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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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地，隐隐约约觉得世道不一样了。吃大米饭、吆五喝六的“国军”来得少了，后来干脆消失了。“八路”来得多了，后来听说大百尺村改名为“蠡县第五区”了，我们这条街也成为第五区政府所在地，在我们那个集镇上，老百姓眼里，区政府已经是很大的“衙门”了，进进出出的那都叫“干部”，腰里别着盒子枪，又神气又威风，令我们羡慕不已。天下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
街面上的演出多了，那真是叫锣鼓喧天，秧歌动地。小孩子在游行的队伍中欢天喜地地跑来跑去，最受欢迎的是“斗地主”的节目，游行队伍中，演员扮演的“地主”戴着纸糊的帽子，被绳索牵着走。后面跟着一个“狗腿子”——老乡们又叫“二地主”的——嘴上挂着一条长长的纸做的“舌头”，那“舌头”怪模怪样地舔着“地主”的屁股，那模样看上去煞是好玩。
解放了，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意味着有更多的热闹可以看。
记忆中总是不断地游行、喊口号，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总会伴着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外界的信息不断来到我们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
记得小时候，史家大院的大槐树底的读报活动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每天都能从读报班听到很多新鲜的事、接触到很多新名词。这一切，对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为这，我午觉也不睡了，竖着耳朵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大事。抗美援朝的战讯更是每天必听，每当听到又打下若干美帝飞机、攻占了什么高地时，孩子们便不由自主地兴奋，高兴极了还要欢呼一阵子。
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虽然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改善（我们家被评为中农，仍是自耕自食），但社会上呈现的新气象仍让我们感到：这世道确实不同以往了。
40多年后，我身系牢狱时，竟会时不时联想到儿童时代在大百尺村参观法庭审人的情景。
当我好奇地参观法庭的审判时，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我郭光允多少年后也成为受审对象的。
我们郭家虽家道贫寒，但祖祖辈辈都是守法良民，别说犯法了，连别人的小便宜都不会占一占的。像“经官动法”那类事情，在我的意识里，是绝不会跟我们家发生什么联系的。
每当法庭审人时，就会有大车拉来一车犯人（身上系着绳子），次第押入法庭。审判的方式也很简单，通常是这样一通问话：
——犯了什么罪？
——在哪个村作的案？
——你认不认罪？
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律师、举证什么的。审判的程序也极其简单，只要人民检举、侦查坐实、犯人认罪，庭长便可当场定罪。需要判刑的，好，押下去，送蠡县！甚至还有当场由群众表决给人犯定罪的事发生。
送蠡县大牢的是普通的刑事犯和判了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那种罪大恶极的匪首特务汉奸在大百尺公审后毙掉的也不少——那阵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惯例：死刑犯在哪个村作的案，游斗之后就在那个村枪毙。那情景就像小说《敌后武工队》描写公审场面一样，戏台子上的人犯被反绑着，面无人色，台下的老百姓群情激奋，呼喊着口号……
小时候所目睹的惩办罪人的场面，自然让人感到国家机器的严厉和王法的威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法制的完善，带有特定历史时期暴力革命色彩的审判方式，如五花大绑、挂牌游斗、公审立决等，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的我纯真、年少，只知道人做了坏事一定要受惩罚遭报应的，凡是被绑被斗的人，那一定自有他挨整的理由。而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自己在民主和法制已经逐步健全的时代里，竟然会成为“专政”的对象，成为河北的“第二号政治犯”！
解放对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改变，就是我能够上学了。
说起来，还是应当感谢人民政府“发展教育”的好政策。
前面说过，我曾祖父郭行善虽也曾经振兴过郭家的祖业，但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让儿女辈读书上进。因此当曾祖父撒手人寰的时候，郭家的事也无以为继，又沦落到看天吃饭的境地。庆幸的是，父母亲短暂的读书经历使他们具有了与一般庄户人家不同的眼光。我能够维持学业而未曾辍废，除了我本人具有一点聪颖的资质外，还得感激父母大人的不凡的见识与鼎力支持。
从我爷爷到我父亲，辈份上都属家族中的“老大”，他们都是苦苦地支撑着一大家子的生活。然而再苦再累，命运也没有些许的改变。永远是穷愁、困顿，全家总是挨饿。因此我日后形成了一个顽强的信念，再怎么苦，也要把学业坚持下去——这是一种极其朴素的愿望，我甚至从来没想到过读书去“出人头地”，只是想今后能改善自己的境遇，让一大家子人能吃饱饭。也许，这种意识同从我爷爷辈沿袭下来的长子的责任心有关。
在解放后的一段日子里，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乡村孩子，除了种地、捡柴禾、烧火、带弟妹，其他时间只知道在街上乱跑疯玩。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2）
这一天，我正在大百尺村街上玩耍，突然，一只大手猛地抓住了我细小的胳膊。
我吓了一跳，转脸一看，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汉，穿着一身庄稼人的衣服，黑脸膛，大块头，看起来好凶。
“别动！别跑！”这大汉凶巴巴地喝道。
我一边挣扎一边叫：“放开！——你抓我干吗？”
那个大汉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扯着大嗓门问：“几岁了？”
我心想：告诉你几岁了又怎么样，你总不至于拉我这个小孩的伕子吧？于是回答：“8岁了。”
大汉点点头，放了我，说：“回去告诉你家长，明天就让你来上学！”
说完，这大汉又去捉别的孩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大汉是上级派来的教员，名叫张耀先。共产党政权提倡发展教育，把他这么一个高中生派来我们村开办小学，那几天，张耀先满街找学生，不管是6岁、8岁，还是15、16岁的，只要适龄，都“捉”到学堂里上学去。因为生源年龄参差不齐，所以到了我高中毕业时，我的同学年长的竟有40岁的。也有的庄户人家因为家里缺劳力，不肯让孩子读书，我们那阵不读书的孩子多了。所以可以想像，张耀先老师满街“捉拿”孩子上学的工作，实属不易。
所以，与其说是人民政府的好政策让我读上了书，毋宁说是张老师的“大爪子”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我不知张老师是否还健在，后来他也没有教过我。他当年也只年长我十几岁，他自己通过勤奋学习，考上了师范学校。再以后，听说他去了保定教书。
不管怎样，我逐渐懂事之后，在日后的岁月里，我常常想起那个外表粗鲁、但热情而友善的张耀先老师。
一个习惯了在庄稼地里干农活，喜欢自由自在的农家孩子，一开始肯定是不适应那种规范的学堂生活的。
“什么？你这个死孩子！——你敢再说一遍？”
听说我决定不去上学，平素性格温和的母亲竟跳了起来。
“学校没意思，我不想去了。”我开始抗拒。
母亲恨得咬牙切齿：“我把你这个……”她低着头满屋乱转找东西。看样子她是要找只鞋底拍我一顿。哈，我才不怕呢，就凭她那点劲，鞋底落在我身上也不会太痛。
不料母亲竟捡起了半拉砖头：“我砸你个不听话的死孩子……”
呀！不好！快跑！我跳下地就往外逃。
母亲拿着砖头追我追了两条街，直到把我追进了学校里才算罢休。
古书老戏里有“孟母三迁”、“三娘教子”的典故。而在我们郭家的家史上，老母擎砖撵我上学，也算是一种很特别的“教子之道”吧。
大百尺小学就设在地主老宅子里，设备极其简陋（干脆这么说：根本没有什么设备）。没有桌椅，所谓椅子就是我们自己带去的砖头，坐在半截的砖头上，支起腿就是课桌；课本用绳子拴在写字板上——那所谓的写字板也就是自己找的石头片，用石笔在上面写字，写完了擦，擦完了写。没有书包，后来在家里找了一块布做包袱，把课本“文具”往里一包，用绳子一拴，这就成为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使用的书包。
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应该说我的功课还是不错的。大百尺村小学每次发榜，我都是第一名。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3）
1954年的灾荒
读小学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但是并没有因为我具有了学生身份就摆脱了生活的负担。
种地、打柴、推磨碾粮食、烧火、照顾弟妹，依旧是我课余之后必做的事情。
那个年代农民维持一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如果遇到天灾，对老百姓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1954年发大水，在我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那个时候，我们地区遭遇了罕见的水灾。庄稼都淹在了地里，大人们整天愁眉不展：“今年的收成完了，又没饭吃了！”
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这天晚上，乡亲们奔走相告：猪龙河要决口了，准备逃命吧！
猪龙河在我们村南边，小说《红旗谱》曾写到这条河。这条河真要决口了，对我们村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
那个晚上，全村的人都不敢睡觉，彻夜坐在家里，随时待变。
雨声、水声、风声，那种恐怖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令我终生难忘。
我和弟妹们坐在屋里，全都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
大水进村啦！……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院外狂喊乱叫。
呼啸声由远而近，听上去真是骇人。
我不能确切描述当时的感受，只记得奔走在水中时，四周是一片可怕的寂静。只看到水一个劲在涨。完了，完了！这下可怎么办？这种恐惧的感受没有维持多久，水势又变得平稳了，后来又哗哗流出了村子。
大水只是在我们村里“过”了一下。
后来听长辈说，猪龙河横溢四野，然而白洋淀是个天然蓄水池，因此洪水只是肆虐一时，最后被白洋淀“收编”了。
洪水虽没有毁灭村庄、夺走性命，可造成了庄稼颗粒无收。
天明的时候，乡亲们看着被洪水冲毁的田垄和东倒西歪的庄稼，那种凄凉的表情和绝望的呼天喊地声，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
在我记忆中，全家的第一次生离死别就发生在那一次饥荒之后。
地也荒了，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春种的种籽农具也没有着落，没有办法可想，母亲决定去保定找事做。
永远无法忘记母亲离家时那种撕心裂肺的场面。小妹妹们牵着母亲的衣襟哇哇大哭，奶奶和我也哭个不停，想到那种凄惶、悲哀，今天提起笔写来都难以自抑！母亲是一个不太容易在儿女面前动感情的人，因为她养育的儿女太多，整日价灰头土脸地带拖着全家七八张嘴，已经是够遭罪的了。也无暇在儿女面前流露更多的温情。母亲惟一一次为我哭，就是得知我饿了两天饭之后。那是一次母亲回娘家，忘了给我留吃的。我也不哭不闹，一个人在屋里，倒在一口黑柜子上闷头大睡了两天。母亲回家后，为这件事哭了——作为一个成天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动妇女，平时的母亲甚至显得有些“忍”，我的妹妹8个月，母亲无奈地狠心地给她“掐”了奶。在我的苦难记忆中，母爱的表达，只能是坚忍、奋斗、苦干、无奈。然而，1954年母亲离家远行，全家爆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感情，那种难舍难分的伤心和悲痛，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也是一种难以用文学语言描摹的人间至爱，虽然浸润了太多的苦难。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最珍贵最真切的爱。
母亲去保定，找到了一个做保姆的活，主人是一个军官（我们叫他“大营长”），主妇是一位省建材局的干部，名叫刘佳玉，当年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