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2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矗抑牢耷橛帜茉趺窗炷兀课夷芏哉嗽彼担忝潜鹄凑庖惶祝忝怯猛炅宋揖鸵蔽业摹�
不能这样说，如果不杀我，我这样说是没有良心的。如果真要杀我，我把这些说出来，干部给我一些好言安慰，最后还是不免一死。我什么也不能说，心也不往这方面想。想一些别的事情，减少自己的苦恼。
5月20号以后，犯人有走的，也有来的，看守所把我调到第一监房，徐克成在第二号监房，邱明瑞在第三号监房，杨文昌在第四号监房，第八、第九没有人，十号沈重担任学习组长。
我迁到一号监房，仍然用“郭依平”这个化名。我到这屋干什么来了，看守战士都知道。这些哨兵都认识我，每逢在号内与别的犯人讲话的时候，哨兵看到也装作没看见。可是有一个班副姓傅，山东人，他对我最过不去，号内不准交头接耳谈话，可我为了要弄清问题，不能死坐着不动啊，我与隔壁的同犯一说话，被傅班副看见了，他对我严厉地批评了一番。我心想，这是故意找别扭。我心中不服，对宋所长说了，宋所长说：“我回头告诉他，你还要继续工作。”
没有几天，刘荣第来了，他是从北京捕获解到长春的。他关到了我这号，此外还有长春市立医院医生丛佩芝、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情报大队副张长青、哈尔滨工大学生门光第、东北大学学生潘澄、中统特务严新汉、现行反革命于宗元，都在我这号。一屋子人。
刘荣第穿一套新布制服，脚上戴着小镣，虽然这种小镣仅比手铐子大一点，但是戴上极不方便，一步只有几寸长，行走不如一般的铁镣。进屋后，让他靠近厕所坐下。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刘荣第”。我马上知道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1948年3月，督察处把刘荣第和他老婆于凤茹逮捕了，因为于凤茹叫他外甥把一大批马列主义书籍拿到大街上当废纸卖。这一下被发现了。我亲自审讯于凤茹，陈牧审刘荣第，据刘荣第供称：“1946年4月八路军占长春时，三联书店租了我的房子，到5月23日，八路退出长春，三联书店退得匆促，把许多共产党的书籍扔下。放了一年多，我内人认为这些书没有用处，就叫我外甥当废纸卖，这一卖，被督察处知道了，这事，我不在家，是内人办的。”
又有许多人对我和处长张国卿婉说，我们才把他们夫妇开释。我当时看见过刘荣第的背影，他不认识我。这一次他到我这屋，我要很好地帮助他。
我和刘荣第谈了一会儿，没告诉他我是什么人，我只说：“咱们在长春的罪恶，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承认不承认，那是我们进步与顽固的问题，事实俱在，不承认，并不等于没有。政府杀我们与不杀我们，不在我们多交一件罪恶，或少交一件罪恶——我们仿佛是一列火车的货物，多放一包东西，少放一个行李，对整个这列火车无足轻重。我们的罪是很多的，不要顾虑这一件或那一件罪，要全交清，不交说明顽固，交了是进步，你就不要犹豫了，在长春认识你的人多，自己争取主动，有好处。”
“我一定交清，这回我在北京看见镇压反革命，对我的教育很大。4月26日那天，我还未被捕，北京这一天枪毙二百人，原来计划枪毙202个人。把202人装上汽车，便有两个人要交待问题，于是又把这两个人从汽车拉下来，就枪毙了200人。我心中想，只要能坦白，就能受到宽大，方才听你这一说，我一定全部交待，没关系。”
下午，郭科长找我问刘荣第的情况，我说：“他能交待全部问题，不是顽固蛋，把他戴的小镣子给下了吧。旧社会他是长春地面上的人物，戴着镣面子不好看，思想有负担，影响写材料。他认识的人多，还能检举许多人。”
“他主要职务是什么？”
“他是国民党东北党的人，后来又与毕泽宇——吉林参议会议长，1948年挂名哈尔滨市市长相勾结，给毕泽宇摇旗呐喊，毕泽宇任他为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长春参议员，他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
刘荣第被下了脚镣。他写了不少材料，很能争取。
我们这屋，问题交待不少，丛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枪，他把他爸爸检举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这都是显著的进步。我自己认为也有一分工作成绩。
于宗元是个中学生，他只有19岁，去年冬，他与两个同学成立反共青年团，他是负责人，在长春市内各电影院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郭科长叫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人员及上级关系，两天之后，郭科长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赵处长也在座，赵处长对我说：“你很辛苦哇，健康还好吧？”
“报告处长，我的身体很好，处长好。”
他叫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郭科长从旁说：“于宗元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处长要了解一下。”
“于宗元是反共青年团的团长，另外一个同学是副团长，姓×，他家开一个木匠铺。他们写传单，开会都到这个同学家。还有一个瓦匠支持他们，但不是上级。一个同学加入了他这个反共青年团。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家也没有在国民党干事的。我看了一些侦探小说，见国民党接收人员很气派。认为不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将来没有出息。同时，我认为共产党长不了，于是我与同学就成立反共青年团。’”
“有一些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处长摇摇头很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看应当把这个姓×的学生逮捕！”我没加思考，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在沈阳与长春之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进监较晚。对这次大镇压，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4月26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里，把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多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面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人，两次有200人。这两次，我都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了，那人们就只能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刹那间就过去了。
楼上十个组展开交待问题竞赛，每个小组长都很焦急，要走在前头，作出成绩，互不相让。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组组长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个犯人交血债，没交血债，不叫吃饭，不给水喝，接着又开始打人，罚跪。打人的情形各组都听到，看到了，因为同在一个圆楼，没有前窗，只是铁栏杆。各屋的事别屋能听见，看见。我把打人的事对宋所长反映了。在宋所长还未制止的时候，第三号、十号、七号，也都接着打起人了。于是宋所长把十个组长集合到后院进行了批评，强调不许打人！打人犯错误。宋所长虽然这么说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同犯交待问题，打几下没关系，因此依旧打下去。这样一来事情严重了。
我们第一组一直没有发生打人事件，我认为凭我这张嘴就能把对方说服，还用打？我在屋内对同犯说：“咱们这屋，交待问题还用打吗？我看用不着，打人的犯错误，被打的人也丢人，男子大汉，有什么事敢承当，别说坦白了不会枪毙，就是枪毙了，又有什么关系？你不坦白不一样枪毙吗？”我利用别屋打人威胁本号的同犯，敦促同犯交待问题。
十号监房有一个叫姚汝纯的，是中学的数学教员，到过台湾。小组长沈重说姚汝纯利用中学教员作掩护，进行潜伏活动。但是姚汝纯不承认，于是沈重就动手打他，姚汝纯在小组挨打受气，成了“碉堡”，于是他承认：“我是台湾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我携带有一部电台，两个密本，电台放在香港，我计划去取，我在长春收集文化机关的情报……”
这个材料内中有许多漏洞，赵处长提姚汝纯亲自问话，姚汝纯照样说。经赵处长再三追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赵处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要有顾虑，可以对我说。”
姚汝纯把小组打人逼供的事一一道出。于是赵处长知道了监号的一切情况。赵处长问郭科长，郭科长说：“有打人的事，但批评纠正了。”
当天晚上，郭科长到了圆楼，大喊大叫，把各组的学习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为什么打人？谁给你们的权？你们都是犯人，为什么把过去的那一套作风搬到这里来？损害政府的威信！打人的组长要进行自我检讨，现在宣布停止学习！”
第二天停止学习了，每个犯人都不准讲话。我心想，打人的事宋所长知道，他制止了，不过没有认真制止。郭科长对此也马马虎虎，看守战士每天看守犯人，各屋打人的事，也看得到。都是有一半默许，才发生打人，逼供的事。这件事的出现，干部与犯人都有责任。
停止学习的第三天，我们几个学习组长，除了沈重因负责挑饭仍住圆楼，其余八个学习组长都集中在小红楼楼下，六号监房。这是个小黑房子，八个人挤在一块，真够受，这是处分我们，小禁闭。
由这开始，来了许多男女干部，都穿藏青哔叽制服，每张面孔都异常严肃。找每个学习组长审问打人的事。
“谁叫你们打人的？”
“谁也没有叫，我自己打的。”
“你为什么打人？不知道打人犯法吗？”
“……”
一般都是这样问答，只有我那组没打人，我的答话与以上不同，问我话的人是一个高个干部。我既没有打人，他就询问别组情况，我尽知道的谈了一些。
讯问李中候的是一个女干部，有30多岁，板着面孔，问道：“你们谁先带头打的人？”
“我先带头打的人。”
“你把打人的方式及打了多少人，详细地谈一谈，要老实。”
李中候从头到尾谈了一遍。
最后女干部问：“你打人的目的是什么？”
“打人的目的是叫他交待问题。”
“打人之后，没有人制止你们吗？”
“宋所长制止了，我们没有听，我们还是打，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你是不是钻政府的空子，给政府造成损失，企图破坏政府的政策？”
“不是。”
每一个学习组长都问了多次，这样审问了三四天，才告一段落。我们背后议论，这些人是长春市委会的干部，有的犯人认识其中的人。
另一个下午，把我们学习组长及原来的学习副组长都集合到办公大楼的一个大审讯室里，有20人。不一会儿，龚副局长和一个穿衬衣的人来了。龚副局长问：“各学习组长，副组长都到齐了没有？”宋所长说到齐了。龚副局长讲话：“你们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犯人，在这次学习中，打人、逼供，这是特务行为，这与我们政策是相抵触的。我们对你们这种作法是不同意的，肯定说这也是错误的，有人钻政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