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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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巴耶中学所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整整五年里唯一的一段比较舒适、安宁的时期。在其余的时间里，他都是住在工厂宿舍或者收费低廉的旅馆里，做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而且都是没有技术的。他第一次干的活是最差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①。而这个公司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劳作。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这种状况下，再加上他当时只有十六岁，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便使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他决定宁可在巴黎冒失业的危险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橡胶雨鞋的工厂工作。他做的活计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从事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馈和孤儿所作”的标签。他到法国后在学习工业技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小（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工厂是个钳工。而这家公司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仅仅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1923年冬季，他在塞纳——夏蒂戎中学呆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记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广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己无力寄钱给池，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②。
这个传记写得非常笼统。尤其是，他没有说明邓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唯口的证折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在施奈德工厂做工时赵也在那儿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但它明确地指出，赵和周是邓的两位引导者，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文章的描述中，赵都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聪明，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此时已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可以理智地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这也是他一生独具杰出本色的根本原因。邓虽然个性比较拘谨，缺乏耐心，但也养成了和周大致相同的个性。在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共处的这段经验之外，大概没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池为什么会养成这祥的性格。六十年后，邓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6月，邓被选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这使他有政治工作可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做工也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在开始革命生涯后不久，邓就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替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廉价旅馆的周恩来的卧室内。它位于巴黎市南部的意大利广场附近。邓只能在这个面积仅有五平方米的空间里工作。房间里还摆放着周的床和别的家具，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所以团执委会（有四五个人）和其他盛大聚会只好在附近的饭馆举行。在这些饭馆里，周和其他人通常只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邓在巴黎时，有一阵子只吃牛奶和羊角面包。在这个过程中，他习惯了羊角面包的味道，所以当地1974年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人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一整箱这种面包。
《赤光》于1924年2月创刊。有一段时间邓是该刊两名编辑中的一名。年底，他开始为《赤光》撰写文章，现存的有三篇。这三篇文章都是抨击中国青年党的。1924年整整一年里，青年党都在和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普通工人，争取他们站在自己一边。显然，青年党深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猛烈而又严厉的鞭答。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章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读者无法从中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他人有力地辩论理论问题。
邓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团组织的母体，领导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都设有分支部，但其组织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她管理得很出色。她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腹好。法国警察一直没有发现过她的任何机密文件。1925年警方进行了全力搜查，但依然一无所获。她同上海党中央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讯联系虽然很慢，但相当可靠。并且她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撑其制作和散发大量宣传品。到1993年，邓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六十九年了，这几乎可以断定，他是目前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党派池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④在二十岁这个年纪，他便被赋予独立的政治领导权。他在领导劳工运动的工作中可能曾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仍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那里距里昂更近一些。另外，他还可能到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巡视过，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他自己则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在里昂呆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回到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花名册上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回巴黎的原因，尽管在任何法国或中国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由于几个星期以前，约一百五十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人约五十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党和团需要他的领导。
这么多人集体离开法国，主要是左翼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事件的激烈反应造成的：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同学生及大批示威者发生冲突，至少有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罢工者，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六名学生。
在巴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委员会从如此普遍的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向中国公使馆发动攻击。这个行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迫令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但当初并未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对警察的作法进行了抨击。警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六十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四人进行申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他们还决定，以后要严密注视所有留在法国的那些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这意味着邓一回到巴黎，即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党的总支部的领导体系，设法维系党团继续进行活动。他还出席了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个会议，有时还在会上演讲。同时他自己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厂做工，这看起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在该工厂工作的许多工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警方的记录还指出，邓和另外三人，其中一名共产党人，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士，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其中一份密报说，这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⑤。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样怀疑是有道理的。说邓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这些领导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政治暗杀部不是他们这个党所赞成的做法。被指责策划暗杀的这几个人（包括邓）绝对懂得，他们当时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这个指责好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名誉。
l926年1月3日，邓在成立于夏季的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⑥，以打击帝国（根据原文译出——译注）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蝶，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居室，1月8日清晨，他们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与另外两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当警察进入邓的房间时，邓实际上已经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他早已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圣诞节前，他在雷诺厂预先通知了他的雇主，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逃脱逮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搜捕的前一天。警察的搜捕行动落空了，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发出了一个驱逐令。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⑦，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时是一位爱国青年，对国家的状况感到忧虑，渴望获得工业技能，寻求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强盛。但按照他的官方传记中所言，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⑧。当他离开法兰西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背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已经在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然后担任过杂志的编辑、中国学生和工人中的宣传员，党的支部（虽然很小）的首脑。他还学会了怎样适应在警察的监视下和在政敌中间工作。十五个月后，当池回国投身于中国革命政治活动的洪流中时，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究竟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法国岁月留给他的经验使他不赞成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林彪的大中国主义。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