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感动-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高年级女生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舞会不过是寻求爱情的一种手段，我们也忙点头称是。确实在大学“象牙塔”里的舞会还是比较单纯的，在那里产生纯洁的爱情不奇怪。在我的记忆深处，在大学校园里有一对形影不离且十分相配的情侣——法律系的“小红脸”与我们系的“小细腰”。听“小细腰”班上的人说，他俩就是在舞会上相识的。那时我们宿舍的人听了哼哼说，舞会上成的，别看现在多好，一毕业准散。“小细腰”是上海人，早一年回去了，我们以为他们的故事就到此为止，因为“小红脸”是出生于吉林农村的村姑。除了一张红红的脸蛋外，没什么自持的了，大上海的“小细腰”还会要她吗？后来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第二年她与我们一起毕业时，“小细腰”从上海来接她，据说她分在了上海公安局。于是我们才感叹参加舞会的也有好人。
不过也许是观念问题，现在我对舞会依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依然觉得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个不认识的男女搂在一起多不好意思。这也许是我们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所留下的后遗症。
后来我们的生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让我们把什么狗屁舞会抛在脑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是由我们的阿米引出的。有一天，阿米，一个品味很高的北京女孩异常兴奋地告诉我们，她发现了一个特棒的男人，那就是我们的外国文学老师，我们立即为她的发现而欢呼。那老师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就像著名的哈姆雷特。他是我校全国著名学者的儿子，刚从英国读完博士回来。该同志气质绝佳，上完课不像其他男老师有话没话找女生聊。他总是非常忧郁而孤独地在吸烟。
他的忧郁让我们总是想入非非。他是不是有一个很不幸的爱情故事，是不是被没心没肺的恋人抛弃了，才找了一个平庸的女人结婚。这个女人最好是像北京随处可见的被人称为“胡同串子”的女人，品味低下，而长相丑陋，这样我们班的女生就会有戏了。我们也猜，他爹是个老古董，很可能他还在肚子里就被指腹为婚，于是在英国学了外国文学的浪漫的他感觉这种姑娘一点也不浪漫，便感到万分痛苦。反正我们都凭着我们中文系女生的想象而随意想象他的不幸的爱情故事。
因为这位老师，一上外国文学课，我们中不少人改掉了无可救药的毛病——迟到。我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占据了最好的位置，装模作样、目不转睛地听课，下课后又找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去问那位老师。后来在黑夜灭灯后的“卧谈会”上我们又热烈地讨论，谁有实力去把这位老师勾到手。我们都知道，他眼神忧郁、不幸福，肯定和那个没文化不漂亮的老婆有关。有一天晚上，阿米激动地说，如果我得到了他，一定要让他每天都精神抖擞地来上课，喜笑颜开地回家。
然而阿卉带来的不幸消息给了718以致命的打击，她说，那位老师的老婆是电视台一位出色的节目主持人。心急的阿米，立即跑到男生宿舍，不管那些正在看足球的男生反映如何，噼里啪拉地把电视频道乱换一通，终于见着了我们想象中的“黄脸婆”，惊叹她竟是个大美人。最后沮丧地回来说：完了，没戏。于是这件事在718宿舍再也没人提了。只是许多年以后，留校的阿米，又沿着那位老师当年求学的足迹去英国念文学去了。不知道心中是否还存着当年的情结。
不过，我们的718也有很可恶的事情。一次，在蚊帐中睡觉的我已醒来，但明子她们以为我不在便很刻毒地谈论我，说班上有两位男生因我而从好友变成怨友，说我是祸水，说得唾沫乱飞。其实这完全是道听途说，无中生有。其中的一个男生，我觉得他还挺像孩子，一说话就脸红，我想他要是来追我的话，肯定怕我把他给吃了。当时我可能气极了，立即从蚊帐里蹦出，破口大骂，把他们都骂傻了。等我痛快淋漓地骂完，大笑一声出门而去，很是解气。
三
大三时，我们718团结的阵营，由于几个异性的闯入而宣告解体。毕业时我们还对那几个男生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不仅破坏了团结友爱的小团体，而且搞得我们的718再不能像一个幽静的摇篮一般，让我沉睡其中。对这一点我们既愤怒，又无可奈何。女大不中留嘛。
春去秋来，大学四年竟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有些遗憾我们在一起还没有玩够，我们还有许多宏伟的计划没有实现，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没有去，还有那么多的架没有吵。
然而毕业时，我们718女生欢天喜地地唱着平时我们最爱唱的歌：“到了毕业的时候，都要说再会，海阔天空任鸟飞，何必再伤悲……”718就是718，不会像其他宿舍女生那样哭哭啼啼，我们是乐观而悲壮的。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路正长，夜正长，我们还有再见的时候……
第一部分：永远的牵挂灯光
临离去之前，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迎着我的视线，昂然站在案头的，是那盏油灯。
我曾在深山间和陋巷里夜行。夜色中，有时候连星光也不见。无论是山怀深处，还是小巷尽头，只要能瞥见一豆灯光，哪怕它是昏黄的，微弱的，也都会立时给我以光明，温暖，振奋。
如果说人生也如远行，那么，在我蒙味的和困惑的时日里让我最难忘的就是我的一位师长的窗内的灯光。
记得那是抗战胜利，美国“救济物资”满天飞的时候。有人得了件美制花衬衫，就套在身上，招摇过市。这种物资也被弄到了我当时就读的北平市虎坊桥小学里来。我曾在我的国语老师崔书府先生宿舍里，看见旧茶几底板上，放着一听加利弗尼亚产的牛奶粉。当时我望望形容消瘦的崔老师，不觉想到，他还真的需要一点滋补呢……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抄下来了冰心先生《往事》里面的好几个句子。作文本发下来，得了个漂亮的好成绩。我虽很得意，却又有点儿不安。偷眼看看那几处抄来的地方，竟无一处不加了一串串长长的红圈！得意，从我心里跳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安。直到回家吃罢晚饭，一直觉得坐卧难稳。我穿过后园，从角门溜到街上，衣袋里自然揣着那点像“赃物”的作文薄。一路小跑，来到校门前一推，“咿呀”了一声，还好，门没有上闩。我侧身进了校门，悄悄踏过满院里古槐树上洒落的浓重的阴影，曲曲折折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小的院落里。那就是在住校老师们的宿舍了。
透过浓黑的树影，我看到了那样一点亮光——昏黄，微弱，从一扇小小的窗棂内浸了出来。我知道，崔老师就在那窗内的一盏油灯前做着他的事情。当时，停电是常事，油灯自然不能少。我迎着那点灯光，半自疑又半自勉地，登上那门前的青石台阶，终于举手敲了敲那扇雨淋日晒以至裂了缝的房门——
笃、笃、笃……
“进来。”老师的声音，低而弱。
等我肃立在老师那张旧的三屉桌旁，又忙不迭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觉得出老师是边打量我，边放下手里的笔，随之缓缓地问道：
“这么晚了，不在家里复习功课，跑到学校里做什么来了？”
我低着头，没敢吭声，只从衣袋里掏出那本作文薄，双手送到了老师的案头。
两束温和而又严肃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头低得更深了。只好嗫嗫嚅嚅地说：
“这、这篇作文、里头有我抄袭人家的话，您还给画了红圈儿，我骗、骗……”
老师没等我说完，一笑，轻轻撑着木椅的扶手，慢慢起身，由靠后墙那架线装的和铅印的书丛中，随手一抽，取出一本封面微微泛黄的小书。等老师把书拿到灯下，我不禁侧目看了一眼——那竟是一本冰心的《往事》！
还能说什么呢！老师都知道了，可为什么……
“怎么，你是不是想：抄了名家的句子，是之谓‘抄袭’、‘剽窃’，为什么还给打红圈圈？”
我仿佛觉出，老师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几分微妙的笑意；心里略松快了些，只是点了点头。
老师真的轻轻笑出了声，好像并不急于了却那桩作文薄上的公案，却抽出一支“哈德门”牌香烟，默默地点燃了，吸着；直到第一口淡淡的烟，消溶在淡淡的灯影里的时候，他才忽而意识到了什么，看看我，又看看他那铺垫单薄的独卧板铺，粲然一笑，训教里不无怜爱地说：
“总站着干什么？那边坐！”
我只得从命。两眼却不敢望到脚下那块方砖之外的地方去。
又一缕烟痕，大约已在灯影里消散了。老师才用他那低而弱的语声说：
“我问你，你自幼开口学话是跟谁学的？”
“跟……跟我的妈妈。”我怯生生的答道。
“妈妈？哦，奶母也是母亲。”老师手中的香烟只举着，烟袅袅上升，“孩子从母亲那里学说话，能算剽窃吗？”
“可，可我这是写作文呀！”
“可你也是孩子呀！”老师望着我，缓缓归了座，见我已略抬起头，就眯细了一双不免含着倦意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案头那本作文薄，接着说，“口头上学说话，要模仿；笔头上学文章，就不要模仿了么？一边吃奶，一边学说话，只要你日后不忘记母亲的恩情，也就算是个好孩子……”这时候不知我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勇气，竟抬眼直望着自己的老师，更斗胆抢过话头，问道：
“那，那我这篇作文呢？”
“学童习文，得人一字之教，必当终身奉为‘一字师’。你仿了谁的文章，自己心里老老实实地认人家做老师，不就很好了吗？模仿无罪。学生效仿老师，谈何‘剽窃’！”
我的心，着着实实地定了下来；却又着着实实地激动了起来。
也许是一股孩子气的执拗吧，我竟反诘起自己的老师：
“那您也别给我打红圈圈呀！”
老师却默然微笑，掐灭手中的香烟，向椅背微靠了靠，眼光由严肃转为温和，只望着那本作文薄，缓声轻语道：
“从你这通篇文章看，你那几处抄引，也还上下可以贯串下来，不生硬；就足见你并不是图省力硬搬的了。要知道，模仿既然无过错可言，那就聪明些的模仿，难道不该略加奖励么——我给你加的也只不过是单圈罢了……你看这里！”
老师说着，顺手翻开我的作文薄，指着结尾一段。那确实是我绞得脑筋生疼之后才落笔的，果然得到了老师给重重加上的双圈——当时，老师也有些激动了，苍白的脸颊，微漾起红晕，竟然轻声朗读起我那几行稚拙的文章来……读罢，老师微侧过脸，嘴角含着一丝狡黠的笑意说：
“这几句么，我看，就是你从自己心里掏出来的了。这样的文章，哪怕它还嫩气得很，也值得给它加上双圈！”
我双手接过作文薄，正要告辞，忽见一个人，不打招呼，推门而入。他好像是那位新调来的“训育员”：平时总是金丝眼镜，毛哔叽中山服，面色更是光鲜红润；现在，他披着件外衣，拖着双旧鞋，手里拿个搪瓷盖杯，对崔老师笑笑说：“开水，你这里……”
“有。”崔老师起身，从茶几上拿起暖水瓶给他斟了大半杯；又指了指茶几上的“加利弗尼亚”笑眯眯地看了来人一眼，“这个，还要么？”
“呃……那就麻烦你了。”
等老师把那位不速之客打发得含笑而去之后，我望着老师憔悴的面容，禁不住脱口问道：
“您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喝？您看您……？”
老师默默地，没有就座：高高的身影印在身后那灰白的墙壁上，轮廓分明，凝然不动。只听他用低而弱的语气，缓缓地说道：“还是母亲的奶，最养人……”
我好像没有听懂，又好像不是完全不懂。仰望着灯影里的老师，仰望着他那苍白的脸色，憔悴的面容，又瞥见那听被弃置在底板上的奶粉盒，我好像懂了许多，又好像还有许多、许多没有懂……
半年以后，我告别母校，升入了当时的北平二中。当我拿着中学第一本作文薄，匆匆跑回母校的时候，我心中是揣着几分沾沾自喜的得意劲儿的，因为，那薄子里画着许多单的乃至双的红圈。可我刚登上那小屋前的青石台阶的时候，门上一把微锈的铁锁，让我一下子愣在了那小小的窗前……听一位住校老师说，崔老师因患肺结核，住进了红十字会办的一所慈善医院。
临离去之前，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迎着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