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滚滚红尘中拈花微笑-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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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伤或受伤较轻的人帮助那些一时不能行动的人离开了翻倒的汽车，站到路边等待救援。这时候有人发现，刚才在山上曾钻进“佛母洞”的那位评论家，没有伤到别处却惟独撞伤了嘴巴，肿得老高，让人一下子联想到猪的长嘴，显得异常滑稽好笑，却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直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人们都还记得他在“佛母洞”里那番关于猪的亵渎……以后许多写这次五台山车祸的文章都回避了这一细节，我想是不知该如何表达。其实他的嘴肿未必跟佛有什么关系，佛博大精深，慈悲宽容，即便真听到了他的亵渎也不会狭隘到立马就报复他。坐汽车碰伤了嘴毫不足奇，而嘴一肿就长，让人极容易联想到猪。这说明文人们觉悟了，开始忏悔，他们意识到在此之前的许多话很不得体。你可以对佛不信、不拜，但既到佛山来，就该对佛有起码的尊重。就像你去一个人家里串门，总不能故意寻衅闹事污辱主人吧？这时有看热闹的人开始向车祸现场聚拢，他们先看到被摔烂了的汽车，问的第一句话是：还有活着的吗？其实我们都在道边好好地站着，刚才被摔昏或震昏的人也已苏醒过来，死的是一个都没有。虽然有人挂彩见红，但是不是就伤得很重还难说。不知围观者常有的是一种什么心态，难道真是“看打架的嫌架打的小，看着火的嫌火烧的小，看车祸的嫌死的人少？”
有人见出了这么大的车祸竟然没有死人，触景生智开始大发别的感慨：去年有三十多个北京的万元户（那时候在人们的眼里万元户就是富翁了），集体来游览五台山，在另一个山道上也出了车祸，全部遇难，没留下一个活的。看来五台山喜欢惩罚名利场中人！福建一位老编辑接了腔：名利场中人又怎么得罪了五台山？今天这么大的车祸没有死一个人，说明五台山对文人还是格外关爱的……其实这也许只是俗人的想法，在佛眼里众生平等，分什么名利高低？如果世间有个名利场，那非名利场中又是些什么人呢？现代人无不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难道都该受到惩罚？
不管怎样说，“黄河笔会”很难再继续下去了。笔会组织者请山上的医疗急救人员为受外伤的人做了紧急处理，但无法做彻底检查。于是我们换成旅游公司崭新的大客车，直奔大同。一路无话，到了大同，先安排大同市最好的第一人民医院给每个人做详细检查。担惊受怕作了大难的山西作家协会主席焦祖尧找到我，说原来他们跟大同市负责接待的部门有协议，参加笔会的作家来后要给大同的文学爱好者和一部分机关干部讲课。现在虽因车祸笔会不能进行下去了，但我们还是来到了大同，而且给大同添的麻烦更大，讲课不能取消，人家已经通知下去了，就在今天下午。原定是我跟刘心武一起撑半天，现在刘心武疼得上不了台，只好让我一个人顶。我无法拒绝，就在去年夏天我也组织过一次大型“森林笔会”，在分头活动时一辆吉普车翻倒，砸断了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作家的小腿，因此深知焦祖尧此时心里的滋味。用写一笔好字的唐达成的话说，参加笔会要一路写字或一路讲课，是给自己换饭票，无论如何都不能推托。再说现在的人们还有兴趣要你的字，想听你讲些有趣或无趣的话，这是对你的抬举，怎可不知好歹？
焦祖尧让我先去检查身体，然后再上台。我又没有受伤，不想去检查。他说无论如何也要去除疑心病，不然等你回到天津发现有问题，我们怎么担当得起？这家伙是怕我后半生赖上他，就跟他先去见医生，胳膊腿加一个脑袋明摆着没有受伤，就只对骨头和内脏进行了一番透视和照像，然后就上台了。到傍晚我讲完课回到住处，所有参加笔会的人都用一种古怪的似同情似疑惑的眼光盯着我看，原来所有人检查完内脏和骨头都没有事，个别人血流满面也只是皮肉伤，缝合几针就解决问题了。独我，“右边第九根肋骨轻微骨折！”
呀，从接过诊断书的那一刻起，我感到右侧的肋条真的有点疼。笔会组织者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当晚就回北京的火车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小车等在北京站台，拉上我就往天津跑。天津的朋友圈里已经轰动，碰上这种事大家都喜欢尽情地发挥想象力，五台山上的车祸还能小得了吗？说是肋条断了，那是怕家里人着急……将近中午我回到天津，作协的同志不让我进家先去全市最好的骨科医院，一照像：“未见骨折。”
哈，这就有点意思了！此后的两天我又跑了四家医院，两家说是骨折，两家说没有骨折，正好是一半对一半。这太怪异了，完全没有道理……或许这是一种警示，想告诉我点什么？世间能说出的道理都是有局限的，狭隘的。惟有讲不出的道理，才是最庞大最广阔的。没有道理就是最大的道理。我从此闭口不再谈那次车祸，不能像讲故事一样一遍又一遍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叙述那次车祸的经历，并从叙述中获得某种奇怪的快感，或者是解脱。但我会经常回想那场车祸，车祸刚发生后觉得人离死很近，生命极其脆弱，灾难会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突然降临，喉管里的这口气说断就断！随着人们健康地将车祸看成了一次惊险而富有刺激的经历，就会觉得人离死很远，出了那么大的车祸都没有死一个人，可见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决定不再去医院，转而求教一位高人。
他叫胡克铨，是贵州省水利厅小水电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得受不住，躲到贵州大山里当了“野人”，因祸得福发现了“龙宫”——后来开发成异常奇妙的旅游景观，就是四年前我在看“龙宫”的时候认识了他。当时天色将晚，“龙宫”已经关门，可我还舍不得离开，围着“龙宫”四周转悠，就见一人在“龙宫”北侧束身长坐，神气清穆，风鉴朗拔，不由得上前攀谈。他谈天说地，博学多识，立刻能让人神思融净，身心豁然。于是我们便成了朋友，我更多的是把他视为智者，遇有委决不下的事情愿意跟他商量。他说：你的肋骨没有骨折，不信等会下楼跑十圈，没有一个肋骨骨折的人能够跑动。这不过是五台山跟你开了个玩笑，或者是想提醒你一下。你仗着个子高，架子大，想看圣山却又对佛表现得大不敬，看到年轻人恃才傲物，言语轻狂，竟不加劝阻。五台山无所谓，但五台山满山遍野都是去朝圣的人，惟你们这些人出洋相，逆向而动，焉能不伤？佛不怪人人自怪，是你们这些人的心里在捣鬼，要谨防自己的心啊！
我放下电话就下楼了，真的围着自己住的楼跑了十圈，刚开始感到右肋有些不自在，渐渐地就浑身发热，酣畅淋漓起来。从此我不再理会“第九根肋条”，它也就真的没有再给我添麻烦。但我却无法淡忘那次车祸，出车祸是不幸，在车祸中没有人死或受重伤，又是不幸中之大幸。不幸是伟大的教师，不幸中的大幸更是伟大的教师，祸福相贯，生死为邻。刘禹锡说：“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以后我再看山或进庙，提前都要有所准备，一定是自己真想看和真想进的，先在心里放尊重，不多说多道。守住心就是守住嘴，特别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绝不妄加评判。
改变自己很难，但车祸的教训也非同一般，人很难能做到不被生死祸福累其心。渐渐我觉得自己的脾性真的变得沉稳多了，心境也越来越平和，有时竟感到活出了一份轻松和舒缓。心一平连路也顺了，每年总还要外出几次，继续东跑西颠，却从未再有过惊险。
所以，我感谢五台山，感谢那次车祸！
第二部分戴厚英：结缘雪窦寺（1）
戴厚英
1
3月11日至22日，我与一位朋友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了一阵，参加了那里的“打佛七”活动。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住在寺院，身临其境地体验宗教生活。吃素、念经、斋戒。去的时候我是一个刚刚开始读几本佛经的人，朋友则对佛教一无所知。她说，所有的宗教在她看来都是迷信，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宗教能够历经几千年而不衰，所以应该去看看。当然这只是表面原因，我知道，其实她和我一样，在寻求人生的新支点。三十多年前，我们还都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被封为“文艺理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成为“三个小辫子”中的两个。如今，我们各自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内内外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没有变，那就是我们仍然不愿意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完下半生，并且不愿意把挣钱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我们都在不懈地追寻。她已退休多年，家庭生活也不错，但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劳碌，发挥“余热”，我呢，则坐在书斋里，苦苦思索。
我为什么会想到去读佛经呢？说来话长了。大概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题为《佛缘》，便透露出一点消息。当时，我对连续几年反复出现的同一个梦境感到奇异。我梦见我孤零零地走在一群无山脉相连的山峰里，目标明确，找佛。我也知道我找的就是那座最大的山峰，它就是佛，寺院佛堂都藏在它肚里。可是，每当我走近它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心生恐惧，要回转身去。梦便在这时醒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不了我的梦，我便往自己心灵深处追寻，或者我有佛缘，与佛一直有着若明若暗或断或续的联系？
当时并不十分看重这个梦境。人道主义的信念使我充满信心和力量。《佛缘》发表之后，偶然也会向朋友提起那个奇异的梦，但不想深追，因为我不需要也不相信有一个彼岸世界。我一如既往在人性和人道的路上耕耘。
近几年，内心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说不清从哪一天起，我对人性开始怀疑，并且感到人道主义不能解决我面临的全部问题。问题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现实的刺激。现实如何，无须我说，我只想说确实感到难以名状的失望和失落。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中心地位之后的失落感或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口中的酸水。我觉得无论我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都不曾获得过什么中心地位。希望跻身于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不少已获得了成功，但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我感到的是理想的失落，本质的失落。时时处处可以看到感到个人或群体毫不心痛地掏尽了自己的灵魂，把欲望扩充，把金钱填进去。本末倒置，头足倒立。传媒天天出现关于文化的描述，文化遍及吃喝拉撒，肤发面皮，却始终没能让我看清文化的本体。一堆堆东西方文化的垃圾如小山、坟墓遮挡住我的双眼，我分别不出脚步到底是朝东还是向西。没有东西，许多人越来越不像东西。
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慢慢消失，忧虑和焦躁却步步进逼。人似乎永远被恶魔蛊惑，做恶魔的奴隶。不可否认今天比昨天好了些，可是明天比今天更好的保证在哪里？
我向各种学说和主义询问、请教，都不能完满回答我的问题。依然浮躁、焦虑。仿佛看见一个无名的黑洞在飞速旋转，要把我吸进无底深渊。听得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话语，有疯狂的欢呼、沉醉的呓语，亦有绝望的尖叫、深沉的叹息。可是，那能够抓住人们的手脚，把他们从黑洞的风口中拉拔出来的力量在哪里？
我的目光自然而然转向宗教。我读了《圣经》，并且走进教堂。之后我把《古兰经》也读了。最后读到佛经。应该说，所有的宗教（当然不包括邪教）对我都有吸引力。因为它们都劝人为善，都告诉人们除了肉体，还有个灵魂是更需要关心的，而且都给人指出了一个超越的途径和可以到达的“彼岸”。善良的人们可以从它们那里获得理想和安慰，邪恶之辈则会有所戒惧。人不能无所畏惧。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倾心于佛教。这一方面由于我从小受到佛教环境的熏染；另一方面则由于它的教理与我的文化选择更为吻合。我欣赏它的“众生平等”和“命自我立”。真正是不靠神仙皇帝，可以自己救自已。
我读佛教的另一个原因纯粹是个人的。我自幼敏感，有许多不可解释的神秘体验。过去不敢正视，如今敢于正视了。我要探究灵魂到底有没有，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满清顺治皇帝所唱的：“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蒙目龙又是谁？”去年四月，我的笃信佛和儒的父亲溘然长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