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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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人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④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⑤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
邓小平经常从各种角度对外国访问者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个改革目标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谈话的语调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他没有任何智力减退的迹象，相反，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少有的。八十二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来访者面前怡然自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缩，不能滑坡。他认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扫清道路；经济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加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根除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抨击资本主义。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格拉时讲道：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到时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⑥。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关于西方民主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那么，中国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不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说什么如果采用西方式的民在，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⑦1987年10月底党的十三大的召开是党内的一件大事，此前，邓小平就决定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邓小乎，也没有许多老革命，包括陈云、彭真在内。由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邓小平也就失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许多传闻说，邓小平自己是要离开一切工作岗位，但受到许多人的挽留（按党章规定，军委主席至少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央委员会特别修改了这一规定，使得邓小平有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军委中的老一辈军人不欢迎没有军事背景的人作为他们的主席，而邓本人又不愿意让军方人士担任这个职务。
陈云、薄一波、杨尚昆三个老干部同样获得了重要的职务。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祥做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上涨。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也提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他宣布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但他没有宣布当时通胀率是多少，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
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