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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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即启程回美，，我到哪里去找这套书？我请当时的上海外办主任冯国柱替我去找。
他答应尽量找到。清晨六时，外办主任急匆匆跑来对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我
接过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过的书，就问他怎么有些旧。他说实在
找不到，最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里有一套，就拿来了。我听说是市委写作组用的就
多了些小心。于是他走后，我把上下两卷共十四本的线装版书籍逐页检查有无眉批、
夹条。果然在书中找出了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
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义复辟等等。我庆幸自己比较小心，没有让这些
字条随书带回美国白宫。
对于尼克松的接待工作应当说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有件事使我们觉得有些尴
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区住房很紧，无晾晒衣服的地方。2 月份又是阴冷季节，凡
出太阳之日，老百姓纷纷晾衣晒被，有晾在家门口马路上的，也有从楼上窗口伸出
一根根竹竿的。这是过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访问的那两天，上海市政
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晒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里显得出奇地整洁。28日上午是个难得的
冬日大晴天，阳光灿烂。不准晒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离开上海。于是，在
“空军一号”起飞之后，当我们驱车回宾馆时，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荡荡
的冷清，变得热闹非凡。五颜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挂满了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外。当时
美国四百多人的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后又回到市内，他们获准多停
留一日，补一些采访和摄影。美国的这些记者们见到这种景象兴奋不已。其实我看
他们后来的报道倒也并无恶意，只是我们企图给别人一种毫无瑕疵的感觉，而这是
非常不现实的。真实其实是最美的。
第二十九章
小店偶遇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 月或5 月，地点
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
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
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
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
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
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
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
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
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
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
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
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
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
就交头接耳起来：“你认识他是谁吗？”“不认识。”“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
造反派贴了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愣，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
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
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
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
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
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
4 年之后再相见
我第二次见到冠华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
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上书毛主席。
1971年3 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 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
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就在我调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
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
楼梯，抬头看到有一个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
从背后看他略弯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
个上楼的部内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怪。于是，
我抬腿准备跑快几级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识我的人一
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长？”她说：
“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我更惊异，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
“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
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打击太大，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
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
梯坏了。“
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
个上楼的人，像达成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
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
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苍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
公室去了。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
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慨！
第三十章
傲慢与偏见
再后来，我和冠华开始了最初阶段的接触。从现象看那是一段我们性格的冲撞
阶段。我一个小科员竟多次顶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领导，这在大机关里是很难容忍
的。但我当时刚刚离开学校，确实很不习惯官气很重的政府部门中下级对上级唯唯
诺诺的风气。奇怪的是，对于冠华和我来说，这种冲撞恰恰使我们超越了等级的悬
殊，年龄的差距，达到了一种共鸣，迸发了初始的朦胧的感情。
最初发生了一件使冠华很生气的事，我没有按我父亲的嘱咐把他的著作《柳文
指要》送给他。1971年秋，父亲的这部巨著冲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挠，在毛主席的亲
自关怀下终于出版了。在全书著作的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父
亲对他晚年能见到《柳文》问世十分兴奋。他亲笔题字赠送各方朋友，其中有两册
送给冠华和姬鹏飞同志。因为我在部里工作，父亲就嘱咐我把这两套书送到他们两
位部长那里。我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已入部半年，对部里那些
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议论他人的习气已有所见所闻。我想如果我把这两部书送
给姬、乔两位外交部的最高领导，难免有人会在背后交头接耳，说这是“用他爸爸
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我叹口气，把父亲的书暂时放在办公室柜子里，等到适
当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就淡忘了。
几个月之后，父亲患感冒住在北京医院。正逢张奚若先生也住院。张奚若是外
交学会会长，冠华是副会长。一日，冠华去探望张奚老，言谈中得知父亲也在住院。
冠华与父亲早已相识。1949年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当时的香港地下党分批组织民主
人士回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父亲的那一批正是冠华带队乘苏联轮船经大
连到天津再抵北京。一路上他们已很熟悉。解放后他们也常在一起开会。因此当冠
华得知父亲住院，就在辞别张奚老之后到父亲病房探望。闲谈之中，父亲问冠华翻
阅了他赠送的《柳文指要》没有。冠华愕然，不知父亲所指为何著作。父亲也奇怪，
为何冠华未收到赠书。后来，想必冠华对他秘书发了火，因为第二天上午程秘书打
电话给我时，语气是很僵硬的。
当面对质
程秘书问我：“章含之同志，你父亲是否要你送过一套他的著作给乔部长？”
我答：“是有这事。”程问：“书在哪儿？”我说：“在我这儿的柜子里。”程又
问：“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送给乔部长？”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说：“没机会。”
程秘书最后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请你立刻把书送给乔部长或者送到我这里。
以后有这样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搁这么久。乔部长很不高兴。他还以为你把书交给我
了。”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算了，我马上上来拿，你别走开。”
我猜想程秘书把我这种对部长不大在乎的态度报告了冠华。后来，当我们很熟
悉之后，有一次程秘书告诉我冠华那次的确很生气。他从父亲病房出来后回到部里
去了。一到办公室就把程秘书叫去。
冠华阴沉着脸问他：“章行老有一套书送我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今天我去看
他，他问我，我一无所知。”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带交”的。
就问程秘书：“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程说：“是的，在亚洲司。”冠华问：
“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
此后冠华也从未“召见”过我。但他显然没有忘记这个傲慢的“行老的女儿”，
并且伺机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人当时会放弃一个与乔部长见一见的好机会，我
没有去见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觉。不久，他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场合使
我很是窘迫。
第三十一章
当众点了我的名
这年的十一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撼世界的
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翻
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
翻译之一。
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
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
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
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
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
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
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
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
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我
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你就是章含之？
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会场又
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生气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
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耿耿于怀，可冠
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
美。我说从那个小文具店开始到这次会上我们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
四年的时间。
又发生几次冲撞
以后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年轻的中国
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
团长的表态。那时我们仓促来到纽约，住在罗斯福旅馆的十四层，没有自己机要通
讯条件，向国内请示只能发明码电报，打普通长途电话。同时，中美关系刚刚开始
解冻，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持反对态度，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后来的总统乔治·布什曾竭力阻拦决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