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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黑皮自白-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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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哲自己拉胡琴,唱青衣,大家还买了一些花生米、茶叶,等于开了一个小型茶会。十来天的改名换姓的生活结束了。这么一唱,精神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陈哲到我这个屋子与我谈了多时,他说:“这里是公安处的招待所,这里住的人,有公安处的干部和他们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还有捕来的几个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个人都是军统,这里顶数你的官大。”
  我问他曹科长在什么科?他说:“公安处处长叫陈波,副处长姓朱,治安科科长吕浩,是陈处长的爱人,曹科长是治安科副科长,在招待所负责。陈处长一定要找你谈话的。”
  这一天7点钟刚过,曹科长叫我们几个人跟他到公安处去。还是我来那天的院子,不过进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里有沙发,写字台,一个穿着古铜色旧呢上衣,背头,戴着近视镜,一只胳膊的干部站了起来,他笑着与我们打招呼。陈哲对我说:“这是陈处长!”
  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她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功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7点半讲到11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限。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11时,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待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六十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十七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48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四十八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圆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翕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把人杀完了之后,在督察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西四马路他的住处。他把呢子制服穿好,把少将领章肩章戴上,在家等着解放军进城,等了两个小时解放军没有来。他一想当俘虏不是好办法,于是又换上便衣,出了大门往对面的小胡同溜了。”
  我又问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他们都到哪去了?翟丕翕说:“有路条,都换上便衣逃走了。”
  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迺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迺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项迺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迺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迺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迺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迺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迺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听说于浩在九台,这可靠吗?”
  我说:“据翟丕翕说于浩是他的总务组组长,从不离项迺光的身旁,如果于浩真的在九台,那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接着陈处长站起来,拿了一张地图铺在写字台上仔细地看着。这时吕科长问我:“项迺光在长春都有什么亲友?”
  “他有一个表姐,表姐夫在督察处充上尉人事科员,叫刘继皋。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关系我不清楚。”
  陈处长又坐下,问了一些项迺光的化装情况,就叫我回来了。我心想突围那天早上在兴安桥卡哨分手,项迺光不先进城,就是防备别人检举他的。他这一手现在说是做对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的下落,今天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一定检举他了。
  我的心情很焦躁,家中也不通信。造谣社说:郑洞国带领三百官兵,在长春殉国。北平家中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担心我也在长春牺牲了。造谣社无中生有,造这谣将来如何自圆其说?送来的报纸说,沈阳蒋军也惊慌失措。如果国民党能占领许多地盘,还有许多军队,我就可以像被俘的长春市长赵君迈那样,用一个共产党干部换一个国民党的干部,赵君迈就是用人民作家金人换回来的,回来之后仍任长春市长。如果国民党节节失败,就换不成了。
  这里还有长春兴安中学校校长胡松岳一家。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北平人,在这反省不错。曹科长叫他管招待所账目。他认出我是督察处的督察长。
  我来到这儿的头一晚上,楼上发生的女人叫唤始终困扰着我。这天我上了楼进了胡松岳的屋子,朝他对门一看,那屋坐着一个女人。那屋正是那晚我的楼上。于是我问胡松岳:“那个女人是谁?”
  “我老婆的娘家嫂子。”
  “我来的那天晚上,楼上有一个女人叫唤,还有两脚跺地板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入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忽然我想起今年3月,一个叫陈尔立中学同学,从哈尔滨到长春,由在骑二旅当副团长的同学杨崇侠陪同到督察处去见我。他给我送了一条纸烟,说他由哈尔滨市来长春,计划到沈阳,求我给买一张飞机票。我给他办妥了。那时我很忙,也没顾得详细问他底细。可能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然别人不会知道。这张表可以证明公安处知道我的情况不少。我回到房子里又生了疑问,这张表难道故意给我看的?表示公安处对于关梦龄什么都知道,连你的学名都知道,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1月2日的早晨,起床后在院中散步,朱副处长满面笑容地走到我的跟前,说:“老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啊,沈阳解放了!”我重复着朱副处长的话。这与我有什么好处?沈阳解放能把我释放了吗?不见得。同时心里也很宽慰,幸亏我没往沈阳跑,否则还得往北平跑,万一跑不了被抓着更麻烦。沈阳解放,东北解放,华北早晚也得解放,这是兵败如山倒哇!卫立煌守不住东北,傅作义也难守得住华北。这样一来,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解放,蒋家天下去了一半,再从共产党手里拿回来不容易了。在目前情况下争取活命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蒋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我忙说:“好极了,早解放一天,沈阳老百姓少受一些痛苦。”马上我又对朱副处长说,“不是说‘找人’吗?怎么找?时间太长了,恐怕找不到,越快越好。”
  “好,这件事,马上就办!”
  第二天吃完早饭,曹科长对我们说:“今天都出去‘找人’!”
  我问:“怎么个找法?”
  曹科长说:“这种工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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