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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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副官勾通宋子文的副官贩卖鸦片，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这个副官被杀了。
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鱼鹰政策，他说：“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对待我们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
小册子里，我知道的，加上大家知道的，写了30段，都是短篇的东西。
每天写材料，每天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写了多少材料，谁提供的，有什么特殊问题。然后一一呈报。我在呈报时从来不汇报某人的缺点，何必那样呢，他们不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坚持隐恶扬善。我们每天谈的许多事情也从不反映，因为我就是好谈者之一。
10月16日，星期日。吃完早饭，就听看守到一号监房喊：“十六号出来！”我们知道叫的是陈牧。他戴着一副大脚镣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我们这屋的门打开，我心想，陈牧提走了，这回该提我了。我要起来，看守说：“不找你！”又朝张逸民一指：“找你，出来！”张逸民穿上鞋出去了。我心中暗想，有什么重要的审讯礼拜天还办哪？到吃晚饭的时候陈牧先回来了，接着张逸民也回来了。张逸民精神紧张，脸色苍白，饭只吃了半碗。饭后，张逸民坐在我身旁，不停地摇头。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把我叫到局长室，一屋子干部。问我的一些罪恶；问经济大药房案件；问在伪满的活动；问我在长春杀了多少人？我说没杀过人。他们说因为我搞的情报，以致破了案子，都要由我负责。这么一来我就危险了。问我话的干部很严肃，其他的人不说话。情形不乐观。回头，又叫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我写了两个小时。写完之后又拿去看，看回来又叫我补充。咳，不好办哪。”
我劝解道：“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有问题就交待，他要杀我们，哪件事不能杀？他要不杀，你多坦白个十件八件的也不会杀，反而说你坦白彻底。”
我总觉得张逸民没有我的罪大，他在伪满是个警尉补，在解放前是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分区主任，地位不高，责任也不大。但是他收集的经济大药房的原始情报，这一个案子就杀了六七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还听说他在伪满时对老百姓很厉害，是长春老百姓最仇恨的“三张二栗”之一（三张，即张效九、张逸民、张耀先；二栗，即栗宗元兄弟二人）。他这一张地位虽不高，坏事却没少做。他的老婆就是霸占别人的。还有一件坏事简直不好说出口，伪满时张逸民抓住了女共产党人，用一条大绳子在阴户下边前后拉，把阴户拉烂，然后用洋蜡把阴毛烧掉，最后强奸，杀害。这些残酷的行为我也感到过分。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我也杀过女地工人员，但我不像他这样残忍。如此看来，他的案子很不单纯。礼拜天干部办公，又来了那么多的人，不一般哪。我想，今天找张逸民，说不定明天就会找我。自己掐指一算，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③今天是1949年10月16日，整整一年。这一年，国内国外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受了不少的折磨与考验，今天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呀！可是将来会怎样呢？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一周年。天气阴暗，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早饭后，我以为照例会提我去前楼写材料，但是没有提。不一会，看守的战士端着枪，表情很紧张的样子，来回在我们的窗户前监视着。这就预示着将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接着把玻璃窗户里面的防空窗帘（一层黑纸）也关上了，这是因为这些窗户靠大街，怕我们往大街上看。可是大街上什么也没有哇。我坐着想着，今天是长春解放周年纪念日，也许……我想起3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殷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得清楚，“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偏要不相信，给自己增加烦忧呢？
看守所的人来到监房，监房异常肃静，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守手中的钥匙一响，大家的心一跳。一号监房的门打开了。
“十六号出来！拿着东西！”
接着脚镣子响，陈牧走出了监号，在看守所门口下了脚镣。铁锤砸砧子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下完镣，没有声音了。接着又叫十一号监房：“七十一号出来！拿着东西！”
七十一号犯人是印匡时。他和陈牧一样在看守所门前下了镣。我以为这回该叫我了，心中忐忑，无法形容。真的，看守所的人往我这屋子走来了……却在我的对门站下了——把郭子襄叫了出去。郭子襄的动作很慢，因为他带的脚镣太重。
“快点！”看守催促道。
郭子襄戴着那副大镣哗啦、哗啦的出去了，他也在看守所门前下了脚镣。下了脚镣能轻快吗？也许轻快一阵儿。
郭子襄的脚镣下完了，看守所的人直奔我这屋子，到门口开锁……我立刻站了起来……看守战士在铁栏前面怒斥道：“你要干什么？老实点！”我的监号打开了，看守指着张逸民说：“你出来！拿东西！”
张逸民急忙把自己的衣服包拿起来，到门口穿上鞋，走了。我想不会叫我了，如果有我会与张逸民一块叫出去的。
这四个人走了，监房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静。陈牧与印匡时的号数犯人都知道。到我这屋没叫张逸民的号数，只说“你出来”，犯人们很可能以为把我叫出去了，所以我咳嗽了一声，告诉关心我的人：我没有走。
他们这样走没个好，是开斗争大会吧？什么场面呢？想不出来一个轮廓，也没有具体的听说过。小说里有斗争地主恶霸的描写——大会上要控诉地主的罪恶，然后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诉陈牧，他的罪与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陈牧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当时朝阳大学法律系是最好的。他毕业以后，入军统的“黔训班”受特务训练，以后到沦陷区干潜伏工作。1946年调到长春督察处充侦审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贪污撤职，押了二个月。释放调充吉林组副组长。他没到吉林，仍住长春。1948年3月督察处的审讯工作忙，副处长张国卿念他是“黔训班”的同学，叫他协助审讯。4月，张国卿升为处长，又把陈牧调回来，仍充侦审室主任。陈牧与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是同乡，都是辽宁开原县人，所以项迺光对陈牧再回督察处也不反对。
陈牧吸食鸦片，为人阴险毒辣。不说别的，他与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过去，把老婆的头部打出血。这件事就发生在解放前的半个月。对老婆尚且如此，对别人就可想而知了。
督察处的人，凡是他领导的特务，如侦审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爱发脾气，接着就打人。看守所所长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对我说：“给我调一调吧，我的能力实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陈牧的打。
对自己的人还这样，对犯人就不用说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扒皮”。
1948年4月，他到长春大马路重庆饭店去吃便饭。重庆饭店在长春是一个比较大的饭馆。经理姓庄，是个很活跃的商人，认识长春不少高级官员，在警备司令部里也认识不少处长和科长，但督察处他不熟悉。陈牧要了两个菜，不合口味，价钱还贵。陈牧发了脾气，茶房下楼把庄经理找来。庄经理排解一番，陈牧仍不讲理，庄经理就与陈牧吵了起来。陈牧一生气拂袖而去。回到督察处，陈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来查了查，接着就从看守所提出一个新抓来的政治犯，问这个犯人：“你从哈尔滨到长春，见了几次庄经理？庄经理给你几份情报？
这个犯人答复不上来，于是用刑，把这个犯人打得糊里糊涂不能不“承认”。于是陈牧就派人把重庆饭店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庄经理重打一顿，然后押了起来。
第二天上班，陈牧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一个八路地工人员供称重庆饭店庄经理与他有关系，并且说庄经理最近要到哈尔滨去，我怕他逃走，当时没有来得及向您报告，就把他抓了来，现在我补一个报告。”
按督察处规定，未经督察长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这样一说，我因不知内情，就同意了。他又对庄经理百般拷打。庄经理家中托了许多人，以后又托到我这儿，我告诉陈牧把庄经理释放。这一押重庆饭店关门了，庄经理花了很多钱，一下便垮台了。庄经理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简直不讲理，叫人没有法子活。”
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务所想不到的，可是陈牧不但想得出来，还能做得出来。
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到4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人被杀，杜鸣兰没有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陈牧。特务们不满意：“抓到八路应该杀，不该强奸。强奸女犯，纵放八路，是犯团体纪律。”
陈牧的罪是数不尽的，还有一个我始终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个共产党机关干部从哈尔滨来到长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韩瑛。到了长春之后，说是向国民党投降的。督察处把李文宣转送到沈阳东北行营二处，该处处长文强把李文宣又派到长春督察处工作，并叫从优叙用。督察处便给李文宣一个中校侦审员的职务。1947年冬，督察处处长由安震东接充，陈牧对安震东不满，说：“安震东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连公事都不会批。”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李文宣报告了安震东。安震东就借陈牧贪污把他押了起来，并且撤了职。到1948年2月，安震东升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督察处处长由副处长张国卿升充。张国卿与陈牧是同学，私交甚好，于是又把陈牧调回督察处。陈牧说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许多理由。他对我说；“李文宣不是真投诚，第一，他在侦审案件时，对刑事案件往死里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对奸匪案件，他总是审不出来。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签释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场，女八路庞静这个案子，原情报说她从哈尔滨到长春，结交了一些新一军军官的眷属作为掩护，以便收集我方各种情报。李文宣对庞静的讯问是这样问的：‘你到长春干什么来了？你有没有组织？’这样问犯人是给犯人开脱，应当问，‘你在长春先后收集了多少份军事情报？’或者问，‘你在长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情报？你把情报收集好了之后怎样送走的？’第二个问题应当问，‘你们小组有多少人？’或者问，‘你领导几个人？’‘你归谁领导？’不能问你有没有组织？这事，你在场还对他申斥了！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会关系复杂，他每天外出，东一趟西一趟，乱跑一阵。因为他家住在督察处院子里外人不敢到这里接头，他只好到外面去。我听说他有一些朋友是从哈尔滨来的；第三，他的钱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济他，他不会比我们有钱。根据这些可疑之处，我说他是假投诚。”
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月，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