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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黑皮自白-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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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都没有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地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说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1938年6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吡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4小时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现在既然反了革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命理论还要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人在交谈什么。
  杨股长说:“关梦龄,我们今天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些事情。这也是立功赎罪。你要好好的提供。”他说完就对那个干部说:“我还有事,你在这儿谈吧。”
  这位干部有三十二三岁,白脸,很瘦。他让我坐下。我戴着脚镣感到很难堪。我轻轻地把脚镣放到石灰地上,地上依旧发出了叮哩啷  的响声。他拿出一盒纸烟,给我一支,他吸一支。接着他问我的经历。他对我在军统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他随意地问,也不记录,就像闲谈一样。我观察他的言谈行为觉得他不是审讯案子,而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罪行。我一边答复他的问话,一边端详他这个人。他是个什么干部呢?
  “你写的‘国特内幕’,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看过《腐蚀》这本小说没有?”
  “看过多次,是沈雁冰写的。”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
  “对特务的一切他下了不少工夫。不与特务接触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东西的。”
  “你看《天字第一号》的电影了吗?”
  “看过,在1947年2月于北京看的。我在解放前不怎么看电影。因为这个片子是宣传特务工作,一些军统的人叫我去看,我才看了一遍。”
  “怎么样?”
  “作消遣解闷倒可以。从特务技术上说,那是谈不到的。因为导演屠光启对军统特务知道得太少。编剧的人凭主观想象搬到银幕,给社会上的小姐、少爷们当故事看可以,因为他们不懂沦陷区地工是怎么个搞法。看完之后大加赞赏。可是叫我们这些特务一看,就知道是胡扯,没有价值,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特务的活动规律。”
  “怎么不合特务规律?”
  “比如说《天字第一号》把收音器藏在古瓶里,这是不应该的。古瓶是人们欣赏的东西,客人来,要拿起古瓶仔细端详,十分容易被人发现。通常可以把收音器放在沙发里,茶几的下面。再有,电影上一个情报员化妆成有钱的少爷,另一个情报员化妆为乞丐,少爷走出公馆的大门,乞丐向他乞讨,这个少爷很慷慨地给了他五元钱。这个纸币的面额太高了,应该给一些零钱,别人看到不会惊奇。还有女特务要从沦陷区脱逃,在临走之前,她计划把司令、参谋长都打死。她用了一个离间之计,说这个参谋长通国民党,当司令申斥这个参谋长的时候,她给了这个参谋长一枪,接着大声说:‘您何必亲自打他呢?叫我们去办吧。’”
  “她这是给外面的警卫人员听的,使外面的人以为是司令用枪打死了参谋长。接着她又要打司令,司令一看她要打自己,也找枪,她匆忙之间给了司令一枪,没有打死。她急忙向外逃脱,跳上事先预备好的汽车。但是没走多远她便被后面的机关枪击毙了。她用这些办法能行吗?不行。应该先用一个离间计,叫司令把参谋长杀了,之后,叫司令送她到一个地方,再把司令打死,自己也逃脱了。这很简单。真如电影那样,把参谋长打死,她自己是走不脱的,击毙倒好,就怕没有被击毙,击伤了,被捕,是投降啊?还是坚持?都是不可意料的事情。所以这个片子的特务技术是谈不到的。如果搞电影的能找到一个有经验的特务,了解一些技术,电影会既精彩,又符合特工规律。”
  我说这一段话,他一直看着我。最后点了点头,接着他问我:“解放后你们怎么搞潜伏工作?比如一个女特务,原来是指定她潜伏的。可是她看到人民政府号召登记,有许多特务登记了,她害怕也不想干了,也要登记。这时她找到她的上级,一个站长。这个站长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呢?假如你就是这个站长,我就是这个女特务,你坐在那里,我从门外进来……”
  说着他邀我与他一起表演这个场面。我坐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他从门外进来,站在我的桌子前面,用吞吞吐吐的声音称呼:“关先生!”
  我也演了起来:“有什么情况没有?你们厂子去了新干部没有?”我拿着纸烟,歪着头,两眼对他似看不看的问着,语气拉着长声。
  “没有什么情况,就是动员反动党团要登记,我……”
  “你什么?不要听这一套!这是诈我们,真的掌握情况,还用号召?难道他们对我们还会有什么客气?你就是胆小!将来你要后悔的。假如我和你一样咱们就不用搞了。咱们的一举一动,上级派人在背后监视呢,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大意了,你的小命……”我从腰里掏出来一打钱给“她”:“拿去,这是下月份的津贴。”
  表演到这,我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各自坐到原来的座位。他又问我:“你们特务里有没有杀鸡给猴看的事情?”
  “有,一般情况不用。都知道特务纪律厉害,特务制裁特务也不客气。”
  接着他又问了我许多特务的生活习惯、举动、言行,我谈了不少。我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又在特务机关干了很多年,尤其在北京“北平肃委会”充总务科长的时候时常接触戴笠,使我对国民党特务这一套有所了解。我毫无保留地对他谈了。我以为他是作家,要从我身上收集素材写一本反特小说,后来我又觉得不像,可能是话剧团的导演来体验生活的。
  我问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姓伊,名明,叫伊明。是东影(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最后他说明了来意:“我想写一个东西,假设在天津中纺里有一个女职员,她在解放前被人介绍参加了军统局天津站。解放后这个女特务看到反动党团登记,她也想去登记,可是特务站长不答应。这仅是一个计划。另一个计划,打算写个潜伏站如何被公安机关发现破了案。你帮助我想一想,怎样才能被公安人员发现?”
  我告诉他:“那要看把这个潜伏站设在什么地方?潜伏站都有掩护的商号,商人,从这方面一点一点地深入比较好。”
  谈到12点了,他要回去吃午饭,临分手时他说:“我下午还要来,我知道你争取得很好,再努力争取,一定很有希望。”
  “咳,戴这么副脚镣,一切都否定了。不过不管政府怎么看待我,我是自首的,凭良心我绝不欺骗政府。”
  回到监号呆了一小时,心想这样的谈话没有什么顾虑,吸着烟,喝着茶谈呗。伊明是个导演,他对我说:“我从解放区来,我曾经找过一些军统的人,但是都没有你知道得多。”
  我暗道,军统局的高级特务在北满根本没有被捕的,找一些外围分子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会使他失望。
  下午1点把我提到看守所,杨股长对我说:“今天给你下镣,以后还要好好争取,不要放松自己。”接着一个看守所的人把脚镣给我下了。自己感到说不出的感激,我忙对杨股长说:“以后我一定要继续争取。”
  又到了前楼,与上午一样,进了那个屋子,伊明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面,我说:“下了脚镣,轻快了。”
  “思想上也愉快了吧?”
  “愉快了。”
  我内心知道,下镣这件事与他从中婉说有关系。
  坐下之后,接着谈,他假设了几种方案来破获军统的潜伏站。叫我参加意见。他设计潜伏站用一个饭店作掩护,这个饭店的茶房喝醉了酒,和客人吵架暴露了身份。
  我问他:“在破获这件案子的时候,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几分?群众的力量占几分?先规定出来就可设计。”
  他说:“群众力量协助破案占四分,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六分。”
  我又说了几种情况,他说可以研究。虽不能把特务的一切东西都搬到银幕上,但是银幕上要有特务的东西。我在特务技术、潜伏站的组织、通讯、经费、掩护、化装等方面谈了很多。共谈了三天。最后一个下午,又把军统特务机关的一些活动规律,术语写出来,交给了伊明。
  过了两天,伊明和另一个干部来到看守所的监号,到处体验犯人的生活。伊明看到我,与我点了点头。他们在看守所呆了三天的样子。
  第四天上午又把我提去,谈了特务走路、穿衣服、坐车子的习惯。那一个干部好像是电影演员吕班。我说了许多习惯:“军统特务一般都不戴帽子,留着长发,发上放油,许多人的头发锃亮;衣服在蒋管区都穿藏青中山装,夏天是灰派力士料子的中山装;多数特务身后佩带自卫手枪,皮鞋都是发亮光的;如在沦陷区就要化妆了。特务们走路比较快,两眼向左右审视,走到地方还要向四周看看,这是习惯,特别是外勤人员更是如此。这是防备有意外,好作预防;坐车子,戴笠通常与司机一块坐前座,一般特务也有这样坐的,把警卫人员放在后座。这样坐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情况在前面能先发现问题,即可指挥司机把车子开走,如果在后座就来不及了。”
  伊明叫我学一学戴笠走路,我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又谈了一会,我就回来了。
  伊明导演的这部片子(也是他编剧)名叫《无形的战线》,经过多次修改,演出后受到公安部的嘉奖。1951年长春镇反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职员苗佩然逮捕,押在我一个屋子,他说:“《无形的战线》这部片子,拍摄好了之后,拿到北京去审核。片子里有一个审讯员对捕获的特务站长李某审讯的镜头,审讯员对特务站长说:‘你要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反抗不了的!’说着便用拳头一拍桌子。这个镜头被周总理看见,受到了批评。后来这个镜头又改了。审讯犯人不准耍态度,那样演是歪曲政策。”
  我对《无形的战线》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感到高兴。
  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全国许多地方相继解放。报纸上大字标题报道这些胜利消息。我没有什么高兴的,认为这些事对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全国解放能够放我,我会迫切希望全国解放,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谈,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国民党不干。这期间我看一切事情都从能不能释放出发。
  关于国民党失败的问题,在号内反省的时候我仔细想过:是蒋介石个人昏庸无能吗?是他的部下不好,“一团糟”吗?是政治腐败,贪污混乱所致吗?是军事落后,官兵士气不振吗?国民党执政20多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吗?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也想不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别的就不用说了。做历史的人会给胜利者找出来很多理由著书立说,拿破仑说,我打胜了仗,历史学家能给我找出许多胜利的理由。首先要打胜仗。
  5月的一个晚上,电灯已经亮了。看守所提刘一之,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了,接着在看守所门口给他下了脚镣。在犯人的心中,下镣如果不解走还好,如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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