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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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走进省纪委办公室，我就发现气氛不对。　　　　　
　　　　昨晚在我家里还客客气气、一脸真诚的几个人，现在变成了一副嘲弄的神色打量着我。　　　　　
　　　　靳处长一副满足的表情，他翻阅着一摞打印稿，头也不抬地对我说：“昨天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了，你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出入的话，就请你在上面签个字。”　　　　　
　　　　


第二部走到黑（9）

　　　　我环视一下室内的几个人，他们的面孔让我觉得那样陌生。这是怎么啦？昨天晚上在我家里的时候，他们还显得那么友好，那么热切，现在怎么个个变得态度那么生硬？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还是被人算计了。　　　　　
　　　　“如果没有出入的话就签字”　，这明明是预审员对被询问者的口气呀！　　　　　
　　　　我心里好像有个东西砰然碎裂了。　　　　　
　　　　我涨红了脸，说：“我现在没时间看，我……还得办别的事……”我边说边向门口走去。　　　　　
　　　　几个人一下子朝我挤了过来。　　　　　
　　　　“哎哎，老郭，别走嘛。”　　　　　
　　　　显然，我是走不了的。我吸了一口气，点点头：“好吧，我看一看。”　　　　　
　　　　……　　　　　
　　　　“看完了吗？”是拖长了调子的充满嘲讽意味的声音。　　　　　
　　　　我小声地说：“看完了。”　　　　　
　　　　记录很简单，我看得很快。　　　　　
　　　　“跟你昨天说的有出入吗？”　　　　　
　　　　“没什么出入，是我说的话。”　　　　　
　　　　“那就请在这里签个字吧。”靳处长用他那粗短的手指点了点谈话记录空白处。　　　　　
　　　　“……”　　　　　
　　　　“你现在后悔了吧？不敢签字了吧？”　　　　　
　　　　又是靳处长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我克制着自己，喉咙蠕动了一下，抬起头来，平静地看靳处长那张脸。　　　　　
　　　　昨天晚上，这张脸还是笑容可掬，充满了殷切和关心的神情；而今天，那些友好的表情消失得一干二净，代替的是一副猎手玩弄猎物的残忍表情。　　　　　
　　　　靳处长本来还想说点什么的，见了我的表情，又把话咽回去了。　　　　　
　　　　我抓起一支水笔，在那份记录上飞快地签了我的名字。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没忘记问这一句。　　　　　
　　　　那几个堵着我的人默不作声地让开了路，我转身走了出去。　　　　　
　　　　老伴在走廊里听见了这一幕，她脸色苍白：“我们闯祸了。”　　　　　
　　　　我想对她笑一笑，可是此时的我实在笑不出来。　　　　　
　　　　我的老伴啊，虽然我总是对你所说的话不太服气，但你的判断总是对的。　　　　　
　　　　省里成立“9·26”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并非只针对我的匿名信而来。后来，办案的同志告诉我，省里专门组织了200多人的庞大公安政法队伍来清查一系列反程维高的“奇案”，专门查检举人是谁。如此大的规模，没有省委常委会统一认识，没有政法委的介入和省纪委的鼎力支持，是难以实施的。然而根源肯定是来自程维高的拍板和指示，专案组要资金有资金，要人力有人力，广泛撒网，全市排查，大有不揪出检举人绝不收兵的势头。　　　　　
　　　　一个举动是全市查微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热播一部朝鲜电视连续剧《无名英雄》，那里头就有一个逐个排查打印机的情节。公安队伍也学会了这一招，反正这时电脑还不是很普及，挨个挨个查，兴许会找到突破口。调电脑资料看，然后打印，比较匿名信，看手法是否相同。公安的侦破重点是那封名为《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的公开信，认定公开信与我那封匿名信或出自一人，或出自一个“集团”。总之，要调动专政的力量破获这个反程维高的“阴谋集团”。　　　　　
　　　　


第二部走到黑（10）

　　　　然而，《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一信确非我写，因此，排查微机以揪出“罪犯”的工作进展缓慢。于是，确定重点排查对象，我自然属于首要嫌疑人之一。　　　　　
　　　　“郭光允，你老实交代，写过匿名信没有？写过几封？”　　　　　
　　　　头些日子亲热地搂住我肩膀跟我“促膝谈心”的高主任现在也不客气了，手指敲着桌面审我。　　　　　
　　　　我连眼皮都不抬：“写过。”　　　　　
　　　　“嗯，你这个态度就很好，说具体点吧，都怎么写的？”　　　　　
　　　　我摸了摸脸颊：“写李山林的多了，我头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省纪委、市纪委都有我揭发李山林的信，你们怎么不去查一查？李山林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他，反而来查处我这个举报人？”　　　　　
　　　　“郭光允，你别给我兜圈子了，我现在问你的不是你跟李山林之间的事，是你写匿名信的问题！”　　　　　
　　　　“……”　　　　　
　　　　“好好想一想吧，我们请你到招待所来谈话，说明我们是把你的问题同违法犯罪区别对待的，省纪委的意思，就是要搞清楚问题。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匿名信的事，你承认了就没事了，写了就是写了，承认一下有什么犯难的呢？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高主任又回复到当初那副诚恳和推心置腹的表情。　　　　　
　　　　我暗中冷笑：我已经上过你一回当了，你还要指望我继续上当吗？你高主任轻描淡写地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为什么在军分区招待所包了整整一层审人弄人？　　　　　
　　　　我坐的位置正好面对门口，从时掩时开的门口，可以看到被召来“谈话”的人在隔壁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有男的，有女的。看来，这回省里面的动作不小，真要把匿名信的事当作重案来处理了。　　　　　
　　　　“老郭，道理我给你讲了一千一万，你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也能理解。你是明白人，我这样说决不是吓唬你，要不是省纪委爱护干部，决定在一个小范围内解决这件事，咱们今天也不是这种谈话方式了，也不是由我来出面找你谈了。你把匿名信的事认了，咱们可以到此为止，真的。就算你写的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也只是个认识问题嘛，又能把你怎么样呢？你想想这个道理。”　　　　　
　　　　我打断了他的“娓娓道来”：“你们凭什么说匿名信是我写的？”　　　　　
　　　　“啧啧，老郭你看你！你这个抵触情绪要不得，没有证据，我们能找到你吗？全石家庄几百万人，为什么偏偏找到你？老郭，不要执迷不悟了！非要让我们亮出证据你再开口，那岂不是太难堪了吗？”高主任把玩着一支圆珠笔，用一种深不可测的目光打量着我，那目光中分明是说：嘿，郭光允，证据就在我们手心攥着呢，你可不要太不知趣。　　　　　
　　　　我点点头：“好，你们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看看。”　　　　　
　　　　旁边的年轻人大喊一声：“郭光允！你别给脸不要脸！”　　　　　
　　　　“哎，你这位同志怎么骂人呢？骂人可不好。”我正色劝导道。　　　　　
　　　　“我骂你怎么了？就冲你这态度，我还要……”那年轻人边站起来边装模作样地捋袖子，被高主任用一个轻微的动作阻止了。　　　　　
　　　　年轻人朝我嚷道：“我带着好多信呢，全是你写的！”　　　　　
　　　　见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那年轻人更气急败坏：“你不信，我这就拿出来给你看！”他低头把手探到包里，做翻信的动作，翻了半天，可就是掏不出来。　　　　　
　　　　我暗笑：这分明是在虚张声势嘛。　　　　　
　　　　……　　　　　
　　　　


第二部走到黑（11）

　　　　　我一直以为军分区招待所的都是省纪委的人，因为各个房间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都穿着便装，再加上我认识的惟一一个人就是高主任，所以在被限制自由的两个多月里，我一直误以为查我的部门就是省纪委。事后我才知道，在军分区招待所受审期间，公安部门已经全面介入了，一位姓白的公安干部一直在隔壁操纵指挥这次审问，他还不时地在审我的房间门口露露面，关注一下审问的进展……　　　　　
　　　　那位姓白的公安干部以后成为在看守所审我的主角。　　　　　
　　　　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们拍桌子打板凳地审我、申斥我。不许我回家吃午饭，我提出：我有胃病，能不能让我回家吃口热的？答案自然是：你不说实话，只能在这里啃馒头。　　　　　
　　　　馒头是凉的。　　　　　
　　　　我又提出要看病，还是那句话：承认了就让你去看病。　　　　　
　　　　我实在打熬不住，要求住院，高主任一直跟着我，等于是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这一次漫长的审查，除了查明匿名信出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想“挖出”我的“后台”。　　　　　
　　　　他们怀疑：我的“幕后指使人”可能是已离休的省级老首长，还有省建委主任靳庆和，而省招标办主任张玉柱则被怀疑是具体指使我写匿名信的人。　　　　　
　　　　尽管在我这里他们没有挖到什么材料，但厄运还是落到了这两位正直的同志身上。　　　　　
　　　　在程维高亲自“关照”下，靳庆和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全省公布。这一节，前文已有交代。　　　　　
　　　　张玉柱同志一直是比较强硬地抵制南京二建的，他已经做过调查，南京二建揽活的面积和工作量早就超过了规定，坚决不同意南京二建再揽活了，省金融中心大楼招标的事谁去跟他说情都不行，然而，一位省级领导奉命去压阵，说：大老板（程维高）发了话，省金融中心大楼一定要让南京二建投标，我刚到省里，你们无论如何要给我点面子。由于张玉柱同志在这件事上“态度不好”，老是跟南京二建过不去，所以省金融中心工程招标完成后不久，张玉柱很快被撤职了。张玉柱对这个蛮横无理的决定当然十分抵触了，他表示：“撤我的职可以，我可以不做工作，退居二线，但是我就在省招标办退居二线。”可是，那帮人怎么能容忍张玉柱在招标办继续碍手碍脚呢？一纸命令，把他踢到了省建筑科研所。　　　　　
　　　　张玉柱被排挤走之后，我觉得很不公平，去看望过他，两个人议论过河北建筑市场的不正常现象。　　　　　
　　　　那一次，张玉柱气愤地说：“这帮人整人整红了眼，谁不听他们的，他们就弄谁，过一段时间一定要揭发他们的问题。”我说：“现在省建委已经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干了那么多缺德事，不揭发他们看来是不行了！玉柱同志，你们目标太大，你就不要反映任何情况了，这事由我来出面写信，你们谁也别出面了。”　　　　　
　　　　正因为我跟玉柱同志有过接触有过议论，专案组怀疑张玉柱也是幕后主使人，在我被审查期间，张玉柱同志也经常被审问。　　　　　
　　　　“9·26”专案组就这样在全省撒网，调动“庞大”的公安力量，想在短期内破获“反程维高集团”，然而很长时间找不到突破口，慢慢的，那条绷得很紧的线松弛下来，对我的管束也放松了。表面上，专案组也不再找我，有十几天时间，我再也没有去过军分区招待所。　　　　　
　　　　我万没想到，一张更紧密的网正在向我收紧。我被收审之后，从审问我的姓白的公安干部无意间漏出的一句话，我得知我通电话的内容已经被公安部门尽数掌握——连我去火车站接送爱人的细节他们都一清二楚，证明我家的电话已经被监听，按公安术语，是被“上了手段”。监控到如此程度，没有省一级政法部门的特批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的命运已经被决定，更严厉的措施正在等待着我。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1）

　　　　入住226房间　　　　
　　　　　　　中国民间有个迷信的说法：梦是反的。在被捕之前，我做过两次噩梦，具体情节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很吓人。我的心神不定，跟我当时压抑的心情有关。　　　　
　　　　　　　现实太残酷了，前面是吉是凶，我无法预料。当我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就拿那句老话来宽慰自己：“梦是反的。”　　　　
　　　　　　　现在可好，“梦境成真”了。我在看守的押送下，缓缓地走在看守所牢房的走廊里，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　　　　
　　　　　　　不过，总的说来，这里的一切并不比梦可怕：如果我不招供的话，顶多是在我发高烧的时候罚我站，然后再勒令我把身上的两层军大衣都脱掉，或者是连续几十个小时不让我睡觉——我一躺下就用白亮亮的电灯泡晃我的眼。　　　　
　　　　　　　“你怎么搞的？上面说你上午进来，我们都在这等你一天了！”6个跟我儿子年纪相仿的小家伙看我进了226房间，“刷”的一下都站了起来，“欢迎”我的到来。其中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咕哝道。　　　　
　　　　　　　这是干嘛啊？我吓了一跳。　　　　
　　　　　　　那个年轻人清清嗓子，说：“我姓何，现在是226这个号的班长。我们是上面派来在这里监护你的，现在得给你讲讲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