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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我告程维高-第40节

小说: 我告程维高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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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地,隐隐约约觉得世道不一样了。吃大米饭、吆五喝六的“国军”来得少了,后来干脆消失了。“八路”来得多了,后来听说大百尺村改名为“蠡县第五区”了,我们这条街也成为第五区政府所在地,在我们那个集镇上,老百姓眼里,区政府已经是很大的“衙门”了,进进出出的那都叫“干部”,腰里别着盒子枪,又神气又威风,令我们羡慕不已。天下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    
       街面上的演出多了,那真是叫锣鼓喧天,秧歌动地。小孩子在游行的队伍中欢天喜地地跑来跑去,最受欢迎的是“斗地主”的节目,游行队伍中,演员扮演的“地主”戴着纸糊的帽子,被绳索牵着走。后面跟着一个“狗腿子”——老乡们又叫“二地主”的——嘴上挂着一条长长的纸做的“舌头”,那“舌头”怪模怪样地舔着“地主”的屁股,那模样看上去煞是好玩。    
       解放了,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意味着有更多的热闹可以看。    
       记忆中总是不断地游行、喊口号,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总会伴着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外界的信息不断来到我们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    
       记得小时候,史家大院的大槐树底的读报活动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每天都能从读报班听到很多新鲜的事、接触到很多新名词。这一切,对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为这,我午觉也不睡了,竖着耳朵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大事。抗美援朝的战讯更是每天必听,每当听到又打下若干美帝飞机、攻占了什么高地时,孩子们便不由自主地兴奋,高兴极了还要欢呼一阵子。    
       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虽然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改善(我们家被评为中农,仍是自耕自食),但社会上呈现的新气象仍让我们感到:这世道确实不同以往了。    
       40多年后,我身系牢狱时,竟会时不时联想到儿童时代在大百尺村参观法庭审人的情景。    
       当我好奇地参观法庭的审判时,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我郭光允多少年后也成为受审对象的。    
       我们郭家虽家道贫寒,但祖祖辈辈都是守法良民,别说犯法了,连别人的小便宜都不会占一占的。像“经官动法”那类事情,在我的意识里,是绝不会跟我们家发生什么联系的。    
       每当法庭审人时,就会有大车拉来一车犯人(身上系着绳子),次第押入法庭。审判的方式也很简单,通常是这样一通问话:    
       ——犯了什么罪?    
       ——在哪个村作的案?    
       ——你认不认罪?    
       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律师、举证什么的。审判的程序也极其简单,只要人民检举、侦查坐实、犯人认罪,庭长便可当场定罪。需要判刑的,好,押下去,送蠡县!甚至还有当场由群众表决给人犯定罪的事发生。    
       送蠡县大牢的是普通的刑事犯和判了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那种罪大恶极的匪首特务汉奸在大百尺公审后毙掉的也不少——那阵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惯例:死刑犯在哪个村作的案,游斗之后就在那个村枪毙。那情景就像小说《敌后武工队》描写公审场面一样,戏台子上的人犯被反绑着,面无人色,台下的老百姓群情激奋,呼喊着口号……    
       小时候所目睹的惩办罪人的场面,自然让人感到国家机器的严厉和王法的威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法制的完善,带有特定历史时期暴力革命色彩的审判方式,如五花大绑、挂牌游斗、公审立决等,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的我纯真、年少,只知道人做了坏事一定要受惩罚遭报应的,凡是被绑被斗的人,那一定自有他挨整的理由。而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自己在民主和法制已经逐步健全的时代里,竟然会成为“专政”的对象,成为河北的“第二号政治犯”!    
       解放对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改变,就是我能够上学了。    
       说起来,还是应当感谢人民政府“发展教育”的好政策。    
       前面说过,我曾祖父郭行善虽也曾经振兴过郭家的祖业,但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让儿女辈读书上进。因此当曾祖父撒手人寰的时候,郭家的事也无以为继,又沦落到看天吃饭的境地。庆幸的是,父母亲短暂的读书经历使他们具有了与一般庄户人家不同的眼光。我能够维持学业而未曾辍废,除了我本人具有一点聪颖的资质外,还得感激父母大人的不凡的见识与鼎力支持。    
       从我爷爷到我父亲,辈份上都属家族中的“老大”,他们都是苦苦地支撑着一大家子的生活。然而再苦再累,命运也没有些许的改变。永远是穷愁、困顿,全家总是挨饿。因此我日后形成了一个顽强的信念,再怎么苦,也要把学业坚持下去——这是一种极其朴素的愿望,我甚至从来没想到过读书去“出人头地”,只是想今后能改善自己的境遇,让一大家子人能吃饱饭。也许,这种意识同从我爷爷辈沿袭下来的长子的责任心有关。    
       在解放后的一段日子里,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乡村孩子,除了种地、捡柴禾、烧火、带弟妹,其他时间只知道在街上乱跑疯玩。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2)

        
       这一天,我正在大百尺村街上玩耍,突然,一只大手猛地抓住了我细小的胳膊。    
       我吓了一跳,转脸一看,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汉,穿着一身庄稼人的衣服,黑脸膛,大块头,看起来好凶。    
       “别动!别跑!”这大汉凶巴巴地喝道。    
       我一边挣扎一边叫:“放开!——你抓我干吗?”    
       那个大汉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扯着大嗓门问:“几岁了?”    
       我心想:告诉你几岁了又怎么样,你总不至于拉我这个小孩的伕子吧?于是回答:“8岁了。”    
       大汉点点头,放了我,说:“回去告诉你家长,明天就让你来上学!”    
       说完,这大汉又去捉别的孩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大汉是上级派来的教员,名叫张耀先。共产党政权提倡发展教育,把他这么一个高中生派来我们村开办小学,那几天,张耀先满街找学生,不管是6岁、8岁,还是15、16岁的,只要适龄,都“捉”到学堂里上学去。因为生源年龄参差不齐,所以到了我高中毕业时,我的同学年长的竟有40岁的。也有的庄户人家因为家里缺劳力,不肯让孩子读书,我们那阵不读书的孩子多了。所以可以想像,张耀先老师满街“捉拿”孩子上学的工作,实属不易。    
       所以,与其说是人民政府的好政策让我读上了书,毋宁说是张老师的“大爪子”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我不知张老师是否还健在,后来他也没有教过我。他当年也只年长我十几岁,他自己通过勤奋学习,考上了师范学校。再以后,听说他去了保定教书。    
       不管怎样,我逐渐懂事之后,在日后的岁月里,我常常想起那个外表粗鲁、但热情而友善的张耀先老师。    
       一个习惯了在庄稼地里干农活,喜欢自由自在的农家孩子,一开始肯定是不适应那种规范的学堂生活的。    
       “什么?你这个死孩子!——你敢再说一遍?”    
       听说我决定不去上学,平素性格温和的母亲竟跳了起来。    
       “学校没意思,我不想去了。”我开始抗拒。    
       母亲恨得咬牙切齿:“我把你这个……”她低着头满屋乱转找东西。看样子她是要找只鞋底拍我一顿。哈,我才不怕呢,就凭她那点劲,鞋底落在我身上也不会太痛。    
       不料母亲竟捡起了半拉砖头:“我砸你个不听话的死孩子……”    
       呀!不好!快跑!我跳下地就往外逃。    
       母亲拿着砖头追我追了两条街,直到把我追进了学校里才算罢休。    
       古书老戏里有“孟母三迁”、“三娘教子”的典故。而在我们郭家的家史上,老母擎砖撵我上学,也算是一种很特别的“教子之道”吧。    
       大百尺小学就设在地主老宅子里,设备极其简陋(干脆这么说:根本没有什么设备)。没有桌椅,所谓椅子就是我们自己带去的砖头,坐在半截的砖头上,支起腿就是课桌;课本用绳子拴在写字板上——那所谓的写字板也就是自己找的石头片,用石笔在上面写字,写完了擦,擦完了写。没有书包,后来在家里找了一块布做包袱,把课本“文具”往里一包,用绳子一拴,这就成为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使用的书包。    
       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应该说我的功课还是不错的。大百尺村小学每次发榜,我都是第一名。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3)

    1954年的灾荒    
       读小学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但是并没有因为我具有了学生身份就摆脱了生活的负担。    
       种地、打柴、推磨碾粮食、烧火、照顾弟妹,依旧是我课余之后必做的事情。    
       那个年代农民维持一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如果遇到天灾,对老百姓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1954年发大水,在我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那个时候,我们地区遭遇了罕见的水灾。庄稼都淹在了地里,大人们整天愁眉不展:“今年的收成完了,又没饭吃了!”    
       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这天晚上,乡亲们奔走相告:猪龙河要决口了,准备逃命吧!    
       猪龙河在我们村南边,小说《红旗谱》曾写到这条河。这条河真要决口了,对我们村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    
       那个晚上,全村的人都不敢睡觉,彻夜坐在家里,随时待变。    
       雨声、水声、风声,那种恐怖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令我终生难忘。    
       我和弟妹们坐在屋里,全都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    
       大水进村啦!……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院外狂喊乱叫。    
       呼啸声由远而近,听上去真是骇人。    
       我不能确切描述当时的感受,只记得奔走在水中时,四周是一片可怕的寂静。只看到水一个劲在涨。完了,完了!这下可怎么办?这种恐惧的感受没有维持多久,水势又变得平稳了,后来又哗哗流出了村子。    
       大水只是在我们村里“过”了一下。    
       后来听长辈说,猪龙河横溢四野,然而白洋淀是个天然蓄水池,因此洪水只是肆虐一时,最后被白洋淀“收编”了。    
       洪水虽没有毁灭村庄、夺走性命,可造成了庄稼颗粒无收。    
       天明的时候,乡亲们看着被洪水冲毁的田垄和东倒西歪的庄稼,那种凄凉的表情和绝望的呼天喊地声,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    
       在我记忆中,全家的第一次生离死别就发生在那一次饥荒之后。    
       地也荒了,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春种的种籽农具也没有着落,没有办法可想,母亲决定去保定找事做。    
       永远无法忘记母亲离家时那种撕心裂肺的场面。小妹妹们牵着母亲的衣襟哇哇大哭,奶奶和我也哭个不停,想到那种凄惶、悲哀,今天提起笔写来都难以自抑!母亲是一个不太容易在儿女面前动感情的人,因为她养育的儿女太多,整日价灰头土脸地带拖着全家七八张嘴,已经是够遭罪的了。也无暇在儿女面前流露更多的温情。母亲惟一一次为我哭,就是得知我饿了两天饭之后。那是一次母亲回娘家,忘了给我留吃的。我也不哭不闹,一个人在屋里,倒在一口黑柜子上闷头大睡了两天。母亲回家后,为这件事哭了——作为一个成天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动妇女,平时的母亲甚至显得有些“忍”,我的妹妹8个月,母亲无奈地狠心地给她“掐”了奶。在我的苦难记忆中,母爱的表达,只能是坚忍、奋斗、苦干、无奈。然而,1954年母亲离家远行,全家爆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感情,那种难舍难分的伤心和悲痛,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也是一种难以用文学语言描摹的人间至爱,虽然浸润了太多的苦难。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最珍贵最真切的爱。    
       母亲去保定,找到了一个做保姆的活,主人是一个军官(我们叫他“大营长”),主妇是一位省建材局的干部,名叫刘佳玉,当年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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