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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反贪局专案 - 副本-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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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父亲进城当了一名工人。林福久一家人,也随着父亲迁到了城市。
  据林福久的小学同学介绍:“读小学时,林福久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算好的。他还有一个特长喜欢画画,画什么像什么,能把鱼虫鸟兽都画活。同学们都说,他将来准会成为一个画家。”
  还有一位同学介绍:“小时候,林福久的家很穷。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家6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因为贫穷,他非常珍惜上学的时光,一个铅笔头,使到最后一寸;一张废纸,写到没有空隙;晚上舍不得点煤油灯,他就借着月光读书,练习书法。后来林福久之所以能加入鞍山市美术书法家协会,决不是完完全全故弄风雅,他的字画确实有几分水平,大概就是那时酷爱画画、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66年,林福久初中毕业了,就在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准备考高中、进而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彻底地摧毁了高考制度,同时也摧毁了他出人头地的梦境。他十分丧气地回到了贫寒的家里,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1968年2月,对于林福久来说,另一个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降临了,文革中暂停的解放军征兵制度得以恢复。尽管这是一个前途难测、充满风险的机会,但林福久决心抓住它,因为他太想离开这块给他太多痛苦、太多磨难的穷乡僻壤了。
  不知是由于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艰苦锻炼,林福久那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五官端正、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了。再加上旧社会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按当时话说“根正苗红”,而且初中文化,写上一手好字。因此,他幸运地被应征入伍,开始了军旅生涯。
  于是,林福久穿上新军装、背上军背包,坐上闷罐车,向大西北开去。那年头部队经常执行备战任务,今天往东,明天往西,调动频繁。林福久所在的部队是先头部队,南征北战,专门打先锋,为大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在那时,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不断变换,自然异常艰苦,常常住的是干打垒房子,吃的是一日三餐咸菜窝窝头,南方兵更是实在无法咽下。
  夏天那里的蚊子,个头很大,叮人又狠又毒,施工时都得戴上面纱,捂得严严实实。这么一捂,裤子、鞋每天都能倒出汗水来。
  冬天最冷时零下四十多度,当时作为一个要求改变命运的战士,他别无选择,只有起早贪黑,用大镐向坚如磐石的土地宣战,使足力气抡起大镐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而坚硬的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儿。等他筋疲力尽回到宿营地,连手套都脱不下来了,因为手上已经血肉模糊,一使劲儿,常常会把手上的皮全撕下来……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磨炼,没有压垮林福久的意志,这不仅仅得益于他从小是苦水里泡大的,更是因为上大学的梦破灭之后,他把军旅生涯,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他太珍惜这条充满艰辛困苦、充满风险,又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从军之路了。
  林福久自觉地遵守部队严明的纪律,自觉地培养严格的作风,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困苦,遇到危险时也能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由于林福久的出色表现,他入伍第三年后,就三喜临门,一是被评为“五好战士”,二是加入了共产党,三是当上了兵头将尾的班长。这一切,在当时的部队中,都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进步飞快!
  哪里有付出,哪里就有收获。林福久的命运终于发生了重大转折。
  1971年,某军后勤部要选调一名干部。林福久由于成绩突出,字写得好,又有文化,从基层调到团部当干事。生活环境虽然有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仍然拮据。论理说他当时算排级干部,每月薪水45元,比当兵的6元钱高出好多倍。但是,他每月还必须给乡下的父母寄上10元。而这时候他还处了对象,尽管这个姑娘年龄比他大一些,但模样端庄、人实在本分,再加上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林福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们结识之后,母亲也催促他早些结婚,他大概也受了“女大三抱金砖”的影响,两个人便定下了终身。
  无疑,那时他的薪水除了交伙食费,其他方面还必须省吃俭用,以便攒钱结婚。
  这时,林福久在生活上比较紧张,可并不影响在仕途上大有作为。特别是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由于他勤奋好学,不断锻炼,虽然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在部队也是难得的“秀才”。于是,曾先后被抽调搞简报、起草材料等等。由于与上级机关接触多了,他的级别也不断上升,排级、连级、营级……
  1984年,在部队大裁军的背景下,林福久看到了年龄的劣势——没有希望当将军了,便毅然决定转业,离开整整锻炼了16年的部队大学校、革命大熔炉。于是,他的人生旅途又一次出现了重要转折。这一年,他转业到鞍山市人民检察院。
  他本来文字基本功扎实,又在解放军大学校里培养锻炼过,保持了部队严明紧张的工作作风,再加上他有了较好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可以说得心应手,他在单位自然很受领导器重,先后担任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
  精神在物欲冲击下坍塌
  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意识。
  大概因为贫穷,他自私自利的习性,在早年就潜伏到内心深处了;因为穷,他的吝啬小抠,在那个红旗飘飘的年代形成了;还是因为穷,他那不甘寂寞、穷则思变的想法,在物欲渐强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也像正发酵的馒头一样,日渐膨胀起来。
  当他转业来到鞍山市后,他不仅敬业,还埋头苦干,与领导、同事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因此,很快就被提拔为鞍山市检察院调研室的副主任。检察机关的调研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部门。调研室的职责是为领导服务、为科室服务和为办案服务。表面看来,调研室的工作就是“调查研究”,没有什么限期完成的硬指标,其实,要想干好这份工作,还得有一套真本事。这个时期林福久确实干得不错。领导也比较满意。
  当然,他心里非常清楚,调研室副主任尽管名声不错,可谁都清楚那是个有职无权的官位。换句话说那是权力机关的闲职。本来就没有权力,再加上一个副字,自然不像那些掌管业务审批权的部门,每天登门拜访者趋之若鹜,有案子相求者更是说客盈门。而他的办公室冷冷清清,别说有人请客送礼,就是连每年年底,挂历都得不到几本。因此,他的内心也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促使他不得不利用自身有限的条件,通过旁门左道去获得利益,以满足自己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比方,他为了求业务部门帮助他的一位犯事老同事说几句公道话,他不得不每天对人家点头哈腰;还比方,他为了让领导看到他的成绩,看到他的能力,逢年过节,他都会把自己画得最好的竹子画,或者自己收集到的名画,给人家送货上门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福久不仅发了一笔小财,还让他思想开了窍。
  一天,一位老同学溜到了林福久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后,便切入正题,试探性问道:“想弄点活钱花吗?”林福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活钱?”
  老同学不得不点化他:“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靠死工资永远发不了家。什么是活钱?活钱就是‘外快’呗。”
  林福久还很警觉:“违法的事儿我不干。”老同学说:“我能让你干违法的事吗?事情很简单,我手里有一批工具书,你帮我推销出去,拿提成赚回扣。这是光明正大的。”林福久琢磨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并不违法,便帮助老同学推销了一批工具书,赚了人生的第一笔“外快”。
  1988年春,是林福久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他在餐桌上认识了香港某公司的杨老板。杨老板问道:“林先生,鞍山是闻名世界的‘钢材之都’,你现在怎么守着金碗要饭吃呢?”
  林福久和许多有责任心的官员一样,正愁鞍钢怎样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呢,根本没理解杨老板的意思。
  杨老板不得不开导他:“现在内地最热门的职业就是‘倒爷’了,怎么?你不想当‘倒爷’?”
  林福久回答:“检察院能倒什么?”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倒’钢材呀!这样吧,我带你到香港转转,开开眼。”当时,对于他这一级的政府官员来说,“出境考察”,不仅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是一种荣耀、一种奢求,还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福久立即来了精神头:“那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做梦都想出去转转。”
  商人无利不起早,岂能不见缝插针?杨老板点点头,说道:“好说、好说!请朋友赏光到香港玩玩小意思嘛。林先生,我明人不说暗话,想在鞍山弄点儿计划内钢材指标,这个忙你能帮吗?当然赴香港考察的费用,我全包了。”
  本来上香港开开眼,就是梦寐以求的事儿。精明的林福久又算了一笔经济账。那时赴香港旅游的全部费用,大概3000多元人民币。仅这笔钱,就相当于林福久当时的两年工资,值了!
  由于到香港去有极大的诱惑力,林福久尽管开始摸不着头脑,还是四处琢磨弄钢材指标。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是他在检察院干了几年,有点社会关系,还是他本身就有这种天赋,过去没有挖掘。反正不出10天,他还真从一位领导同志手里,搞到了一批钢材指标。杨老板大喜过望,当即与林福久签了“口头合同”,称钢材出手后,送给林福久一笔可观的利润。杨老板没有食言,两个月后来到鞍山,果真送给林福久吓了一跳的一笔巨款。据林福久交代:“杨老板送给我的佣金是600万元人民币。”
  特别是1988年9月的一天,林福久接受杨老板的邀请来到了香港。那迎接他的奔驰豪华轿车;那香港某宾馆带客厅双卫的高级套房;以及在香港的一家海鲜坊签单消费,一次就12880元港元。当时,不仅把林福久吓了一跳,还增加了无限的新鲜感。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他误认为杨老板是香港的大富豪。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实话实说吧,我算什么?是小老板,才10亿港币啦!这还能算是有钱人吗?在香港‘属于无产阶级喽’。你知道吗?在西方国家,什么算富有?拥有私人飞机,拥有私人游艇,最好再拥有私人银行……这才算是真正的富豪了。”
  那天吃完饭,天色已经很晚了。杨老板看了看表说:“林先生,男人出门在外,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一会儿,找两个小姐陪陪你。”林福久吓坏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嫖娼是违法的。”杨老板笑道:“瞧你吓的,这儿是香港。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据,香港警察是不能随便闯入民宅的。走,我带你出去转转,体验一下香港的夜生活。”
  就这样,林福久在香港足足待了一个星期。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无疑,这一个星期对他来说是改换灵魂的一个星期。这一星期,他那培养多年的文人儒雅、高傲的心态,在巨大物欲冲击下,从羞愧开始不断地坍塌;他那当过16年军人挺拔的身躯,高傲的头颅,在巨大利益的冲击下,开始弯腰点头。何况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短短的时间里,他实实在在地得了600万——600万可是个天文数字,要是靠领死工资,他就是干几辈子都拿不到啊!随之,他作为司法机关公务员原本的骄傲,年轻时曾经的理想信念崩溃了,内心深处的欲望之河开始汹涌奔突。
  当他在香港上完这一课,突破口被打开后,他的贪欲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在鞍山这座城市,林福久拥有了双重身份——鞍山市检察院的调研室副主任,资本初兴时期的精明商人。他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特有的官场“怪物”,一边把事业做得惊天动地,一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边把自己放纵得穷凶极恶,一边把自己装扮得美好无比;一边是圣女教徒,一边是险恶魔鬼……
  其实,早在1990年前,他就借着略懂书画、古玩,往来于鞍山与北京之间,把鞍山收购的旧货古玩,偷偷地倒到北京潘家园去卖,也了解了许多有关潘家园永远无法破译的神秘传说。比方一张旧字画,在窃窃私语中,只卖了160元,谁知日后在拍卖会上,竟驴打滚般不断翻番,卖出了22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一个破蓝花小瓷碗,声称“元青花”,标价12万元,被买主用放大镜不知看了多少遍,好说歹说,花8万元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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