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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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骂得晕头转向，怀着一肚子的愤懑和忧惧走出校长办公室。
那个年代的我，不可能有什么“民主”、什么“维权”的意识，只是天真地想帮妹妹讨还一个公平：为什么分数低的人反而被录取了，而分数高的人却因为村干部的一句话而失去上学的机会？这种正当的也是正常的反映情况，怎么会在他一个老革命的心目中变成“思想有严重问题”、“反动”呢？我不解，我委屈，我愤懑，我消沉……
人生第一次“暴露思想”，便遭到劈头盖脸的痛斥，使我深切地感到：以前我把这个社会看得太简单了。
不仅我的大妹妹，就连我的小妹妹，由于村干部的横加干预，统统失去了升学的机会。我为妹妹讨还公道的努力，不仅没能够达到目的，而且连带我本人在校长和某些干部的心目中，也被归于“另类”，归于那种有危险苗头的、需要加以防范的一类人。
以后的日子里，我的境遇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校长眼前的红人”沦落到一个不再被信任的“问题学生”。这种变化，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仔细观察你就会感觉到虽然没有人明着斗你、整你，但一种拒你于五服之外的冷漠感取代了以前的友爱、融洽的气氛。这是一种让人感到更阴冷的排挤和防范，是酷爱自由的我所无法忍受的。
入团和我无缘。
积极分子开会搞活动没我的份。
直到我们学校出现划“学生右派”的荒唐闹剧，所有的人都认定：这次“划右”，首当其冲者非郭光允莫属。那个时候，我度过了一段忧惧交加、风雨飘零的艰难日子。
这种无形与有形的钳制与排挤甚至影响到我上大学填志愿：村里的一纸“情况介绍”，使我变成了一个学习专业受严格限制的“另类”学生，这是后话，以后还会提到。
然而，这种人生上的打击并没有影响我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在班级上，我还是那个勤奋学习、乐于助人、有说有笑的郭光允。我自幼身体不好，每早起来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肚子疼，经常发烧感冒（而且从不吃药打针，让疾病自生自灭），同学们都笑称我为“迟到大王”。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我们这个大集体大家庭火热的生活之中。我在同学当中的人缘很好，不管是在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中，我的威信都相当高。我有幸在以后的反右斗争中逃过一劫，跟这个集体中真诚的友爱和同学的暗中相助有很大关系。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8）
回想那个时代，虽然我已经开始体味到人生的挫折，但我毕竟处在风华正茂的时期，对人生，对理想，对共和国的前程充满着希望。就像王蒙小说《青春万岁》所描写的一样，在共和国初春的凛冽里，我们开始人生的思索。尽管这种思索是模模糊糊、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但毕竟是在思考了。从报纸、从老师的口中，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在前进，祖国曾经过漫长的屈辱的动荡年代，经过先烈的前赴后继的奋斗获得了独立自由和解放，现在正在艰难地起步。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一定要热爱党、热爱这个国家，一定不能忘本，保持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要努力学习，争取将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
说老实话，尽管现实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如吃不饱饭，这是一个永远在折磨着我们的可恼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对祖国的成就而感奋，如“三反五反的伟大胜利”，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对这一切宏伟的事物，我们都是真心真意地拥护着关心着的。对于一切美好的失误，我是自始至终没有怀疑过——并且坚信美好的目标终归是会实现的。
青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汇！
我这一代人的青春，虽然没有光鲜的衣服，没有充足的食物，没有窗明几净的课堂，更没有手风琴的罗曼蒂克和烛光晚会的优雅温情，相反，生活中的粗暴的呵斥和对全家人生计的忧心，我眼目所及昏暗的土坯屋、父母劳作一天后显示出的倦容……我常听到的声音不是什么小桥流水和什么《友谊圆舞曲》，而是磨坊里的低沉、压抑的碾子的转动声。然而，在我瘦弱不堪的身体内部，却有一种随年龄俱增的东西在悄悄生长，我无法说清楚这是青春的惆怅还是……爱情，但确确实实班级上有个女孩的歌声在撩拨我的心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情感上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触动——按理说我一个被生活的沉重负担成天压得喘不过气的穷孩子，是没有资格再去奢想感情上的事的，但我真的是平生第一次拥有了一段秘密的美好的感情。
小玉的歌声在班级上是最悦耳的。在大百尺学校乡音未改的一大帮孩子中，只有小玉操着一口与众不同的普通话。她使用的“昨天”一类的措词，在同学们的耳朵里听起来是那么“生分”，甚至有调皮的孩子会在背地里笑话她的“撇腔拿调”。可在我听来，小玉的腔调是最好听的。
她是五年级时从外村转学到我们学校的，出身特别好，父亲是我党的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地下工作者。
她被老师牵引到教室门口时，那恬静的模样、整洁的着装竟使我们这些野孩子一刹那间变得无比安静。
那一年我13岁，看到她出现在门口时，觉得心被一阵清凉的风轻拂一把似的。
我不知怎样来解释这种突如其来的清爽的感觉。总之，在整个初中三年的学习历程当中，我发现生活中多了一样值得我眷顾的目标。
春天来了。
大百尺村是贫瘠的，学校的校舍是破败的，然而，春天的阳光透过绿莹莹的槐树叶照进教室，斑斑驳驳地照在仰面静思的小玉的脸上时，我却在肚里搜刮着所有美丽的词藻想来赞美这个春天。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我有了自己的初恋。
1956年的爱情是极其含蓄的——有时候就是一次短暂的四目相接——那双清泉般的大眼睛与我的眼神碰撞时，又机敏地躲开。而我的表现，则比小玉更羞涩。
每当猜谜语时，小玉总是第一个举手，声音朗朗地报出那个谜底。在同学们七嘴八舌的感叹声中，她发现了我投去的热切的目光，会飞快地做出一个带有嘲谑意味的可爱表情。
每当老师念考试分数名列时，总是我的名字和小玉的名字排在第一和第二。我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在成绩榜上，小玉名次紧紧咬住我，只要我稍有懈怠，她就会冲在我前头。然而又不会把我甩得太远。这一点，很符合她的含蓄但又不甘示弱的性格。
我也常常能感受到小玉对我的眷顾，每次下课休息时，她会自然地跟在我身边，没有多余的话，更没有刻意的表白。只是我为某事而开怀大笑的时候，她也会高兴得脸红扑扑的，明澈的大眼睛闪闪发光；而我遭受打击而一时显得郁郁寡欢时，她也会默默无语地陪伴着我，有时候，看到我难受到极点的时候，她会露出焦急的神情，性急之中，她会摇着我的胳膊：“光允，你要想开些啊！”
每次班级安排抄分的时候，老师总是安排我和小玉在一间屋子里。这个时候，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小玉的字很娟秀，小玉做事一丝不苟，有时候，我使点小坏，故意拿腔拿调：“李小玉——58分，这回又是不及格！”她会很气恼地攥着小拳头，回敬道：“郭光允——这回考了个大鸭蛋！”
这是上世纪50年代难忘的温馨的插曲之一，在新中国的脚步声中，两个初长成人的天真纯洁的孩子在互相爱慕着，在成长着，憧憬着有一天能走到一起。
第三部饥馑年代的跋涉（1）
荒唐的一幕：初中生划“右派”
从1957年到1963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这段时期，我经历了反右、三年困难时期的不平常时代。可以说，从这时起，我开始真正进入了一个磨炼灵魂的时代。
从“反右”风雨开始的无端折磨，到饥荒时代目睹体验的惊心动魄的哀痛……这一些经历，许许多多从那段历史走过的人大多都有形形色色的故事。
前文说过，出生的当天我差点被日本鬼子的装甲车给“震”死，这是我“人之初”时遭遇的第一次“鬼门关”，而在“三面红旗”战歌高唱的年代里，我又接二连三地遭遇“鬼门关”：一次在激浪中差点被洪水冲走，成为水中冤魂；另一次是考大学之后，徒步百里还乡，因为身患疾病，差点在荒郊倒毙（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两次）。
这两次在地狱前走一遭的险遇还不算是最刻骨铭心的，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说生命对我不重要。在那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年代，一旦“死”落到你头上，你更多的感受反而是麻木不仁，而“死”的阴影一旦被摆脱，人也不会有太侥幸的感觉。因为生存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人的精力反而被耗费在这些生存的难题上面去了。所以说，“差点淹死”呀、“差点病死”呀——这类事情在我的感受中反而很寻常，毕竟，我是活下来了。
到了后来，我真的身系牢狱之后，我一方面回想先贤、名人的事迹来给自己打气，一方面，在夜深人静的看守所里，当内心备受煎熬夜不能寐的时候，年轻时长途跋涉的经历的情景会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54年洪水后的饥荒，我第一次离家出走，随父亲上保定投奔城里做保姆的母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比大百尺村更加广阔的世界。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和“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为母亲的病借钱抓药走几十里地，深夜遇“鬼”，吓得差点灵魂出窍；大炼钢铁时和同学们“远征”太行山，经历了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个个像个叫花子般无功而返；从保定二中怀揣着18斤粮票，走百余里路回家去救我那饿得要死的父亲；上学、高考、取证明、拿户口，一次次奔走在保定至大百尺村的公路和郊野土路上……
一个人一生中要走的路，是不计其数的；每个人对走路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北方老话叫“一条道走到黑”，这是指人生之路而言的。我的最大感受是：年轻时日夜兼程走过的公路、土路，到走向社会人生之路，虽然在含义上有的不同，但有一点道理是相同的，那就是：你所选择的道，你就必须走下去。哪怕有鬼魅挡道、哪怕走了一段突然发现没有了道，你也得想办法闯过去，咬着牙都得走过去。
我曾经有一次差点没走下去的险遇：当我拖着病躯走了将近30华里，饥饿和高烧几乎把我打败了，我浑身软绵绵地倒在荒凉的野地里，心里绝望地说：完了，完了，这下总算熬不过去了。歇了吧，歇了吧……那次我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我还是挺过来了，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目的地。本来真的是“走到黑”，结果峰回路转，让我闯过了这一关。
某种意义上，我骨子里的这一点坚韧是“走”出来的，就靠着这一点困苦年代磨炼出来的坚韧，我不仅有了“走到黑”的勇气，更有了“走到天明”的信心。
说起来，今天的许多人会感到匪夷所思。反右运动，竟出现了在中学生中“划右派”的荒唐闹剧，然而，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发生在蠡县反右运动中的真实事情。
当时的我们，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也不甚清楚。偶尔会听到乡亲议论，“城里又肃反了”，“在整右派呢”——农民也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一听“反右”以为又是“肃反”。
我们开始感到这场运动来头不小，我们的4个老师全部撤出，到城里参加清理右派的工作，大百尺村小学没有了师资，就派县师范的学生来顶上。
我们的汪校长被教育局叫去，有这么一番对话。
教育局长：“你们一共4位老师，这回就给你1名右派指标。”
汪校长：“那划什么人呢？”
教育局长：“我们的意见，划陈巨川吧。”
汪校长：“陈巨川老师尽管是黄埔军校毕业，但没打过仗，平常很老实，话都不多说，怎么划陈巨川右派呢？”
教育局长：“那你说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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