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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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政府同样如此。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这个特殊事件真相大白了。《纽约时报》的全面分析揭示了云升政权在整个事件中是如何精心策划的。这篇文章指出，“柬埔寨人民完全有理由怒火冲天地攻击红色高棉，与此同时，客观事实是柬埔寨没有任何事情是自发发生的。”在乔森潘返回金边前一天，云升政府的内务部拟订的布告散发给金边大学的学生，要求他们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红色高棉代表抵达金边。当攻击乔森潘的行动发生时，实际上只有20或30左右操着越南语口音的柬埔寨语的年轻人参与其中。现场的警察和士兵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些攻击者。警察们不是阻止而是始终帮助这些人痛揍乔森潘。当时在场的几十个西方记者怎么会如此失真地报道这个事件？他们是害怕报道真相会对红色高棉有利吗？正如《纽约人》所指出的，他们怎能没有注意到示威活动有助于那些力图破坏和平协定的人，这对柬埔寨学生是显而易见的。只有《经济学家》（1991年12月7日，第14页）非常勇敢地指出，支持和平协定的人应该保证红色高棉代表团在金边的安全，直到大选举行为止。　　　　
　　　　　　危险的深刻已经过去了。红色高棉代表团返回了金边。希望柬埔寨和平的外部力量说服了云升政府停止其闹剧。联合国和平协定回到了正常轨道。但是，在和平协定最终在柬埔寨贯彻之前，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局面还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在美国认为和平协定“赋予了红色高棉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以及该协定的成功“严重依赖红色高棉的合作”的情况下，一些美国众议员威胁要撤回对联合国和平计划的资助。其意图是从红色高棉那里拯救柬埔寨人民。但是，如果这些人真的切断了援助，和平计划将会泡汤，战争也会死灰复燃，红色高棉将会拥有如鱼得水的合适环境。此外，如果这些议员的想法实现了，对于柬埔寨人民而言，道德上的正确立场将会导致灾难。伊里莎白·贝克明智地提醒他们，1975年也是国会决定“削减美国对金边政权的援助，”其理由是这“将更迅速地在柬埔寨带来和平，”但是这直接导致了红色高棉的胜利。柬埔寨人民迫切地期望美国国会不要重复1975年犯下的错误。　　　　
　　　　


第二部第12节　道德义愤对临床处理

　　　　当一个新疾病或瘟疫出现时，正常来说，即便人类没有忽视或任性，对付这种新病毒的任何道德义愤是冷静地进行寻找其病因和处理办法的临床分析。红色高棉只是代表了柬埔寨社会的一个瘟疫。义愤已经浮出表面。但是，临床分析没有构建另一个道德悖论。在表达对红色高棉的义愤上花费如此之多时间的人为什么不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寻找扑灭红色高棉的有效解决办法？　　　　
　　　　　　　　　
　　　　　　新旧“左”派强硬地抵制任何关于红色高棉的冷静分析，指责试图如此做的可怜人在道德上是迟钝的。这样的恶意有一个原因。“左”派将红色高棉描述为一个独特的病理现象、而与任何其他的“左”派运动毫无瓜葛，他们这样处理具有强大的既得利益。但是事实是波尔布特并不代表一种特殊的疾病，而是共产主义“瘟疫”的最极端形式。波尔布特及其同志所犯的主要错误是教条地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当这些共产主义的创立者号召消灭资产阶级时，波尔布特认为这意味着肉体消灭，而不仅仅是作为政治力量的消灭。在掌握政权初期，波尔布特及其同志对其创立了世界上最完美的共产主义自豪不已。对波尔布特的起源进行进一步的冷静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他决不能凭自身的力量夺取权力。在越南革命的支持下，他被推进了金边。他获得了苏联和中国的有力支持。　　　　
　　　　　　对柬埔寨人民而言，这样的冷静分析至少在四个方面产生了希望。首先，如果波尔布特是在共产主义的高潮中获得了金边的大权，那么由于这个高潮已经消退，他重返权力舞台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波尔布特及其运动就像许多海洋生物远离退潮的海岸搁浅在一个小水池中一样地生存着。如果潮汐不再回来拯救他们，他们就会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灭亡。东南亚就代表了这样的充满敌意的环境。它经历了太多共产主义扩张的大风大浪，共产党在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挑起暴乱。现在，这给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可怕影响依然存在，印尼为此也精疲力竭。红色高棉最终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历史潮流是反对他们的。　　　　
　　　　　　其次，运用招人喜欢的马克思主义符号以推动波尔布特掌权的各种相关力量不会再次出现。只要红色高棉20世纪70年代的支持者基于自身的理由希望看到联合国和平协定的有效执行，那么新的力量关系就会促成其最终灭亡。执行联合国和平协定的人应该利用这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如果红色高棉或云升政权违反了和平协定，他们各自的保护人就应该负责。　　　　
　　　　　　第三，如果红色高棉及其分支云升政府只是象征了共产党统治的版本，其行为就是可以预测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关于共产主义者使用获得权力的手段，有足够多的实用性证据。在列宁主义者的统治下，为权力而战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在联合国计划开始实施的几天，红色高棉和云升政府就已经显示了这一点。红色高棉通过拒绝联合国进入其控制下的地盘而违背了和平协定。而云升政府违背和平协定的方式则是指使暴徒消灭或胁迫试图组建新政党的柬埔寨人。媒体的报道对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表达了震惊。一本关于共产主义战略的教科书应该已经告诉了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联合国应该雇佣一些有经验的反共战术家，帮助预测柬埔寨共产党的政治行动。他们的思维套路是清楚的；因此其行为是可以预测的。　　　　
　　　　　　第四，应该运用聪明的战术反对红色高棉。如果红色高棉相信联合国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是针对他们的，那么他们就会像无路可退的老鼠一样背水一战。但是，如果他们确信联合国计划将会得到公正、公平的执行，他们可能就会给和平计划一个尝试的机会。红色高棉领导人相信，与西方认识相反的是，他们至少还有获得政治支持的两大理由。首先，相信他们在柬埔寨是最廉洁的政治力量。其次，他们拥有引人注目的反对越南的信任状，因此就像他们正在努力做的那样，他们能够将自己描绘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延伸一下海岸海产生物的类比这个思路，没有什么比将这些生物置于阳光之下能够更迅速地杀死它们。因此，这些生物会奋力寻找能够躲藏的礁石。在红色高棉这个例子上，最好的战术是将他们从躲藏的礁石下引诱出来，置于透明的政治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红色高棉及其支持者将会直面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因此，在其出现之前，必须使其感到安全。国际社会对暴打乔森潘的温和反应向红色高棉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那就是，在柬埔寨的其他政党违反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不愿意提出强烈抗议。这会将驱使他们越来越远离阳光地带。　　　　
　　　　　　要求一些参与联合国行动的西方官员在应对红色高棉时严格公正，这在感情上是困难的。抵制他们、或者在金边政府攻击红色高棉时保持沉默的诱惑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没有比认为协定没有得到公正执行更能危及和平协定的事情了。人们一直认为，能够医治红色高棉创伤并确保其最终从柬埔寨舞台上消失的最好毒药是联合国和平协定得到公开、公平和有效的贯彻执行。当柬埔寨所有的武装力量被解散和重组时，当金边公民觉得他们不担心掉脑袋，可以自由地讲话（当他们现在这样做时，金边政府派遣的暴徒就会有事可干了），那么一种新的政治氛围将出现在柬埔寨舞台上。在这种新的政治氛围下，柬埔寨社会将与全球趋势相协调，抵制无论是波尔布特还是云升类型的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到那个时候，现在柬埔寨最强大、资金最充裕的政治力量是共产党集团这种反常状况就会扭转。　　　　
　　　　


第二部第13节　结　论

　　　　整个1992和1993年，柬埔寨人民迫切地希望和祈祷危机四伏的联合国和平计划能够成功实施，并将其从20余年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成功地执行和平协定。如果失败，就剥夺了柬埔寨人摆脱几十年苦难的最后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人民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为什么在波尔布特健在且对柬埔寨人民影响甚微之时，西方要发起针对波尔布特的凶猛斗争，将这个人丑化为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　　　　　　
　　　　样的最大历史恶棍？即便在西方的观念中这是20世纪悲剧最强烈的信号之一，即便在西方主导全球时，为什么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需要如此之久的时间？当西方公民和媒体对柬埔寨悲剧如此焦虑之时，为什么西方政府如此困难地援助联合国和平行动？更让人惊奇的是，在西方刚刚宣布战胜共产主义的历史时刻，两个资金充足的柬埔寨政治力量依然是共产党：红色高棉通过开发拜林的钻石矿产，在金边的云升政府通过腐败的方式而筹措金钱。为什么两大非共产党政党在西方筹措必要的经费如此困难？根本不关注这些斗争的后果而支持拥护，其道德价值观是什么？这样的事情可能不是第一次发生的。再次引用一下马克斯·韦伯《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中的一段话，“如果……在信念的战争中首先追求终极目的的纯粹伦理，然后追求根本利益，那么这些目标可能会遭到破坏，并很难取信于人，其理由是缺乏承担后果的责任，演员对进入舞台的魔鬼一无所知。”　　　　
　　　　　　或许西方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答案是停止其为柬埔寨人民寻找道德上纯粹的解决方案，而集中精力确保联合国和平协定得到有效和全面的执行。当西方这样做时，柬埔寨就能从20世纪的悲剧象征很好地转向希望的象征，西方的道德良心也能得到充分的安慰。　　　　
　　　　


第三部第1节　非西方世界能教给西方世界什么？

　　　　1993年的夏天，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西方知识界对这篇论文的反应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对其加以公开谴责和否定；另一方面这篇论文激起的辩论恰恰说明亨廷顿的观点在西方人心中引起了共鸣。当《外交事务》邀我写一篇公开评论时，我认为有必要再阐述一下以下这个事实，即尽管西方世界认为他们正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实际上外部世界更有理由担心来自西方的威胁。当然，如果今天让我再重写一次这篇评论，我会基于后知后觉删去其中一些比较尖锐的观点。　　　　
　　　　　　　　　
　　　　　　我是在1993年写这篇文章的。那时，美国经济还没有起飞，而亚洲经济欣欣向荣。这个背景解释了我文章中的自信基调。　　　　
　　　　　　7年之后，亚洲经济处于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欧元也不景气。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在继续打破各项记录。这番景象是我在1993年时不曾预见到的。　　　　
　　　　　　但难道这意味着我在文章中给出的那些长远问题的答案因此改变了吗？恐怕还没有人能对以下这个问题做出实实在在的肯定回答吧！即西方世界是不是已经具备了适应亨廷顿所阐述的“文明相对力量变化”的能力？　　　　
　　　　　　我的文章强调的是非常简单的一点，即从培养一种可行的长期战略以应对实力相对变化的角度讲，没有谁能比西方世界从中获利更多。虽然西方世界时不时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如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主要战略家尝试制定一套全球策略来应对变化后的新世界格局。这一直是西方战略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我的文章就旨在指出一种不同世界观的存在，而且做到了这一点。　　　　
　　　　　　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对未来的深深忧虑。对西方会像过去四五个世纪一样继续主导21世纪的自信正让位于一种不祥的预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出现，东亚的崛起以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对西方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一种被围困的情结由此产生。在这些麻烦的包围下，萨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注定会在西方人中引起共鸣。因此，当很多西方人得知外界对西方世界（特别是一个受伤的西方世界）的恐惧比西方世界对外界的恐惧更大时，他们感到很惊讶。　　　　
　　　　　　亨廷顿是对的：各个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