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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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信》）
既如此热忱投身古建筑的研究，她当然获得了丰硕的回报。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位建筑学女教授，第一位女建筑师，又是唯一登上天坛祈年殿宝顶的女建筑师。。梁思成的建树，若没有林徽因的奉献是不可想象的。他坦然地承认：“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林徽因不仅仅是丈夫的助手，她一直是和梁思成完全站在同一平台上切磋、合作的。有位诗人认为：林徽因“实际上却是他（梁思成）灵感的源泉”。（卞之琳文《窗子内外：忆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常常为一个看法，乃至一个词语表达争论不休。在中国现代建筑学史上，素来梁、林并称，两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或分。
一般人或许只从林徽因的文学作品中感知她非凡的才华，其实，她在建筑研究领域里的建树一样非常突出。是她首先敏锐地留意到佛光寺梁上的字迹，为确证寺庙的年代提供了铁证。坐着开往太原的列车经过榆次，她在窗口单单那么无意地一瞥，便察觉到远处的雨花宫非同寻常。后来的考察结果证实，它是一座建于公元一零零八年宋代初期的建筑，是古建中简洁结构的重要例证，体现了中国建筑风格由唐到宋的过度，在建筑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
林徽因的文学才华，使她有能力将容易枯燥乏味的建筑论文变得灵气生动，富有文采，有些篇章是可以当作散文来阅读的。比如《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的开头：
去夏乘暑假之便，作晋汾之游。汾阳城外峪道河，为山右绝好消夏的去处；地据北彪山麓，因神头有“马跑神泉”，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说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辘辘轮声既然消寂下来，而空静的磨坊，便也成了许多洋人避暑的别墅。
说起来中国人避暑的地方，哪一处不是洋人开的天地，北戴河，牯岭，莫干山……所以峪道河也不是例外。其实去年在峪道河避暑的，除去一位娶英籍太太的教授和我们外，全体都是山西内地传教的洋人，还不能说是中国人避暑的地方呢。在那短短的十几天，令人大有“人何寥落”之感。
以汾阳峪道河为根据，我们曾向临近诸县作了多次的旅行，计停留过八县地方，为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其中介休至赵城间三百余里，因同蒲铁路正在炸山兴筑，公路多段被毁，故大半竟至徒步，滋味尤为浓厚。餐风宿雨，两周间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梁思成有学者必备的稳重作风、严密思维和踏实精神，可是平心而论，在才情上，他显然逊于夫人。梁思成起草的文稿，非得经过夫人修改润色才肯发表。他的文章里那些闪光的句子很多是林徽因的点睛手笔。同行们不无夸张地说，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再也没能写出先前那样精彩漂亮的文章。
林徽因以诗人的眼睛发现，坚硬冰冷的建筑物中蕴涵着“诗意”和“画意”。她说，在她的眼里，“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于是她提出一个建筑学概念“建筑意”，（见《平郊建筑杂录》）将建筑学研究注入了人文的色彩。这属于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独特的重要的建树。中国古代先贤，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大多能驰骋于艺术与科学两个领域，甚至在某一成果中同时放射两大领域的光辉，林徽因秉承的正是他们的遗风。
一九三一年春天林徽因移居北平西郊香山疗养。很多文章说她住在著名的静宜园双清别墅，但她堂弟林宣回忆，其实当时林徽因的住所是别墅附近的一排平房。在那段岁月里，林宣曾上山看望过病中的林徽因。他还记得，平房落在斜坡上，房前一条走廊。林徽因住第一间，她的母亲住第二间，女儿在第三间，第四间用作厨房。梁思成平日在城内，周末开车接他们回家过礼拜天。
朋友们常三三两两来探视她，其中有冰心、凌叔华、沈从文这样活跃文坛的作家，也有金岳霖、张奚若、罗隆基和张歆海、韩湘眉夫妇这些不在文坛圈内的朋友。徐志摩应该是来得最多的一个，他写信告诉陆小曼：“此次（上山）相见与上回不相同，半亦因为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爱眉小扎》）这话仅是哄哄陆小曼而已，在保存至今的文献里，留下徐志摩上山痕迹就不止三次。说绝无愉快，无非是担心妻子多疑。如若徐志摩单独上山，则必有林宣陪行，两人临时入宿一家平房旁边的甘露旅馆。
林徽因静心养病期间，有了较多暇余阅读她喜爱的文学书籍。晚上，一卷在手，焚一炷香，披一袭洁白睡袍，沐浴着溶溶月色，她不免有几分自我陶醉。林徽因对梁思成感慨：看到她这个样子，“任何一个男人进来都会晕倒”。丈夫故意气她：“我就没有晕倒。”聪明的林徽因糊涂一时，没想到此话说错了对象，因为配听此话的当是丈夫以外的男人。
就在这时侯，林徽因开始了文学创作，这也许是由于诗人置身优美环境情不自已，或者还因为冰心、凌叔华的感染，当然更主要的应该是徐志摩的鼓动。此前她只在一九二四年《晨报副镌》发表过一篇王尔德童话《夜莺与玫瑰》的译文。林徽因最初发表的作品，除署过笔名“尺棰”外，均用本名林徽音。《诗刊》杂志刊登林徽因诗作时，署名曾误植林薇音、林微音，读者容易将她和当时活跃的海派作家林微音相混。编者为此专门声明更正，但混淆仍旧不断。林徽因说，不怕我的作品误会成他的，只怕误会他的作品是我的。她担心这样一直误会下去，于是署名改作林徽因，日后也就以徽因名字通行于世。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是她最早发表的几篇作品之一：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她的行径？
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
星光，日影，在在都是她的花样，
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
骄傲的，她奉着那荒唐的使命：
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
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
都市喧哗，再寂成广漠的夜静！
虽说千万年在她掌握中操纵，
她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
难怪她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
来抚慰恋爱的消失，死亡的痛。
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
谁又大胆的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如果说这首十四行诗是林徽因的处女作（与它同时发表的诗篇还有《仍然》《那一晚》，难分创作时间的先后），那么它向世人表明，林徽因的诗歌在起点上就不同凡响。那时不少抒写个人失意的女性诗人，她们的作品多缠绵而流于滥情，又过分胶着于具体生活的印痕。而这首诗虽未完全摆脱个人的失意情怀，但落笔却升华到形而上的感叹，不无些微的哲理意味。与此相符的是，作者笔下那些日月星云、峰峦江海的意象，自然给诗作平添了几分胸襟的博大，气魄的雄浑。诗歌的最后一问将无限的遐想留给了读者。
当然，最吸引读者的往往是那些歌咏爱情的诗篇。有个青年读罢《那一晚》这首诗作热泪盈眶，特意买了一册关于林徽因的著作送给他爱恋的女友。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拖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里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哪）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哪）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哪）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哪）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此诗于一九九一年才发现，由本书著者提供给梁从诫先生，首次收入北京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一书。）
一些研究者把这首诗认定为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恋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品读作品，他们那样读解，算是见仁，但别人不妨见智，不要规定读者非如此读它不可。“诗无达诂”，有如中国民俗“七月七看巧云”，云朵飘在夏日晴空，说像马像犬皆无可无不可。林徽因生前即说过：“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是惟有天知道得最清楚！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关于诗的意见，历史告诉我传统的是要永远地差别分歧，争争吵吵到无尽时。因为老实地说，谁也仍然不知道写诗是怎么一回事的，除却这篇文字所表示的，勉强以抽象的许多名词，具体的一些比喻来捉摸描写那一种特殊的直觉活动，献出一个极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究竟怎么一回事》）
读诗，还是虚空一点好。西方本有歌咏抽象“爱情”主题的写诗传统，林徽因写诗正从西方学起。带着成见坐实了读它，很难自圆其说。先设定林徽因恋过徐志摩，难免越读越像剑桥康河那一晚幽会的重现。实际林徽因离开伦敦时与徐志摩是不辞而别，根本不存在缠绵牵手这一幕。凭着有些研究者的索引本事，有些诗句就无法索引得彻底。“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诗句中飘荡不定的生活与写诗时林徽因安居乐业的现状大相径庭。诗写在成家以后，倘若她真盼望有一日私闯徐志摩的爱情花园，则又置丈夫梁思成于何地。此诗发表在徐志摩编辑的《诗刊》杂志，林徽因更何至于如此招摇。发表《那一晚》署笔名“尺棰”，同期刊登的《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则署原名林徽音，猜想这就是要避免误读以引起无聊的流言。
另一首《别丢掉》，梁实秋（灵雨）批评它晦涩难懂，朱自清作《解诗》辩白，认定它“是一首理想的爱情诗，托为当事人的一造向另一造的说话”。经朱自清一番解读，这首诗屡屡进入各种选本，广为赏析，都也看它是回应徐志摩的作品。朱自清并没有这么说，只言“托为当事人”，即不专指哪一个对象。朱自清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多有过从，写这文章前不久，他还在火车上和梁思成相遇长谈过一次。所谓假托的话不会是虚言，也正是创作的一种方法。一厢情愿索引本事的研究者，忽略了此诗写作时间是在徐志摩飞去的第二年夏天。斯人已逝，诗里如何能一再说“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有种说法，认为“述事”是林徽因诗歌的一大特征，是它高出那些只是抒情写景的作品的原因所在，“将林诗里所述之事分析出来，理解因此而深下去并且清晰了”。（兰棣之：《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假如作索引派读林徽因诗歌，恐怕会越读越糊涂的。即使索引得好像是一清二楚，那蕴涵普遍意义的情愫受了局限，降为个别经历的感受，势必影响品位林诗的想象空间。
退而言之，即使有所指的爱情诗篇，并非均为徐志摩而写。某些篇什，硬要索引也当索引给其他男性，如写于一九三三年岁末的《忆》，倒像写给金岳霖，去年他俩刚刚确凿无疑地相爱过一回；《城楼上》像是给梁思成。凭什么说“没有任何一首是写她与丈夫梁思成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其费解的理由是“丈夫又不大有时间读诗”。（见兰棣之文）
持偏见的这位研究者把林徽因诗作内容简单地归纳为一个“核”，这“核”便是写她“在爱情中的体验和成长，从而探索爱情在生命中的意义，诗在人生中的地位。”研究者的本意在充分评价林徽因诗歌的成就，结果却将枝叶扶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