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毛泽东-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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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我们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叫卫士通知，值班的李银桥什么的打电话叫我们；一个就是打电铃，我们的电铃声音大，但是声音也不能太大，太大就是隔着墙，也会妨碍主席休息。为了能随时到岗，我们几个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叶子龙同志的一家，我们一家，罗秘书一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家里还有很小的小孩呢，都不让他们高声哭喊。我们教育说，哭的声音太大或者时间太长都会把毛爷爷哭醒。那时候，我们的电铃声音比较大，你就是睡着了也不要紧，主席不打电话的，一打电铃就能叫醒我们。我在他身边工作，他最多打过三次电话，他没有那么痛快打电话。我们一般是把他的电话线拔掉。总台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把电话一插上，然后叫我们。总理打电话找主席也很少，总理要找主席通话也是先跟我们打电话。
有时候总理就说，他要给主席打电话，咱也不能问“你跟主席说啥呀？”我们就跟主席报告，总理要跟你通话。我就把电话给主席插上，然后他们通完话了，我就再拔了。主要是怕妨碍主席休息，因为他的习惯就是不打电话，就是叫我们请他们来，当面说，不打电话。
过了1961年的元旦；高智他们就按毛泽东的计划；到农村去搞调查；了解大跃进、大办食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我记得是1961年的1月15日，我们这些下去的同志都穿着下去的衣服，一身棉装；集合起来，我那天晚上本来要叫主席检阅了，看每个人穿的走的样子，一块照张相，然后去河南去了。我们到河南以后，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食堂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往中央报告。我当时的看法是，食堂在农忙季节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制度是很不妥的。以后又到江西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如实汇报。当然，这些问题不光我们来调查，还有中央其他的同志来看。后来，中央就做出决定，食堂制度取消了。
下去一年多，高智他们回到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较长的同志，都要离开毛泽东去地方上工作了。十年的朝夕相处，在分别的时候，毛泽东透露出挽留之意，曾两次留下高智合影留念，尽管高智想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但毛泽东做事一向从大局出发，他不能徇私情而留下来。
………
高智离开毛泽东就像是离开自己的父母一样，会写信问候，汇报情况甚至写检讨。当然，他也时不时给毛泽东寄些陕西特产，寄托自己的思念。
从1962年回陕西，到1965年再去北京，这中间还写信，写过几次信，寄过几次陕北的小米，中间我也到陆川县工作过。陆川县的苹果是名产嘛，我给主席捎过苹果。我的工作变动，我也给主席写过信。我的学习计划没完成，也给主席写信检讨过。
到了地方以后，复杂的环境让高智无所适从，他开始想念毛泽东，想念那段在梦中都挥之不去的中南海生活。
开始离开主席的第一年没有想，特别是到了陕西以后，各方面工作不知道咋搞，人也不熟悉，慢慢地就越来越想主席，越来越想，每天晚上做梦都想。有一天我正在搞农业侦察工作的时候，突然叫我回来，我当时就想，一定是主席来了。结果不是，是要把我的工作从研究所调到县外办。我天天盼，月月盼，盼能有机会到北京去。1965年1月份，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去了，印尼退出联合国了，我们中国跟印度尼西亚就成了同一战壕的了，我们中国派了一个比较大的代表团。大伙都是搞外事的，一起到印尼去了。
我没想出国，人家给我这么个机会叫我去，我是想到北京去。一下火车我就到中南海去了，西门口站岗的还认识我，一见我就叫我进去了。
1965年1月，高智终于有机会回到中南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
那次见了主席，是1965年1月13日。我到了，就先见主席。
我跟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主席的卧室去，他躺在床上，也没有起床。我就坐在床边，跟他谈了一会儿。我主要谈我的工作，他还是说要到陕北走一走。我说，这几年我跑了不少地方，我一直盼着你去，我可以陪你。那天好像是星期六，为什么是星期六呢，那天我就没有离开中南海，一天都在那呆着，到了晚上以后，我还陪着他去参加舞会去了。晚会完了以后，我才到华侨饭店去报到的。
那次的分别，高智没有想到竟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回到陕西后，他日日盼月月盼，希望毛泽东能回延安沿黄河走一圈，可是他怎么也没有等来。想着当年与毛泽东的约定，高智先后在延安、洛川等条件艰苦的老区做前站工作。随着年龄的增大，晚年的高智又开始想念起毛泽东来。从当年的壮志少年到现在的白发老人，对毛泽东的热爱在高智身上延续了一生。
第一部分访问 韩桂馨 上
1947年初，胡宗南率领国民党20万大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后委行动，毛泽东率领几百人的后委机关转战陕北，与国民党军队巧妙周旋。这一年，20岁的李银桥和18岁的韩桂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李银桥担任卫士，韩桂馨是毛泽东的家庭服务员。
对于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高兴，而李银桥竟然不愿意，原因何在呢？
为什么不同意呢，毛主席就问过这句话。我老伴回答说，我在周副主席那儿工作的时候，提出来希望学习，因为自己文化低，想学习学习再工作。主席说，你在我这工作，我也会放你去学习的，这个顾虑你不要有，你不是因为喜欢周总理那儿，不愿意来我这儿。李银桥忙说，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答应我了，你不放我走，我就着急了。主席说，行，咱们订个君子协定吧，半年我放你走。半年到期了，主席就和李银桥商量怎么办。正在战争环境下，李银桥一看实在走不了，就又续了半年。这一续就是十五年。后来，李银桥发现毛主席很恋旧，穿的衣服旧了也不丢，用的喝水缸旧了也不丢，人用久了也不愿放走。并且主席大事小事都挺讲信用的，具体用人，他完全有权力决定，大家都能理解。就这件事情，因为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以后就不再提半年的约定了。从1947年去主席身边，到1962年离开，前前后后总共十五年。
就是在陕北转战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帮助李银桥学习。
当时，毛主席给李银桥布置了一个任务，写日记。
李银桥觉得这个任务很重，自己的文化底子薄，怕是不容易写出来。但由于是主席布置的任务，他必须完成。李银桥在一个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旅行集”，主席说写错了，不是这个“集”，是“旅行记”，记录的“记”，日记的“记”。
虽然日记的质量自己都感觉不满意，但是李银桥写完就得交上去。主席说，我给你改改。李银桥写的都是大白话，看到的什么写的什么，既无结构，也无修饰。主席一看就乐了。不过，主席就像老师带学生一样耐心的。他鼓励说，优点是如实反映了自己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写什么，不是人为编的，挺好。缺点是写得比较乱。毛主席又说，这样写比华丽的辞藻更受欢迎。你寄回家给父母看看吧，看你的文化有进步了。说完，主席还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李银桥寄回家之后，全村的人都想看，说是毛主席御批，毛主席批改的作业，看了以后都挺受鼓舞的。
主席最后说，学文化，写日记是最好的练习提高。你们经常写，经常记，既能提高文化水平，也能提高写作水平。
高小毕业的韩桂馨，1945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卫生部下属的中央幼儿园工作。为什么挑选她到毛泽东身边去呢？
我是在李银桥之后到主席那里去的。我记得是在1947年10月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因为那个时候，天天行军打仗，挺艰苦的。我们这个部队里，有一个最小的战士李讷。李讷那时刚七岁，战争环境里，上学是不可能的。可她又到了上学的年龄，除了生活上需要人照顾，学习上也需要人指导。就是因为这样，我被挑选到主席身边工作。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我谈的话。他说现在你的工作需要调动一下，跟你谈谈情况，征得你的同意。一听是到主席身边，我满口答应。他说，你去了以后，主要负责照顾李讷，同时教她识字。
她与李银桥不同，听说自己要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兴奋不已。
我很激动了，我参军的时候十六岁。我家是老解放区，家里参加革命的人员比较多一些。父母告诉我，就说咱们解放区靠了毛泽东主席，托了他老人家的福，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大救星。你要是参军了以后，看到毛主席了替我们问好，把我们的心情向毛主席汇报，这样一个嘱咐。我小孩有什么说什么，当时就想我参军了，在军队上也看不见毛主席呀，这么想就这么说了。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去毛主席身边的。多少年的心愿都没实现，忽然这一天，傅连暲部长找我谈话了，说我符合他提出来的这个要求。我自己呢，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见着大救星了。
可第一次，韩桂馨并没见到毛泽东。
那个时候，几乎天天要打仗，主席可能随时转移，一家人并不住一个村子。李讷一个小孩子和她的妈妈江青，没有随着主席走，她们住在另一个村子里。我是先见了李讷和江青。我和她们也是第一次见面。我的印象是到了那儿之后，推着大院的门就进去了。当时的印象，江青是一个中年妇女，有三十多岁，正在教一个小女孩唱京剧，唱得非常好。在我听来，江青唱京剧水平挺高的，她唱得好，孩子唱得也挺好。我进去，我说报告。江青就停了下来，和我说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李讷虽小，但挺爽快的，怎么想就怎么说：“阿姨，刚才我妈妈说了，你是新来的阿姨。我爸爸可好了，我可想爸爸了。”这是孩子的话。
不久，我们就行军从后方到了主席这儿的前方。这才见到毛主席。见面后，毛主席先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北省安平县。他说，好啊，我这里还有一个河北省安平县的李银桥哟。我当时是18岁，离开家也是想家，心想有个老乡多好啊。毛主席说，李银桥过来，李银桥走过来。主席介绍说，你们是老乡，握个手吧。我当时和一个男同志握手，脸红了，挺不好意思的，那时年龄也小，也没见过场面，也没有经验。握个手，就这样认识了李银桥。他那时是卫士组的组长，四个卫士，加上我五个，他就管我们五个人。
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毛泽东，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胆识和气魄。李银桥和韩桂馨从前只是听说过毛泽东用兵如神，到了他身边工作以后，对毛泽东的这种胆识和气魄才有了切身的感受。
那时候，敌人穷追不舍，就跟着我们中央机关。空中是飞机，下边是部队。
有时候追到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没地方去的程度。毛主席呢，善于用兵，善于指挥战斗，走到一个要上山的地方，主席说就这么走，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就说了，这样挺危险的，本来敌人正在追，你再说我们在这儿上山了，那敌人发现了我们人少，他们人多，就会失败的。毛主席说，你越这么写，他们就越害怕。
韩桂馨除了照顾李讷之外，还常常给毛泽东缝补衣服。毛泽东穿着上的简朴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甚至连洗涮的毛巾也只有一条。
毛主席恋旧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他考虑节约。衣服破了，不能穿了，就要我补。不是我不愿意补，我作为军人，发军装，主席作为领袖怎么能领不到新军装呢？我们领导怎么都不给主席领新衣服呢？我一开始不理解，我就去找我们领导。他说，你是新来的，你不知道，主席爱穿旧的，不愿意领新衣服。我说，毛巾一个用来洗脸，一个用来擦脚，也应该是两条，为什么一条毛巾又洗脸又擦脚，多不卫生呀？他给我解释，主席节约惯了。我说，那我找主席说说去，提个建议。我找到主席说，你得有两条毛巾，我们都有两条毛巾，衣服也比你新，你应该再预备一条毛巾。主席说，现在是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我要是再领一条擦脸的毛巾，脚会有意见的。主席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把我逗乐了，这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你这样不讲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