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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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骂人”，是干部之间的惯常用语，并非指家庭主妇、大街上的混混那样的撒泼放刁式的辱骂，但这种“骂”的杀伤力，不亚于市井之徒的那种纯人身攻击的骂。
然而这种以权压人的“骂”，骂得干部们灰心丧气，骂跑了干部的积极性，骂跑了干部们的尊严，也骂走了干部们的团结、信任、融洽的气氛。
这种“骂”若不加约束，也会上升到践踏人格、悖离共产党人基本道德的人身攻击式的辱骂。
李山林对建委同志们的辱骂，“你妈×”“操你妈”不离口，就是一个例证。
杨益铭“推心置腹”地对我讲：程维高有一次电话里骂了他很久，骂得兴起，家庭妇女式的脏字也是不绝于耳。
河北政治生活中那种冷漠、猜忌的不正常气氛，老百姓对干部思想道德境界评价的低下，很难说跟程维高等人的粗暴作风无关。
河北的现实就是这样让人失望。
虽然人代会的戏剧性结局让我感到欣慰，但这种胜利的欢欣感并没有维持多久，当我回到现实的时候，另一种沉重、空洞甚至是沮丧的感觉笼罩了我的全身。
因为作为一个具体个人的我，毕竟是孤立的呀！我得不到组织的支持，坦率地说：一段时期里我看不到希望。
陈部长温和的脸、市委书记肯定的话语、人民代表正义的抉择……那些在郁闷的日子里给人温暖的片段，虽然时时给我鼓励，但坦率地说，我在周围中体味得最多的，还是冷漠和无形的排斥。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向上级组织频频反映问题、对领导有意见的，往往是喜欢惹是生非的有问题的人，客气点说，是“这人有点麻烦”，不客气点说，“这人是好事之徒”，或者干脆把你形容成封建社会的“讼棍”一类的刁民。
人们很少去想一想，一个地区、一个局部，如果出现“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和矛盾时，到底应该从哪里去找原因？河北也好，其他省也好，如果屡屡出现平民告状的情况，应该首先从“为什么告状”找原因呢，还是从“告状的人究竟如何”找原因？
第一部“李市长”摔了个大马趴（7）
无独有偶。在我之前，河北省出现了一桩直接到江总书记面前申冤的打击报复案，经江泽民同志亲自过问后，被打击报复的人才迎来了公正。此案情在有关媒体公开连载，后又汇编成书《官司惊动中南海》。我当时对这个案情有所耳闻。被打击报复的人是河北唐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名叫刘建军，刘建军同志给省委以“内参”的形式写材料，反映地委书记是假廉政典型，又有把有犯罪前科的儿子弄到检察院当检察官等错误事实。然而，刘建军同志的正当行为被定性为“诬告陷害”、“分裂省委”，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工资。刘建军不服，逐级上访，经2500里上访路，写了上百万字的上访材料，直至把“官司”打到中南海，面见总书记申冤。1993年才得以平反。
这个案子情由本是简单的，然而，就是因为那位“在河北叱咤风云多年”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定调”，才使上访申冤变得异常艰难。刘建军找遍保定地区、河北省的主要领导，皮球被踢来踢去。历时3年的201次上访使刘建军同志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上访专业户”，县委副书记几乎流落北京街头成为一名“叫花子”，经离退休老首长和中纪委的关怀，刘建军有幸见到了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严肃地说：“你这事找谁谁也得管。”直到这时，上访历程才“柳暗花明”，刘建军同志才得到公正的对待。
当我得以全文阅览《官司惊动中南海》时，我的冤案已经酿成。我在思索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在河北出现两桩冤案“典型”？是河北民风刁悍、基层干部老是爱“惹是生非”呢？还是领导作风、执政方面出了问题？
二、冤案的主人公在找到老领导、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时，刘建章同志说了一句既中肯又耐人寻味的话：“人在委屈的时候，性格会发生变化，如不加注意，慢慢会发展到变疯、变傻，一病不起。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经历当成不幸的故事来讲。”
而后一句话对我的触动更大。
我拿这句话来对照我自己，我反思我介入矛盾的漩涡的前8年，回忆我磕磕绊绊的后8年，我的“不幸”真是有我性格缺陷的原因吗？
李山林前8年整我的时候，我感到最难过最窝火的，不是李山林的冷酷无情，而是我的个别好朋友（其中甚至包括我的亲戚）也加入整我的行列。
“建委风云”，不仅仅是李山林和郭光允等机关干部的抗衡与争执，这里面还有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表现，聊书几笔，让读者了解一下人性的丰富。
前面我提到过，我曾激愤地对建委某些干部说过一句话：“连李山林都不怎么整我了，你们还揪住我不放！”这群人中，就有一个姓伍的办公室主任。
伍主任是一个善于“转换脑筋”的人，从他对历任主任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当初，吴金玉主任刚从建委主任位置上退下（还未全退，仍做调研工作）。一次，我们建委一干人去天津出差，返回时，天津的同志热情地馈赠我们每人一包天津特产。车回石家庄已是快半夜了，我们的车先送吴主任回家，吴主任下车后，我突然想起那包特产还没给他呢，于是提醒伍某：“吴主任的那份还没给他呢。”
伍某说：“给他个屁！就他事多！”
这个伍某后来整我的程度，比李山林更狠更执著，因为他的目的性更明确：怕我越过他，因为他一心想提成建委副主任。
这帮人的表现也颇为有趣，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在李山林办公室候着，什么事也不办。有一次我拎开水经过时看到这一幕时，笑道：“诸位这么早就候着，是预备着给李主任请安吗？”
就是这帮人，在我面前言之凿凿地宣布：
“老郭，你的问题我们已给山林主任建议了，应该怎么处置你，我们的意思是对你审查从严，批评从严，但处分时建议山林同志可以从宽。我们谈完话后，我再和办公室的伍主任商量商量你的问题。然后再和山林同志研究，尽快把你的问题查完。”
值得庆幸的是参与整我的人一个人也没有提成建委副主任，那位伍主任绞尽脑汁害人、玩尽了权术想让李山林提拔他，结果是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个人时时刻刻想着往上爬，李山林向市委组织部报这位办公室主任拟提建委副主任时遭到全建委干部的反对，提不成，此人翻脸不认“恩师”李山林了，又改大骂李山林。在建委提不了找了一个厂子去当官，最后贪污几十万，携款外逃了。当时检察院曾三个晚上在他的宿舍周围蹲坑，想捉拿其归案，但他很“精明”，在检察院抓他之前就逃走了。至今多年了此人是死是活石家庄的人都不知道，有的猜测携款外逃，不要工作，不要党籍，不要脸，到外地改名换姓做买卖去了，还有的说伍主任已经死了。
人倒了霉还光遇上倒霉的事，有件事为了提醒世人，也就此费点笔墨在这里提一提。就是李山林等人在开始整人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我远房亲戚的人找我，他在一个流动企业开车，单身在石家庄工作，家属和两个孩子在农村，是农村户口。找上门来，请我帮忙办其家属孩子户口进城。我给他出主意说，办户口进石家庄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现在所在的企业是全省流动单位，职工们基本上都是单身汉，家属都在农村，你一个司机怎么轮到你办进市户口呀！我建议你调一个人少的事业单位，只有你一个单身，只有你一个人家属在农村，将来有了农村农业户口转城市非农业户口指标就是你的了，走这条路以后可将户口转到石家庄市来。我告诉他我现在正组建建筑工程定额管理站，是事业单位，还没有司机。你觉得同意我的意见，你快点给你单位打报告，要求调走，我们这里接收你。他同意了。不久他们单位同意放人。我请示了建委主任，领导也同意我的意见，让此人调入我新组建的定额站。当时是一片好心，没多加考虑，不知此人道德品质如何，没有进行详细的考查。调来不久我发现此人毛病不少，尤其是私心重，钱心大。但我们仍然以善相待，尽量将他的困难给予解决，并且他自己没有住房，是单位每间月租金300元让给他一间作宿舍，我对他蛮体贴照顾的。1987年我尽量活动公安局给我们站几个“农转非”指标，为此我动用了和公安局关系密切的我的上级领导去公安找人，我替他花钱托人情，为此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求1988年给我站三个“农转非”指标，但事情仍然不好办，但1989年初公安局给了市政府办公厅几个“农转非”指标，因当时市政府办公厅没有“农转非”的干部，我极力找人，千方百计占了人家三个指标，将此人一家三口办到石家庄市，当时那个年代能办成这样的事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帮了他们大忙的，这件事我的上级领导和我周围工作的同志都说，我为他们一家办了大事，解决大问题了，都说我为人这么善良，他们一家得好好地感谢我。可是根本不是那样，这个人毛病太多，出车费1公里补2分钱，每月的出车补助他有时算上几天，自私自利到了令别的同志很讨厌的程度。当一些同志给我汇报后，我很生气，对他进行了几次批评。
第一部“李市长”摔了个大马趴（8）
没几天，建委同志悄悄告诉我：“你那个亲戚连续两天去李山林家，写揭发你的材料。”
我叹口气说：“我栽培了一个白眼狼。”
终于有一次，袁裕伍同志看不下去了，把他叫来，当着我的面对他说：“郭处长这么帮你，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呀。”
殊不料他鼻子哼了一声，说：“我就是不感谢他！”
平素很腼腆的袁裕伍一拍桌子：“你给我滚出去！”
在李山林落选之后，一度在建委中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郭光允跟李山林作对，就是因为他不服李山林，他1983年提副局长就没提成，1988年吴主任退休之前又定了提郭光允当副局长，李山林压着不办，所以郭光允怀恨在心，因此，李、郭矛盾也是权力之争。”
这种流言确实具有杀伤力，且不说“反腐不香，腐败不臭”的道理，前8年建委风波，易于让人联想起历史渊源，在此我详细说来，告白读者，请读者自行评判：到底是我不够“纯”，有太大的局限性，还是流言制造者想像力过于丰富？
1988年李山林“接班”前有这么一个插曲，我已经是高级工程师，吴金玉主任对我谈话说：“光允啊，我们已经研究通过了，提拔你为建工局副局长，还有你的高工待遇问题，我们也想办法给你落实。”
实际上，5年前在机构改革时就曾研究提我当副局长，但是组织考查我准备让我进班子的时候受了阻，建委的一位老领导对我有点看法。
也许是因为我年轻气盛，对外行指挥内行有本能上的抵触，建委的老同志多是老革命出身，文化偏低一点，而我们业务上比较强。这位老领导到我们办公室来，对我们的工作拿不出什么指导意见，只是这个批评一句，那个数落两句，弄得我们下面这些工作人员的技术干部都挺不服气的。我这个人又比较直，有时就不买这个账。有一天，老领导又在哇啦哇啦批评人，我忍不住顶了一句：“领导，领导，领导就是拿意见的。光说别人这不好、那不行，不拿出自己的意见来，大家怎么干？”就这么一句抢白，这位老领导记住我了。
在大力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的大环境下，上级准备从大学生云集的建委选拔人才进领导班子。政治处考查的所有人当中，我的材料是最有利的。政治处的两名干部也当面对我说：“在所有的材料中，你是排第一个，我们给你写的材料最好，认为你工作也是最出色的。”
可是过两天党组织讨论会之后，政治处的同志找到我，带着遗憾的表情说：“讨论的结果出乎我们意料，本来在所有人选中你是第一个，但你那个没成。”
事隔很久，我得知党组会讨论的一些详情，在讨论建工局副局长人选时，我的材料确确实实排在第一位。然而，那个被我顶过一句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牢骚话，其他的党组成员都不吭声了。
这一下，我提副局长的事就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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