实意为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奋战了几十年的人呵！
他无法理解。
斗他们这样的人，从道理上来讲，还有可以说得过去的地方。斗宋振庭这样的人，又是为什么呢？
尤其看到那些平素点头哈腰、缩肩挤笑、一脸阿谀的人，摇身一变竟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时候，他更无法理解了。在他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派”这个名称，是十分神圣的。
他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只有误会，才可以解释这一切。人与人之间不是经常发生一些误会吗？既然这样，社会和国家有些误会，又么不可以呢？
他忽然很想把陈毅那幅字取下来。抬头看看顶棚的烟囱，离地太高了。慧素若在家，自然没什么问题。当初，还是他扶着凳子，慧素站上去，把东西藏好的呢。
慧素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问题，憋得他真想放声大哭。
她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当右派的不是她，她历史上也没有反过革命。到吉林来后，一直是安分守己，当一个美术教师，与世无争，甚至没得罪过一个人。那么，她去了哪儿呢？有人会把她也关起来，一关关上两年吗？
想象把他自己吓坏了。
他担心她寻了短见。这房子里，有一股阴阴的邪气！
于是，拿到那首诗的念头更强烈了。他从门边拿起一根画竿，那是挂轴画时用的，竿顶有个分叉的铜架。举起画竿，刚好探到烟囱。他用力拨了拨，吊着的烟囱悠了一下，似乎要掉下来。
他拨第二下的时候，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他一慌，马上收竿。殊不料，捆烟囱的线绳已经朽了，一下子断了开来，几截烟囱，砰砰咣咣地打到了他的身上。他站不稳，一下子扶住了门边，闭上了眼睛。
“伯驹”——一个声音冲了进来。
是慧素！
他以为听错了，以为是梦，骂了起来：“你干吗要藏起来！”
一双手扶住了他。他觉出了那双手的熟悉。
然后，他小心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双满是泪水的大服。
他又闭上了眼睛。“伯驹，你……怎么了？”是慧素，在焦灼地问。
他觉出了额角的疼，那是方才烟囱落下时打的。
“慧素？”
“伯驹？”
“真是你？”他又睁开了眼，看到了两行晶莹的泪。
他无法抑制自己，一把搂住了她，委屈万分地哭了起来。
他从五六岁起，便只流过泪，但没有哭过。
流泪同哭是不同的。无声的泪包含了悲痛与坚忍，包含着压抑的恨；而哭却是一种委屈的诉说，是失禁的倾泻。
她第一次看到他哭。
他终于哭过了。
“我知道你关在七号，可是，我不敢叫你，怕你担心。”慧素扶他坐下，静静地说道：“我在三号，和你那里隔了三个房。我知道你回来了，他们说……”
张伯驹用眼睛在屋里找了起来。
终于，他看到了。那幅字好好的，一截烟囱中探出了一个头来。慧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马上明白了，过去把那幅字取了出来。
她用探询的目光问他。他点点头。
于是，慧素把那幅字挂了起来。
房子里立时变得生气勃勃了。
傍黑的时候，宋振庭夫妇来了。慧素已经把房间整理好，并升上了炉子。时间尚在早春，天还有点阴寒。屋里一有了火，马上便是另一番劲头了。四个人坐在房里，热热闹闹地道着别后的故事。原来，宋振庭已经被“解放”，等待分配工作，目前先帮助搞一些杂务。革委会专案组查了宋振庭的祖宗三代，证实确无一个污点，老婆也是个革命干部，因此，便被“解放”了。
“我问过，可能送你们去前郭旗，或者是去农安县。”宋振庭沉着脸说：“中央的‘一号命令’，说是要搞战备，所以要疏散城市人口，好多人都要到乡下去呢。”
“去乡下干什么？”慧素急于弄个明白。
“插队落户。”
“像那些知识青年一样？”
“也许是。”宋振庭皱皱眉，暗叹了一口气，担心地看着张伯驹的身子说：“我担心，张老的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没事！”张伯驹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有慧素在侧，他平添了无数的气力，似乎登时年轻了许多：“一把老骨头了，扔在哪儿也没关系。这两年，还不是挨过来了。”
“我怕帮不了你们多少忙，只好你们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你们记住，普天之下，走到哪儿，也是好人多。”宋振庭声音里，含了一股苦涩，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潘大姐，你多受苦了！”宋振庭说完这句话，一颗泪再也忍不住，悄悄地爬了出来。
宋振庭把那幅劫后余生的“南宫墨宝”带来了，张伯驹看过，认为确是真迹。能够使这样一件珍贵文物免遭厄运，张伯驹心中亦感到一阵欢欣。不知为什么，他有了一种感觉：尽管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前面的路，依旧还有很长，很长。
这一晚，他们一直聊到了天亮。
十七
村子很大，足有七八百户人家。由于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有十几里路，又有公路从村边过，直通长春，所以颇有点小集镇的味道。
张伯驹他们一到村里，便发觉这里对他们不大欢迎。而且，当慧素客气地说了一声“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时，一个辈份很高的老汉一声冷哼，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冷冷地说：“教育？这里不是学堂。那伙子知识青年，把人折腾得还不够！”
他们这一批一共来了三十多人，各村的贫协代表、支部书记在公社里讨价还价地争了一天，才最后确定了每个村里应该分派的人数。张伯驹两口子岁数都大了，谁也不愿意要，推来推去，直到公社同意这个村只收留他们两个人（别的村四至六人不等），大队书记老高才算勉强应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