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码头 - 副本-第7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将“直接管理”扩展到社会管理职能，实行省县两级政府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报告最后还提供了法律依据：按照《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是省、县和乡镇三级，还没有条例说可以让地区或者地级市管理县级市和县。
郝智写完了《建议报告》，接着就给省委和肖书记打了辞职报告。
省委并肖琦书记：
首先，请接受我辞去路山地委书记的请求。
五年前，我是带着省委和领导同志们的殷殷期望来到路山上任的。几年来，我们地区一班人带领全区五百多万干部群众，抢抓机遇，发展经济，使路山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同时，我在最近的反思中也羞愧地看到，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把GDP这项指标作为中心，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增长率是硬道理，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政府举债搞政绩工程；不惜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搞经济腾飞；忽视增加财政税收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畏难政治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工作，忽略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几年里千方百计求稳定，求得稳定促发展，没有及时对一些已经暴露的问题进行有效的遏制，更没有大胆进行抵制和做坚决斗争，致使“黑洞”愈来愈大，直至导致严重损坏我党声誉的事件在路山接二连三地发生，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虽然，就像打开了窗户总会有苍蝇飞进来一样，路山出现几个腐败分子也绝非偶然，但作为地委书记，我应该负主要领导责任（后附检查一份）。
在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我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根据路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并参考了周边地区的经验得失，写成一份“建议实行三级建制，强县扩权逐渐取消地级权力”的报告（报告附后），谨作为领导在今后工作中的参考。
中共路山地委书记郝智
2004年10月18日
郝智准备把《建议报告》送给廖菁或者通过她送到中央有关部门，而辞职报告直接送给省委和肖书记，在他犹豫是先到北京还是先回省里时，他接到省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启程到中央党校参加学习。临行前，他接到廖菁的电话说，据她在国家发改委得到的消息，最近美国一个叫宇宙油轮公司的准备到路山进行投资，开采露天煤矿。郝智记得当年在来路山上任的飞机上，他就遇到过该公司的人，都快五年了他们才开始真正的行动，这样的大公司能落户路山，足以说明他们对路山、对在中国的投资有足够的信心。在他为路山可能首次引进外资感到高兴的同时，他说了自己马上要上中央党校的事，然后神情幽幽地说，自己已准备辞职，如果得到批准的话，自己可真的算是什么都没有了。
听到这个消息，廖菁显然十分高兴，她说：“你不是还有我吗？难道有我，你还不够吗？”
“可到了北京，我会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呢？”他问廖菁，也是问自己。
六十四
郝智拿着一个花篮，心情复杂地来到路山人民医院。院长声调平缓地说，像姜专员这类中毒病人，能苏醒的概率是百分之一。郝智摆摆手，制止院长再说下去。随即在院长的引导下来到拐角处的特护病房，看到了浑身插满管子的姜和平，他心情复杂地从刘勇的手里接过散发着清香的花篮，轻轻放在床头，弯腰把花篮简单进行了整理，然后向身后看去。刘勇马上会意，和那些陪同人员一起悄悄走出病房。
病房里静悄悄的，只听到氧气瓶里咕咚咚的气泡声和那些仪器的电流声。郝智默默地伫立在旁边，看到这个曾经满怀远大抱负的姜和平此时脸色煞白的没有了张扬，没有了霸气，连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也不会眨巴了，只会平静地躺在床上，只有平稳而有节奏的悠悠呼吸，标志他的肉体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
做官是无尽头的事情，就像近年来城里人时兴的攀岩运动那样。如果把官场比作是岩石的话，那做官的人都是这项运动的运动员。站在岩石面前大家都想往上爬，攀过这座岩石，更高的又横在你的面前。岩壁其实是无尽头的，要是一味不顾自己的力量攀登，那最后只能累死或者摔死。同样，个人的享乐和金钱也是无限的，满足起来没有尽头。别说时下流行的包二奶、三奶的，就是封建王朝的皇帝后宫有三千嫔妃，也不见得这些皇帝们生活得比那些有着平常心的老百姓快乐。至于金钱，更是身外之物，即使有谁再有钱，他能比得过比尔·盖茨？但人家比尔追求金钱的内涵早已经超越了金钱本身的范畴，他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工作的信念，所以他“大手大脚”地拿出几亿、几十亿美元送给需要钱的人，做社会上需要做的事。听说他还不准备给自己的后代留多少遗产，因为金钱对于孩子的成长并没有好处，而对于贪得无厌者来说那无疑更是毒药。看看我们的国人，特别是一些追求起钱财来忘乎所以的贪婪的人，真是可悲。在一则报道里，一名平时艰苦朴素的贪官，竟然在自己床下放了满满的、还没有启封的几千万的票子！这样对钱财的追求，其实早已变态得超越了正常人的本能，到最后他们真的是服了自己酿造的毒药。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慕绥新、马向东、田凤山、李真等等这些贪官们，都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古人云知足者常乐，平平淡淡里才是真，这些简单的话语，其实真的是包含着丰富的哲理。
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生是这么短暂，一不留神就会走到了头。所以，以平常心活着，对每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了。但面前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如此这般地活着，却没有了任何意义，生不如死，滋味很苦啊！郝智思绪纷乱地想着、想着，不知过了多久，后来不知咋的，他在心里背诵起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这样连续背诵着，心潮起伏的郝智，不知什么时候已开始泪流满面了！
二00三年秋至二00四年夏初稿
二00四年十一月修改
后记
连小说的构思都没有，却把《后记》写好的人恐怕不多吧！而我却是这样另类的一个。
我属于崇尚轻松、快乐的生活，喜欢在打抱不平和伸张正义中寻找快感的那种人，所以心态一直停留在二十郎当岁时的时间隧道里。但无论怎样，走过四十岁这道坎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真奇怪，当两年前一迈过四十岁时，本来良好的心态突然变得空荡荡了。过去我
非常喜欢交朋友，长期沉湎酒场，曾经创造过一次喝下18瓶啤酒的记录，现在感到再这样下去已难以忍受了。于是，茫然中的我，开始寻找起无论对家庭、对自己，还是对社会、对生活有意义的事情来。
该做什么好呢？在苦苦寻觅中，二十年前做过的文学梦又“沉渣泛起”。
打小起，我就算调皮捣蛋又喜欢看书的那类孩子，特别是看起小说来更是不管天塌地陷的。记得刚上小学时，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来信说他最近正在看一本叫《烈火金刚》的小说，我马上心急如焚地恳求他将书寄来。拿到书后我真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直至今天还记得“史更新死而复生，赵连荣舍身成仁”的故事。然而，大量的阅读在当时并没能帮我提高写作水平，反而因为知道写作艰难，害怕写作文了，只要老师布置作文，我心里就直发怵。记忆里，我的作文倒是叫老师念过几次，但那不是作为好的范文，而是当作“反面教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兴起后，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万人拥塞在文学小道上的盛况。当时处于高考失利后尴尬境地中的我，怀着满腔热血熬油点灯几个昼夜，炮制出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寄给省里一位和我家有些交情的著名作家。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当我激动万分地打开印有鲜红“编辑部”大字的信封时，薄薄一页纸上的寥寥数语，却像一盆冷水给我当头浇下。她说：你的小说没有一点生活，纯属胡编乱造，而且文字功底极差。文学创作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劳动，来不得投机取巧……等到满头的“冷水”蒸发后，天性不服输的我继续尝试写作，不久后有一篇反映老干部过年受冷落的小小说最先变成了铅字，之后又有几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发表，但这些东西都和生活有一定的关联，而那些在理想和梦幻中编造的、压根儿没一点生活的故事，几乎都成了一团废纸。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的小道不仅不再拥挤，甚至连人影都难觅了。“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为了工作和家庭，我也开始了生存的奔波，把神圣的文学只当作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幻。
为了轻松的生活，为了寻找正义的快感，同时也为了急功近利想赚几个稿费把口袋弄得鼓一点，我搞起了写得快、好出卖、有读者的“短平快”的新闻写作，被多家媒体聘为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十多年间，先后有近3000篇合计百万余字的各种体裁的新闻稿件散见各级、各地、各种媒体，并有比较难写的新闻言论在《人民日报》、《中国人大》、《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上刊登。近年来，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也是为了赢得媒体的青睐，我把偏重于出力不讨好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新闻作为自己的采访写作方向，连续几年中，每年都有五六十篇大小批评稿件在各种媒体上刊登，有数十篇得到高层领导的批示。就像一位被批评的对象所说的，那些批评监督报道真像钢刀一样直扎得人心疼！拿着这把“刀”，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时间、精力和经费消耗暂且不说，还多次受到电话的威胁恐吓。但在邪不压正的信念中，我还是挺了过来。现在回头望去，真的要感谢充满紧张和刺激的火热生活，因为有这样的生活才有了写反腐败小说的源泉和动力。
要写小说光有生活的动力好像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挣钱的刺激。先说责任，任何人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有很多的责任，比如夫妻之间有婚姻责任，父母和儿女之间有抚养和赡养责任，环境责任、公德责任等等。特别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必须“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社会长期存在的腐败毒瘤，应该敢于拿起手术刀进行解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尽量使社会这个机体变得美好起来，哪怕是使一个细胞变得美好。再说挣钱。有人曾经说过，这个社会将来最后的特权行业便是新闻行业，看看满大街上跑的都是新闻采访车，再看记者采访时的颐指气使，你不得不承认这个行业里无形存在的特权，特别是在腐败无孔不入的当代，更是造就了新闻记者成为发家致富的好职业。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我多次遇到被我批评过的对象为“消灾免难”送呈给我的红包，面对这远比美女大得多的诱惑，我只是小心翼翼地默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就是不愿接受。于是，在看到周围好多人随便写些无聊的文章，私自印刷一堆“文化垃圾”就能卖个好价钱时，我真的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了！为了改善目前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我觉得自己也必须写一本书。我谢绝了好心朋友们“把过去发表的东西汇集起来编辑几本书”的建议，因为感觉那样无疑是拿着发馊的饭菜给大家食用，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我决定认真写一本新书。在究竟该写什么样的书还没有一点谱时，我就用“也厚一把脸皮”为题先写了个《后记》，真的准备厚一把脸皮，拿出我丰厚的生活积累，争取写出一本具有畅销因素的好书，赚得几个小钱。当然，那个《后记》现在已不能再用了。
2003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在准备卖的一堆旧报纸里我找到了几年前信手涂鸦的长篇小说《内陆港》的十几页手稿，顺便翻了翻，感觉还有写下去的必要，于是利用刚学会的电脑技术，把这个开头输入到文档里，这样，我朝思暮想要写的新小说就算正式开了工。像以往写中、短篇小说那样，这次写的长篇小说一开始仅有两三个人物，也没有提纲和故事，大体确定属于反腐败内容这个定位，就利用晚上别人看电视、喝茶的时间，信马由缰地写起来。今天有情绪写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