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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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立人”的目标：物质的富裕与国家的富强，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为前提；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物质富裕、国家富强，人依然没有摆脱精神被奴役的状态，这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所追求的是共同富裕与共同发展，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的物质的满足与精神的自由。只要还有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没有获得自由发展，我们自己就是不自由的，我们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健全的。我们必须对作为社会的弱者、弱势集团的中下阶层以更多的关注，无视甚至鼓励两极分化、只着眼于少数富人的发展，绝不是我们所要的发展。
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切，尽管在今天的中国，一切理想与信仰都变得不合时宜。
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切，尽管我们清楚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尽管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信仰的某种乌托邦性，在本书所引述的恩格斯的书信里，在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论断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时，就已经说明：这是免不了要“坠入空想主义”的。
但我们仍然要坚守这一切，不仅因为人是不能没有乌托邦的，更是因为只有有了彼岸的理想、信仰的追求，我们才能永远不满足于现状，对现实保持清醒，不断地发出我们的批判的声音。
这篇书评，越写越近于夫子自道，这不仅是情不自禁，更是因为我一直把裘沙先生视为我的精神兄长，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由共鸣而产生的任情发挥。应该感谢裘沙先生的大作给我及每一个读者的丰富的启示。
2001年8月19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我的忧虑、困惑和挣扎（1）
——在上海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
转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听了会上很多朋友的报告，特别是一些年轻朋友的发言，受到了很大启发，甚至可以说是震动，但我还来不及仔细消化，这里只能谈谈我的初步感受：按照我的思维习惯，外在的刺激，最终都会转化为对自我灵魂的审视与拷问。
昨天的发言中，郜元宝先生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失语”，我也经常处于这样的失语、无言的状态：不仅是外界的压力，使我不能自由的言说；而且所有的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心的黑暗，产生根本性的焦虑和困惑：我已经没有能力来解释周围的世界，也没有能力做出明确的判断——而我们又处在一个要求站队的时代，总是在要求人们明确表态：赞成，或者反对。而我的反应、态度却往往是复杂的，立场就不免是模糊的：很可能既不赞成（反对）这，又不赞成（反对）那，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就会成为“公敌”，就得“横战”。而实际上我究竟赞成什么，主张什么，自己也想不清楚：我只能说“不应该”这样那样，对“应该”怎样怎样，交的是一张白卷。而且说到底，我对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也是怀疑的。于是就只剩下无词的言语，只能沉默。
在学术上也是如此。尽管我知道自己在学术上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对于学术界热门话题我往往觉得无话可说。我经常收到各种学术会议的邀请书，常常是看到会议的议题就发怵：题目太大，无从说起。于是就只有逃会。坦白地说，包括这次会议的题目：“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也让我犯难；如果不是晓明允许我先不发言，听听再说，我很有可能也是一躲了之的。
就拿“全球化”来说，尽管尾崎先生在刚才的发言中，提醒我们：“全球化”也即“世界一体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事实，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我承认这一点，但确实想不清楚；“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人许诺我们，也有人一相情愿地想象、希望：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富裕，带来自由、民主，带来全人类的协调、合作，带来人类公理的确立，带来“世界融入中国，中国影响世界”的辉煌……但我怎么也看不到这样的前景。21世纪一开始，就让我目瞪口呆。
在20世纪末，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对新世纪期待”的短文；和众多的豪言壮语相反，我自认唱的是低调，只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懂得人的生命的宝贵，不要再杀人”，二是“回到常识，不要再做梦”。而今年发生的“9·11”事件，却无情地表明，21世纪一开始就在杀人，而且就在此刻，杀人也还在继续。这无疑给我的所谓“低调期待”以当头棒喝：我还是太乐观、太天真了。
今年所发生的几个事件，都是将决定中国与世界命运的大事件：21世纪中国的格局，世界的格局由此已初见端倪。它应该引起一切关注中国与世界未来的人们的重视、思考与研究，而绝不能麻木不仁，掉以轻心。我自己从今年酷夏以来，就一直在紧张而痛苦地思考，甚至寝食不安，而且我至今也没有将这些大事件消化，无法做出理论上的分析。但我却直觉感到：那“不再杀人”的幻想破灭了，那种和谐、统一、协调、公理确立……的“全球化”预言都像是做梦。直觉告诉我：世界将不得安宁，中国也恐怕未必太平：21世纪将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对立与斗争的动荡的年代。
全球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更是我所忧虑的。前几天，我紧张地观看香港凤凰卫视所播发的有关中国入世的报道——说起来这真是中国人与中国学者的悲哀：我们不能享有最起码的知情权，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做了哪些让步，达成了什么协议，我们只能从香港与国外的报道中去做揣测。于是我听到了某位被官方认可的经济学家的告诫：中国不应该成为农业大国，而应该在入世以后的“国际分工”中成为蔬菜与花卉的生产国。这样的全球化的“国际分工”，让我不寒而栗。我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学术：正像罗岗先生昨天的发言中所说，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学术“国际分工”：从西方进口“理论”，然后根据“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原料”进行加工，最后再出口到西方世界？难道这就叫“与国际学术接轨”？！
再看看我们当下的学术环境。我们讨论学术研究的当代性，首先就要看看我们的真实的（而非一相情愿地想象的）生存环境。在我看来，我们正面临着两大危机。一是“学术体制化”的危机。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有朋友谈到了科举制度；其实新的“科举制度”正在我们国家形成与完善：人们越来越看清楚，这些年一直纠缠着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的评职称，评学术带头人，评硕士、博士点……都无非是“请君入瓮”；而可悲的是，我们明知如此，还不得不往里钻。这样的体制化的学术，对我们人文学者的要求，主要是两条：一是为决策服务，或为之出谋划策，或用自己的研究来为决策的正确性与合法性做解释与证明。如果做不到，至少也不要添乱，起一点粉饰太平的作用。在这样的要求下，就绝不可能有学术（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立与自主。而同时存在的学术商业化的危机，也同样威胁着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对这一方面已经谈得很多，我就不再多说。这样，今天我们又再一次面临着鲁迅说过的成为“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与帮闲”的危险。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在这个前提下，我愿意为学院派的研究说几句话。应该看到，能够成为前述御用学术对抗力量的，除了带有比较强烈的批判性的学术研究之外，就是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而前者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是很难生存的，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可能，能够起抗衡作用的，很有可能就是学院派的研究：在我看来，真正的学院派的研究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当然，无论是批判性的研究，还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都存在着自己的陷阱与危险。批判性的研究需要警惕历史实用主义，更要防止成为一种表演。我曾说过；“精神界的战士”是有真、假之分的。区分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要看能不能把批判指向自身，像鲁迅那样；“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无情地批判自己”。因此，我赞成倪伟先生的意见：研究者对自己所占据的主体位置、思想立场缺乏反省，是当下许多研究的一个致命问题。我们尤其要警惕那些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以审判别人为己任的“假道学式的批判家”。学院派的研究的陷阱在于将学术研究变成熟练的学术操作，成为一种智力游戏，而根本丧失了学术的生命活力与意义：看似漂亮，其实只是一束苍白的纸花。学院派的研究更要警惕将必要的学术规范变成限制与压抑学术创造性的话语霸权。学院派的真正危险还在体制的招安，要防止将自己的研究变成粉饰太平的小摆设。如此看来，学术研究，无论选择的是哪一种路向，在存在着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也都处处充满了陷阱。在今日之中国，要真正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我的忧虑、困惑和挣扎（2）
尽管我的思考偏于悲观，但对于我自己的选择：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还是心里有底的——尽管这种“底”也还不过是一种挣扎。
我赞同王晓明先生与张新颖先生的意见，并且也是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生活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我的理解中，这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充分重视中国本土的经验。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产生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但思考与研究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是学理的，更带根本性与超越性的，以实现现实关怀与超越性关怀的有机结合。三是要处理好当下性与历史性的关系，既要对当事人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与历史语境下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又要正视与揭示这些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这后果是历史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而又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当下现实。我知道，要在自己的研究中，真正实现这些原则是相当困难的，但这总是自己的努力方向吧。
那么，具体地说，我想做与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打算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的有机联系呢？明年我就面临着退休，要离开我多年坚持的大学讲台，但我或许还可以继续工作十多年，我想做的事有两件：一是继续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我说过，我在进入老年以后，对一切都已经看透、因而感到绝望，而唯一没有绝望，更准确地说，唯一不敢绝望的，是我们的孩子。为此，我提出了一个教育理想：把我们民族及人类最美好的精神粮食提供给我们的下一代。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遇到了空前的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绝不后悔，还要继续做下去。而且我是把这当作一个学术工作来做的；从我的专业现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则是一个学术普及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样的学术普及，其意义是并不亚于学术研究本身的。
谈到我的学术研究，我还是想着眼于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研究与理论提升，也还是我过去说过的：将个人与民族的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过去我有各种说法，现在我想做一个新的概括，叫作“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
选择这样的课题，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出于对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总体考察。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瓦解与变革，无疑构成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管人们对之做出什么评价，这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世纪遗产。而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是有多种模式的：有前苏联式的，有东欧式的，有越南、古巴式的，也有中国式的；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也许是最有特色、最丰富，而又未经真正的认真的科学研究的。就其丰富性而言，据我初步的研究，它本身就包含了三种模式：“十七年模式”、“文革模式”与改革开放二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新模式”。这三个模式之间，自然存在着前后一贯的、基本的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