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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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干校仅仅当了两个月的学员，天天晚上开会学习毛选，或是批斗“走资派”等。白天一天在干校里干活，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也不允许看别的书，感到很压抑。1970年10月的一天夜晚，全校紧急集合，各连队在操场入场完毕后，大会开始，由干校军代表作报告，军代表宣布，奉上级指示，为了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干部，尤其是“资产阶级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要下放到环境更艰苦的农村去锻炼，下放对象重点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我又被下放到长江边上的公安县闸北区雷州公社新民大队第6生产队当农民。下放那天的情景虽然过去33年了，但还是历历在目。那情景与电视剧《布尔什维克兄弟》中下放干部的场景极为相似。我们的行李被装上大卡车，卡车周边上贴满了绿色和黄色纸张写的标语，内容记得最清楚的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活着干，死了算”等等。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步行几乎一整天才走到目的地，很多人脚上起了泡，比电视剧里描述的苦多了，电视剧里被改造的干部是坐着大卡车去农村的。我到插队落户的第6生产队报到后，被送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坟地旁建的一间土坏屋，小屋十分简陋，没有窗户，屋里漆黑。小屋紧挨着坟地，夜里在坟地旁解手，情景很是吓人。没有菜吃，自己种了一畦辣椒，算是解决了吃菜问题，不让我们买农民的粮食，我们要到公社粮站买，都是陈米、糙米，没一点油性，很难吃，当时下放以后粮油、生活用水等都非常困难，都要自力更生。除此，我们主要是来农村劳动的，劳动强度极大，我作为最壮的劳力奉命扛抽水的柴油机，几百斤抬在身上，在稻田中的田梗路上艰难地行走。冬天去河边抬石头，也是一次几百斤，修水利挖河泥。插秧时和妇女一样去插秧，割小麦。每天4点就起床，自己做饭，天不亮就得出工，一直插秧到中午。中午从地里回来，赶紧做饭，吃完饭生产队钟声又响了，开始天天读一个小时（读毛主席语录），读完后立刻下地干活，晚上有时10点钟才收工，所以不到一年，身体就累垮了。人家说我快不行了。不行了也得坚持，那时有一句口号让我们常挂嘴边，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身体拖垮了，精神也很痛苦，因为刚下放两周我就突然遭到下放连队的批斗，一位副连长开口便说：“今天开会批斗郭光允同志。”为什么要批我呢？原来我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对“文革”有意见，这是一场对我突然袭击，虽没有思想准备，但就是不承认，据理力争，使人家非常恼火，不可思议的是一些老干部下放时对我特别亲热，批我时竟翻脸不认人，冲我大喊大叫“光凭你这个态度也得批判你”，我当时心里难受极了，怎么这些人现在都变态了？这是我下放当以后的第一次受到政治冲击。
除了这一次以外，在干校内部的几次学习讨论会上，我表达过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所持的有限肯定态度，而且认为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对于中国的贡献比战斗英雄们更大。虽然我这个提法有可以再斟酌的余地，但也不至于被当作“反动言论”加以大张旗鼓地批判呀。可没那么简单，为此我又挨了几天几夜的严厉批判！
不用说，这几次嘴巴惹的祸让我忙活了好一阵子才消停下来。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7）
那是一个人心难测的时代，平常生活中一向和和气气的同志到了批判会议上都会突然变得浑身充满了斗争性，全部露出一副欲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嘴脸。
我不想再细述“文革”期间我遭冲击的细节，自然，我所受的那些委屈比起老革命家们和受冤屈的著名知识分子们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如今记得最深的不是我的所谓的“壮烈”的、受批判的经历，相反，在那样一个严酷的岁月里，婉媚可爱的人性和那片土地上淳朴的人民，却永远在我的宝贵的记忆当中。
下放连队我们班里有一个叫冯清英女干部，长得很清秀可爱，家住长江之滨。她不但人脾气很好，而且对我格外照顾，从来不参与批斗我的活动，并且每次深夜批斗我散会以后，她都暗暗跟在我后面，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一天，我心里实在被她跟踪得发毛：“小冯，你为什么老跟着我啊？是不是组织让你盯我梢的？”
“不是啊，你误会了！”
“那你跟着我干什么？有什么话要说吗？”
“是这样的，我看你经常挨批斗，我怕你上了大学的人比较脆弱，怕你想不开。”冯清英怯生生地说。
顿时我的脸就红了：郭光允啊郭光允，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哇！人家这样关心你的安危，你却居然怀疑人家是盯梢的！看来你被斗争刺激得太敏感了！
想到这里，我便说：“小冯，我是个男同志，夜深了你这样跟着我也不太方便，不过我真的谢谢你了！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保证，我绝对不会自杀，我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呢！”
“小郭，你就别那么硬了，你就承认一次错误吧。你认错了，以后他们就不会老批你了。”
“小冯同志，我认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来不得半点马虎。我宁愿一天三顿地挨批斗，也不愿向他们低头认错。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驴脾气。呵呵。”
听了我这番倔强的话，冯清英摇摇头，然后轻轻笑了起来，对我的固执表示理解。她笑的时候，会很自然地就透出一股浑然天成的淳朴美。可惜，我离开干校后就没有了她的消息，不知道她能不能看到这段感激她的文字呢？
“为什么我的眼中总是含着泪水……”
我的心眼好，脾气也好，又有文化，所以跟当地农民很快就打得火热，我经常帮助缺乏男劳动力的家庭干农活。农民出身的我干农活样样拿手，特别是插秧，我插秧的速度、质量在那个村子还没有几个农民赶得上我。而农民兄弟们见一个大学生插秧插得这么好，也都是啧啧称奇。南方的田大多数是水田，水田里蚂蟥和水蛇尤其多，特别是蚂蟥，那儿的蚂蟥叫“牛头”，是专门叮水牛的，吸水牛的血，因此个很大。大的足有好几寸长，一叮上身就很难摆脱掉，而且还很脏，传染很多疾病。
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在那个时候还是很虚。一天我打了场篮球以后就累得不行了，回去以后，猛然发现同伴看我的神色有点奇怪，我问是不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想起自己一年多没照过镜子，便找来一面镜子照了照。一看镜子里的人我吓了一大跳：我的脸色跟黄裱纸一模一样了啊，整个人简直都快没人形了！半是因为身体确实太虚弱，半是心理作用的缘故，我倒在床上足足躺了两天，差点死掉。因为长时间不穿鞋的缘故，脚也溃烂得一塌糊涂。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身体虚成那样，居然还能挑着200斤的担子跟没事人似的，真是不可思议。
人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
1971年和1972年的春节我都无法回河北和爱人一起过，只有一个人寂寞地在小土坯房里。我偷偷从农民家里买了点面，想包一顿饺子吃。结果怎么也找不到肉，无奈之下，只有在素馅里多放点油。找不到擀面杖，就砍了一小截高粱秆来代替。饺子包好后，平时不怎么吃饺子的南方农民们一尝，哎呀，怎么这么好吃啊！吃一顿饺子成为我那两年的新年惟一的乐趣。
1971年9月13日，“亲密战友”出事了。
这一事件算是我在干校下放连队劳动生活的一个小小转机。因为整我的副连长曾经因为我对林彪表现出不敬的态度而当着我的面宣布，要我在干校“毕业”以后划为“右派”——这一威吓还是很有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敢再不跟着说“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了。
这下可好，从此杜连长见我之后再也不敢提以前的事了。我在干校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到1972年4月12日，我两年的干校插队落户的生涯告一段落。
我于1974年10月因档案的问题回过一趟荆州，顺便去看了看那所干校，尽管时隔不久，但是那里已经门庭冷落了。
调回荆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建委以后，真正能坐下来搞自己的业务时间也不长，做了不到9个月，到了1973年大年正月初四时，我又被派到江陵县马山区枣林大队蹲点，帮助抓农业生产。
我蹲点的农村当年的地名叫江陵县马山区枣林大队。
蹲点的地方贫困同样让我触目惊心：那里的路面是“晴天一把刀（就是形容路况很差，凹凸不平像刀子一样扎脚），下雨乱糟糟”。当地农民的生活极其困苦，大都衣衫褴褛。当时那个村的壮劳力一年口粮是360斤谷子，打成糙米只剩下250斤，平均一天还不到7两。老人和小孩就更少了。
在那个疯狂荒唐的年代，老百姓想养一点猪啊鸡啊什么的都不许，要养，就得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想吃一点肉非常不容易。至于生灾害病什么的，情况就更悲惨，农民生病了，就只有像我小时候一样躺在家里挨着。能挨得过去，起来照样上工；挨不过去，就死路一条。
虽然我在那里只待了不到半年，但是我还是尽我所能给农民们办了一点实事的。
我一到那里就一心扑在了工作上，努力抓农村生产工作，开会从不用笔记本，我可以把每项产量、指标的具体数值都记得一清二楚，从不出差错。因为出身于农村，我便能经常亲自下到田间地头，甚至连秧苗质量都要自己下田用小木棍比画、监督。我知道，老百姓需要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整天夸夸其谈的干部，他们需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干部。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8）
我虽然出身穷苦，但是有一件事也让我看到了我的差距。我在想，并非是所有出生穷苦的人都会对下层人民保持深厚感情的。有的穷人过上几天好日子之后，同样会鄙视穷人的。我虽然生性善良，但读了几天书当了几天机关干部的我，有一次也给农民开了一个不太得体的玩笑。有个农民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郭同志，你吃饱饭了吗？”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当地的农村农民生活贫困，用“面有菜色”来形容他们是不过分的，而我一个拿固定工资温饱不愁的机关干部，却跟农民开玩笑，完全不懂他们的心境。唉，说句“爱人民”是很容易的，但要在情感上做到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又是很不易的。“郭同志，你吃饱饭了吗？”这句淡淡的谴责的话多少年来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使我时时警惕并使我看到我的灰色心理。
当地偷盗风很严重，我所蹲点的生产队池塘的猪草被临近的公社偷捞，生产队的干部没人敢管，因为偷者一来就是一大群人，很厉害。我决心要治一治这种偷盗风。
一天晚上，约10点钟的时候，生产大队一名干部跑到我的屋（我的屋就是我的办公室）大叫道：“郭同志，有好多人又来偷猪草了，你赶紧出面制止吧！”
我闻言披上衣服就走。
我跑步赶到长猪草的池塘，偷盗者见人来了，都背上或挑上猪草逃跑了，我看准了一个偷得最多的人，冲上去把他给揪住了。他就是邻村的人，但与枣林大队不属于一个公社。
“干什么！”他拼命地挣扎着，叫嚷道。
“你偷我们的东西还想跑？”我一手扭住他的胳膊，一手掐住他的脖子，大声责问。
“你干什么掐我？放开！”他继续顽抗。
“还敢耍横？”我膝盖使劲一顶，把他按在了地上。
赶上来的本村村民制伏了还在挣扎的小偷。村民们纷纷夸奖我“擒贼先擒王”的策略。经盘问，那个人就是带头偷猪草的。
第二天，我带着“人证”和“物证”和几个村民一起去找邻村理论，邻村的干部抵赖不过，只好归还“偷”走的东西了事。从这以后，当地偷盗风的状况大大好转。
此外，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我们生产队里有一位四川逃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