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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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会的医疗实验室设备比县里的还要好。镇上很多人也有怀疑，因为他们与这些邪教徒亦有过碰撞的经验。但赫尔斯和张伯伦觉得很难使汤姆·特勒克、他的联邦疾病调查小组，甚至来自波特兰或塞勒姆的州卫生官员信服这场疾病爆发是人为故意的，他们并没有与邪教组织直接打过交道。其中最表怀疑的是特勒克的导师劳伦斯·R·福斯特，他是州里最资深的流行病学家，在医学界受到广泛尊重。福斯特是一个民权自由主义者，来自于本地区，强烈相信拉杰尼希静修会因他们的古怪宗教信念而受到不公正的骚扰。
到1984年秋季，邪教组织和本县的关系急剧恶化。拉杰尼希静修会的负责人现在公开侮辱批评他们的人，称这些人为白痴、老顽固、乡巴佬、骗子。希拉及其他公社领导人在电视上露面，他们拿着武器威胁说，如果信徒们遭到伤害或他们公社的计划受到阻挠，就要对“美国的侵略”进行报复。
县里的官员不但收到威胁性的信件，而且还在公开场合受到过威胁。信徒们监视他们的家和办公室，记下来访者的姓名和车牌号。邪教组织聘用州里很多著名的律师，让他们办大量法律诉讼。县里的副书记员卡伦·勒布雷顿估计她的工作60％以上是在处理邪教组织提出的诉讼和请愿。当地人在恐惧之外又增添了失望，因很多局外人都相信这些当地人是缺乏容忍精神的乡巴佬。
拉杰尼希静修会对这次疾病爆发没有责任，这种看法是州的公共卫生官员和疾病控制中心所强调的，在1984年秋和1985年初，医疗调查人员向其他卫生专家散发了对这次疾病爆发的初步报告。在一份写于1984年11月的基本报告中，州的流行病学代表福斯特的结论是：“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即爆发的原因是人为故意的污染。“有众多证据”，他写道，支持以下看法，即各餐馆处理食品的员工应负责任。虽然他也承认他无法找到食品处理者或顾客感染的共同来源，但他的结论是：污染“可能发生在食品处理者大便后没有洗净手，随后又接触原料食品”。
福斯特的发现在两个月后得到特勒克的响应。在1985年1月发布的一份主要的报告中，特勒克的联邦科学小组说找不到爆发的根源，处理食品的员工或许应负责。因为受感染的餐馆准备食品的员工染病在先，然后才是大部分顾客受到感染，该报告这样推理道，也由于在部分餐馆查出有轻微的违反卫生规定的操作，所以处理食品的员工“有可能污染了”生菜色拉档，这就是科学家的结论。特勒克的联邦调查小组强调“没有流行病理学的证据”表明污染是人为故意的。该报告激怒了当地人，他们坚信邪教组织才是疾病爆发的罪魁祸首，报告也令执法官员不满，他们现在缺乏“可能的理由”来对那帮人展开犯罪调查。
这次爆发后过了一年多俄勒冈州人才了解是拉杰尼希静修会给镇上下了毒。
1985年9月，那次爆发的一年后，巴格万在农场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刚从自我设置的4年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誓言中解脱出来。他指控希拉以及她的同党，他们两天前刚辞去农场的职务，已飞往欧洲。巴格万称希拉他们背叛了他的信仰，在农场搞起了一个“法西斯政权”。他宣布希拉和她的“法西斯帮”不仅企图杀害挑战她的权威的其他信徒，而且偷钱，胡乱管理公社事务，留下了5500万美元的债务。他说希拉还对他的医生、牙医和邻近的杰斐逊县地区律师下毒，并企图污染达尔斯的供水系统；此外，她在一个秘密的实验室里，在小白鼠身上试验了一种难以被察觉，但却可以慢慢地杀人的毒药。巴格万呼吁政府进行调查。
继这个主教的指控后，联邦和州政府组成了以俄勒冈州司法部长戴夫·弗龙迈耶为首的工作小组，包括联邦调查局特工、当地的和州的警察、县司法长官办公室、移民局和国民警卫队。
执法官员和警察在农场设立了总部，但这是应巴格万之邀而做的，因做此事要得到他的容许。结果，在他们想进入的任何建筑，其中的任何房间的任何橱柜，他们要想搜查都必须谈判在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巴格万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推翻，反复折腾，调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他们需要得到更大的授权以收集足够证据可以在法庭上构成站得住脚的案情。警察也有担心的理由：信徒们在警察临时设立的办公室里安放窃听装置，秘密监视他们与华盛顿特区以及州首府塞勒姆的同事的电话交谈。邪教徒们还销毁证据，包括他们犯罪的医学证据。
10月2日，大约50来个调查人员带着搜查证进入农场，连同100张对信徒的传票，以及获得授权可搜查7处地方，其中有毕达哥拉斯医疗诊所、拉杰尼希医药公司，以及希拉房子底下的一个密室，那里有一个地道通往附近的一条路。在诊所的试验室，州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迈克尔·斯基尔斯发现含有沙门氏菌“细菌控制盘”的玻璃瓶，这是护士玛·阿南德·普贾向西雅图一家医药供应商VWR科学产品公司定购的。这种含有细菌的控制盘一般用于诊断测试。作为来自华盛顿的生物战专家，斯基尔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移出，将这些控制盘及在试验室找到的其他物质送往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实验室。分析显示控制盘的沙门氏菌与去年导致达尔斯居民中毒的细菌是一样的。斯基尔斯还找到了生物制剂同等类型的一支烟雾喷枪。沙门氏菌的神秘案就此真相大白。
达尔斯发生的疾病大爆发实际上是生物恐怖主义，但对此缺乏认识也并不令人吃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科学家罗伯特·V·陶克斯当时参加了对那次爆发的调查，他说调查细菌的工作因福斯特博士担心调查人员有偏见而动摇不定，开始调查时就决定不要轻易下结论。他说，发病有可能是由沙门氏菌的自然爆发而引起的，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复杂细菌，曾经引起过更大规模更猛烈的流行爆发。1986年一家芝加哥的牛奶加工厂出问题，中毒的人数高达1。〖=F〗7万。科学家甚至都佩服这个小小细菌机体“无孔不入”的能力。沙门氏菌继续在给研究人员上课。“一般情况下，当恶运和愚蠢成了谴责的对象时，我们很少会去查找人的恶毒用心，”陶克斯如此说道。此外，调查人员为阻止疾病的最初处理措施——关掉生菜色拉档——也还是正确的，尽管其理由是错误的。
有经验的科学家和医生，他们接受的训练要他们通过仔细考虑神秘疾病最可能的原因来分析疾病。“如果看上去像马，就不要去考虑斑马，”他们是如此被教育的。对1984年时的美国科学家来说，生物恐怖主义事实上就是斑马。为什么会有人想伤害俄勒冈州一个偏远小镇的无辜居民呢？
“说我们天真也罢，”卢特根斯几年后说，“但我们决没有想到竟然有人会干这种事。你怎么会想得到在天堂里会发生生物恐怖主义。”
第一部分攻击（4）
随着犯罪调查的展开，监管俄勒冈州这类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林恩·恩亚特和协调工作小组的州律师罗伯特·汉密尔顿对邪教徒犯罪的范围深感震惊。
调查人员发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最完善的非法窃听系统。从1983年，即沙门氏菌投毒前一年开始，拉杰尼希保安小组在他们的旅馆的全部地面上安装了窃听装置，还在信徒的房间里、农场的公用电话、餐厅，甚至还有巴格万的卧室里也安装了窃听装置。
他们还发现一系列其他的阴谋计划，拟在1984年和1985年，根据一张11人的敌人名单进行谋杀或毒害，其中有美国律师查尔斯·特纳，几个县官员，一个前信徒，他在一项针对该邪教组织的官司中取胜，以及《俄勒冈人报》的一个记者。
农场的两个关键官员与警方开始合作以换取减刑。他们告诉调查人员希拉和她的同伙如何针对邪教组织内部的对手和意见不同者下毒手。
调查最后确认该邪教组织在1984年和1985年试验了毒药、化学品和细菌。公社的生物战头领是一个38岁菲律宾裔的美国籍护士，早在印度的浦那时期，她就已经与希拉结为死党。玛·阿南德·普贾的真实姓名是戴安娜·伊冯·奥南，她负责监管公社的医疗卫生。她是所谓“大妈妈”之一，那是公社的三个妇女领导人的称谓，普贾在那里行使着很大的权力。
普贾长得矮胖粗壮，小眼睛，脸上老挂着冷笑，乌黑发亮的头发，有些信徒称她为“护士门格勒门格勒（Josef Mengele； 1911—1979），绰号“死亡天使”。奥斯威辛灭绝营医师，以用囚徒做医学实验而臭名昭著。——译者”。她特别着迷于毒药、细菌和疾病。
戴维·贝里·纳普，又称为克里希纳·德瓦，是拉杰尼希普拉姆城的市长，在把他纳入联邦证人保护计划后，他对检控方后来做了证。他说普贾把一种强力镇静药氟哌丁苯分发给很多有暴烈倾向的、头脑有问题的流浪者，他们是邪教组织带到农场帮助赢取县选举的。根据普贾和希拉的命令，信徒们用注射器把处方药品注入啤酒桶，在茶里放入药物给流浪者食用。他们还把药物拌入土豆泥。
另一个证人告诉公诉人，当州医疗当局要求普贾解释大量购买氟哌丁苯的原因时，她指示她的助手编造记录掩盖真实用途。有几个人选择离开公社而不触犯法律。
普贾负责购买处方和非处方药品，由拉杰尼希医药公司放在毕达哥拉斯药店，也作为它自己的药物供应。由于她负责一家医药公司，因此她可以从商业医药供应公司购买这类产品，像VWR科学产品公司，甚至从美国菌种保藏中心得到危险的病原体，这是一家庞大的私人细菌银行，先是在马里兰州，随后搬到弗吉尼亚州，该中心向医生、诊所和医院提供细菌供研究和标准诊断测试。
美国菌种保藏中心的一张发票显示邪教组织订购和收到各种病原体，其中有伤寒沙门氏菌，这种菌可以引起伤寒，常常成为致命的疾病，促发至少两周的高烧。斯基尔斯说，要是该细菌被投在生菜色拉档，而不是鼠伤寒沙门氏菌，那么人们在疾病爆发时多半会死去。
那张发票还列出了副伤寒沙门氏菌，它会引起类似的疾病，虽然并不那么严重，最令人震惊的是还有土拉弗朗西斯菌，它会导致兔热病，一种使人衰弱，而有时是致命的疾病。美国军方的科学家在50年代曾将土拉弗朗西斯菌做成武器，今天美国仍将此种细菌列为敌人有可能在生物战攻击中使用的武器。
最后，普贾还订购了阴沟肠杆菌、淋病柰瑟球菌和志贺痢疾杆菌。像志贺痢疾杆菌这种病菌，只要不到100个菌体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痢疾——大量腹泻，黏稠状便血，腹痛痉挛——感染者死亡率高达10％至20％，甚至以前身体健康的人也不能幸免。
美国菌种保藏中心的发票日期是1984年9月25日，表明这些菌种是在沙门氏菌两次爆发高潮之间送货的。
从细菌银行订购的病原体没有在农场找到，这些订购单的含义就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调查是在下毒事件发生一年多以后才进行的，使邪教组织有时间在当局获得搜查证之前毁灭证据。当那些发票在搜查中发现时，没有交给公共卫生官员，否则他们会了解其重要性。但那些数年后知道订购事情的官员认为，这些病原体和送到农场的时间都是不祥之兆。斯基尔斯说，土拉弗朗西斯菌、伤寒沙门氏菌和副伤寒沙门氏菌、志贺痢疾杆菌对普贾这种规模的诊所实验室是不必要的。他说，所有这些细菌都可能用于生物恐怖主义。
普贾对艾滋病病毒特别着迷，这种病毒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巴格万曾经预言这种病毒将摧毁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对普贾来说，这是一种控制和威吓的手段。她一再企图培养该病毒，用以将它作为细菌武器对付邪教组织越来越多的敌人。她后来显然遭到了失败，不是因为努力不够。例如，在农场的一个技术人员告诉她实验室没有必需的设备来稳定和干燥病毒后，公司立刻就在1984年9月购买了“快速冷冻干燥器”。
专家们不相信她有专业技能、专门知识，或所需的供应渠道来培养艾滋病病毒或其他她订购的危险的病原体。有几个信徒告诉警方，至少曾经有一次，她从一个艾滋病病毒检测为阳性的流浪者身上抽出血液，然后注射进一个邪教组织的死对头的静脉里。这个男子后来的命运就不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