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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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令人不解的是，欧洲正在努力建起一道隔绝四邻的围墙，企图把那些外来邻居们排斥在自己的繁荣发展之外。与此相反，亚洲的战略推动力却要把每个社会都吸引到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中来。这个过程从缅甸和越南开始，最终将会发展到朝鲜。
欧洲不可避免地要和邻近的三大势力打交道：俄国，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里，这三个地区动荡的局势迟早会渗透进入欧洲社会。如果说欧洲对俄国的政策还算勉强成功的话（许多问题还有待长期考验），那么它对非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可以说从根本上失败了。
欧洲曾允许那些在社会文化方面更具相似性的国家赶在土耳其之前进入欧盟，这种做法从长远眼光来看是一次战略失误。因为这等于给出了一个信号：欧洲和伊斯兰世界是断裂的，不管一个国家多么非宗教化，多么现代化，多么“欧洲化”，只要它属于伊斯兰世界，就不被允许进入“欧洲之家”。欧洲失去了一次机会，一次向世界证明一个伊斯兰国家也可以跨越文明，成为和欧洲各国相似的现代国家的机会。欧洲同时失去了另一次宝贵的机会，一次向世界证明它可以跨越自身的文明界限，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亚洲成功地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东盟地区论坛（ARF），这些组织都包含了多元文明。
当面临波斯尼亚种族灭绝的危机的时候，欧洲表现出了令人失望的被动，这种被动加剧了对伊斯兰世界的排斥力。伊斯兰世界（以及任何其他地区）都相信，如果居住在萨拉热窝或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基督徒遭到穆斯林炮弹的持续轰炸，那么欧洲决不会被动地坐视不管。欧洲一方面声讨缅甸倒退的民主，另一方面又对阿尔及利亚同样倒退的民主加以认可。愤世嫉俗的欧洲人对这类双重标准只是表现出轻微的蔑视，殊不知他们将会对这种疏远伊斯兰世界的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毕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是一支与欧洲长期共存的力量。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的道德领导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每当危机关头，人民总会被引向正义的一方，并能提供强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欧洲领导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德国总理科尔在本年度声称：“在北非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欧洲主要的威胁。”同时法国首相巴拉迪尔也把在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革命看作是本国的头号威胁。
欧洲策略中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一个假定，即：世界上除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的近邻，都将信奉他们的社会思想——历史的自然进程必将把所有的国家引上通往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欧洲人看到俄国总统戈尔巴乔夫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这个假定被事实证明了。后来苏联解体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欧洲人欢呼“历史的终结”，他们认为只要在全球普遍应用西方的观念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这种欧洲观念至上的深刻信仰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弱点，它使欧洲变得盲目。每一个社会和文明都有它自身的有效性，欧洲甚至连这样最简单的道理都无法接受。《经济学家》上一篇题为“伊斯兰和西方”的文章证明了这种盲目性。文章假设伊斯兰社会按照欧洲的道路发展，只字不提西方可以向伊斯兰社会中学到东西。然后，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和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两个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位于亚太地区。在这一地区，他们没有沿袭西方模式。那种西方观念普遍化的信念必然妨碍人们接受多样化的原则，同时也会阻碍一个地区各种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亚太地区已经习惯了这种多样化的状态，但是欧洲还没有。
欧洲策略中的第三个缺陷在于它为致力于把生活标准“锁定”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上，甚至不惜通过设置新的自由贸易壁垒和忍受高额的补贴来实现。在这一点上，欧洲和美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美国可以大胆地超越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障碍，和墨西哥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其实美国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美国不向墨西哥出口一些廉价的工作机会，那么后者将不会也不能停止向美国输送国内过剩的劳动力；现在的状况是，作为报答，美国还可以从墨西哥赢得一些高价的工作机会（通过一项双赢的协议）。
对欧洲来说，为了解决长期无法避免的非法移民问题，一个永久的措施是对外输出一些廉价的工作机会（同时赢得高价的工作机会），这需要首先和北非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欧洲促进（而不是阻碍）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那么这项措施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它能够把欧洲和它的邻国卷入由亚太地区掀起的繁荣浪潮之中。但是为了使欧洲的邻国发挥它们的天然比较优势，欧洲应该废除它的农业补贴制度。令人吃惊的是，一个能解决欧洲政策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而又如此简单明了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1990年，欧洲和非洲人口的比例是498对642（百万）。根据美国媒体详细调查做出的预测，这一比例到2050年将升至486对2270（百万）——这个数字接近当前南非国内白人与黑人的比例了。在未来几十年里，欧洲将被来自周边国家的广大贫穷人民所包围，而且这支贫穷大军将会不断壮大。除非这些人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也能感受到欧洲的繁荣气息，否则的话他们将毫无选择的涌进所谓的“欧洲家园”。
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非洲将成为欧洲的一大难题。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最近问道：“谁造成了非洲的巨大灾难？”答案是：“19世纪的欧洲列强出于利弊参半的复杂动机，把非洲变为它们的殖民地，从而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政治体制，摧毁了既有的制度和法律。”他接着又问：“哪个地区在拯救非洲问题上有最急迫的物质利益？”答案是：“欧洲。这不仅仅因为欧洲是非洲矿产和农作物的主要消费地，更重要的是，非洲成千上万濒临绝望的人民正在走出非洲，去寻找一个有秩序、有工作、有安全保障、有发展机会的地方。那些国家对于前往欧洲的移民几乎毫无限制，这股大军已经导致欧洲出现众多的社会问题，面临政治紧张的状态。”
以上几个存在于欧洲策略中的缺陷表明，一股相似的推动力已经从欧洲蔓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我把它称为“大西洋动力”。它的特点是：以谋求大陆联合为目的，而并非着眼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优先输出政治发展而不是经济繁荣；同时忽略了各国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为自由贸易制造壁垒，只是为了维护根本难以为继的“福利国家政策”。世界上其他地区虽然都从欧洲的创造性和活力中受益非浅，但是如果欧洲坚持推行这种“大西洋动力”的话，那么不仅是欧洲，整个世界都会遭受巨大损失。
第四部第8节 大西洋动力的具体例证
由于欧洲拒绝在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妥协，导致该谈判1989—1993年一度陷入僵局。这是大西洋动力损害国际利益的一个例证。如果不是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在西雅图召开的那次关键会议，乌拉圭回合谈判很可能以灾难收场。大会上美国适时地发出了信号，声称如果这轮谈判失败，那么美国将不得不考虑建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其余的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也表示支持这个想法。欧洲各国领导人经过紧急磋商，终于在1993年最终决定签署乌拉圭协定。这项协定的最终签署地点选在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
不幸的是，这座城市坐落在大西洋岸边。在这里，由于大西洋动力的作怪，发生了一件几乎摧毁最终协定的小插曲。凭着亚洲国家的支持，美国最终迫使欧洲接受乌拉圭协定，然而事成之后美国却转向了欧洲阵营，他们企图在协定中加入一项“社会条款”。该项条款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改进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作条件，但许多欧洲人认为这更代表了一种道义上的刺激，因为这种做法侮辱了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智慧。那些地区的人民认为，当第三世界工人的工资上涨的时候，欧洲人才对他们加以关注，而当他们处于不景气的状态时，欧洲人就会置之不理。所以这项社会条款就是一个文字游戏，欧洲其实并未能从中获利。
美国因为和欧洲联合而吃到了苦头，一些美国高官私下承认，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对美国这种做法的反应十分冷淡。但是这个小插曲却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它表明由于占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活跃于大西洋动力和太平洋动力之间。可以说在下一个十年，美国的决策将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关键的因素。
美国：大西洋还是太平洋优先？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十分清晰的。威胁来自苏联方面，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美国把大西洋同盟放在了首要地位。冷战最终以美国的胜利而结束，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那个甜蜜的时刻宣布，一个跨越温哥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治共同体成立了（这个圆环实际上包括了除去太平洋之外的世界所有地区）。也许这是大西洋动力最成功的时刻。
由于利益的驱动，美国能够跨越两个大洋分别与亚欧保持联系，但是两方用以吸引美国的利益因素日渐不同。在文化方面，美国将从欧洲寻找自身发展的根源。跨越大西洋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将继续保持强大的力量。这些繁多的机构包括七国首脑峰会（G—7），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北约（NAT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些机构将吸引美国领导人加强与大西洋地区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将会长期发展下去。
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日益发展的与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却起着决定性作用。去年美国跨太平洋总贸易量达到330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跨大西洋贸易总额的多出50个百分点。10年之后，这个比例将会扩大为二比一。
毫无疑问，我们会发现未来最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在哪里。1995年1月，欧盟又吸收了四个成员国，这使它的消费者人数增加了2900万。如果把东欧大国（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都算上，欧盟将会增加6500万消费者。与此相比，仅在东亚地区这个数字就达到18亿4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已经突破了年收入1000美元的大关，他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在不断增长。除了东亚，还有南亚的印度，这个国家有着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现有2亿，10年后将会加倍）和贵族阶层（4000万）。
与讨论核扩散问题相比，一旦谈到有关消费品的问题，战略家们的眼光就变得呆滞起来。但是重要的战略决定往往都受消费者市场的影响。1994年6月，美国终于驱散了笼罩在亚太地区上空的一大片乌云，它把给予中国最惠国（MFN）待遇的问题与其他问题脱钩。影响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是中国潜在的巨大消费者市场。（在美国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朝鲜核危机终于得以解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看到，即使金日成和金正日那样的领导人掌控一片有活力的地区，他们也不会像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行事。）
但仅仅依靠经济因素并不能把美国与太平洋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整体社会政治和军事安全环境，以及文化舒适感也是同等重要的因素。欧洲的战略思想家，以及那些居住在美国东海岸的大西洋主义者，都认为美国会保持在太平洋地区贸易关系，但同时仍是大西洋共同体中的一员。事实上，由于这一地区的多样性和分裂性，到现在甚至还没有关于太平洋共同体的成熟构想。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太平洋共同体的形式，以及它与大西洋共同体的差别是十分有用的。这将会使许多欧洲人惊奇的发现，有关太平洋共同体的观念已经出现，更重要的是，这个观念已经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这也反过来说明了为什么太平洋动力在美国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太平洋共同体：一个幻象
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到过太平洋共同体。因此，那些试图从历史中洞悉太平洋未来的人们，必然无法预期它今后发展的可能性。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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