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塌糊涂-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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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耻地向嗡嗡讲述这件事，她仍然忍受，接着我又看上了长发细腰的Ｄ，嗡嗡的自尊心垮掉了，她假装视而不见，然后我又把非常性感的Ｅ弄到床上，有一次被她撞见，她大哭一场，事后再次忍受下来。
我一而再，再而三，而她则失去了信心，以至完全绝望了，最终，我让她走，她流着泪拒绝，我坚持，她就走了，我用车送她回去，路上连连叹气，她快到目的地时哭了，我停住车，几乎想调转车头，带她回去，但她已下了车，还冲我招招手，关上车门，走了，我感到了不道德的火焰猛烈地舔噬着我的心。
我回到嗡嗡已离去的空屋，我关上门，走到沙发上坐下，我发现，她走了，也许不再回来，我看到门背后钉子上挂的一条围巾掉在地上，而地上的几个空酒瓶在滚来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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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煞有介事的胡编乱造，为什么看起来倒像是挺真的呢？我想，这又是有关真实的幻觉在作怪，事实上，我认为我无法客观地描述整个事件，它由太多细碎而繁多的事件罗列而成，这些事件如果由一组我设置的因果关系连缀起来，那么仅仅是看起来会使人觉得合情合理，不幸的是，那样做却与真相背道而驰，因为事情的客观性会受到太多的损害。
这里指的不是诚实与不诚实、真诚与不真诚之类的事情，那些都指的是对事物的态度，而与事物本身无关，一个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小学生，无论对待一道非欧几何题如何认真，如何真诚，相信也不会比我在漫不经心的态度下得到的结果更正确，我要说的是，真诚、诚实之类的情感因素与创作无关，滥用真诚与诚实的卢梭的《忏悔录》读来只让我恶心，所谓现实主义作品的欺骗性早已有目共睹，我可不想写下些活见鬼的胡言乱语来欺骗读者，当然，这得是在敢于欺骗自己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的，而我对此并不擅长，我要说，在这里涉及的仅是我的能力，我的创作天赋，无论我如何地回忆，如何地寻找描述的方法，结果都功亏一篑，我再一次感到自己的无能，我悲哀地发现，对我来讲，客观地讲述一个事件是如此地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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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仍要叙述，而且现在就要开始，我不能停息，不能留下空白，因此，我也只好降下一格，坠入假象的深渊，我决心已定，无论如何，我要完成故事。
为了在假象中迷失，我就必须使我自己不清醒，我才看不上那些所谓清醒的笨蛋，更讨厌那些实际上没有能力清醒的人假装清醒，依我看，那全是自我欺骗，对世间的事物一知半解就号称清醒真是叫我笑掉大牙，事实上，只有头脑空空的人才会清醒，而有点知识的人却不得不在思想的迷宫里兜圈子，而且，世上还没有人曾经转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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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最深的厌恶送给那些只愿意了解人类的家伙们，他们只会坐在历史的长河边上顾影自怜，如同一个怨妇揽镜自照，而对其他一切均无兴趣，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些什么，了解自己就几乎不可能，别人就更不用提了，在主观偏执的路上，大家都走得很远，我认为，在宇宙中，即使一束粒子也比人要清晰、简洁、高尚、自然，因为人是不会忘我的事物，人在什么时候都把目光停留在混沌而头绪不清的自我身上，沉浸在没完没了的自我之中，实际上，＂不忘我＂就是彻头彻尾的自私与狂妄，就是令人恶心的照镜子迷，以此出名的作家真是不少，不学他们看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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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醒还有另一件事好谈，当然，这是题外话。
那就是鲁迅的清醒与辜鸿铭的清醒。
在我看来，在鲁迅与辜鸿铭的清醒里，都怀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未来的灾难性预见。
对于革命者，＂吃人＂社会的揭发者、控诉者鲁迅来讲，＂改造国民性＂是他为自己找的工作，他的工作实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告诉中国人，这个民族的传统是多么地不可救药，问题是多么地多，如果带着这身问题上路，那么未来是多么艰难，尤其他要表明的是，他对自己身属的这个民族是多么地恨铁不成钢，希望它变好，变得刚毅、勇猛、顽强，他在试图煅造一个新的民族性格，使之适应今后更加难以把握的社会发展。
与之相反，对于民族主义者、中国旧秩序的鼓吹者辜鸿铭来讲，在世界上保存中国这一独特的民族景观，是一件具有长远意义的事，不管这一民族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但首先，对于全民族来讲，那就是在道德上的信念，他的一切行为言论，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来进行的，他要让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好的，完美的，善的，真挚的，他要让中国人对自己有信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采用争强好胜，诡辩，挑起学术争端等等手段，作为一个中国旧式知识分子，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个斗士，他在为民族自尊心而斗争，他的武器十分简陋――中国的过去延绵千年的奇特的政治文化传统。
这里，鲁迅与辜鸿铭谁更清醒呢？
无疑，在很多人眼里，辜鸿铭是幼稚的，可笑的，简单的，同时，也是主观的，一厢情愿的，而鲁迅呢，则是实际的，沉重的，复杂的，同时，还是客观的，老谋深算的，似乎两者很难相提并论，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我认为，鲁迅的清醒、呼唤与愤怒是围绕着深深的民族自卑感与羞耻感而发的，他针对民族劣根性的言论意在刺痛中国人的自尊心，使之有所改变，他那个跑在最后却依然在跑的形象是一个参与者的形象，被命名为＂中国人的脊梁＂，不管主动或被动，这个形象旨在强调参与，因而，这根脊梁在我眼里很有媚骨的嫌疑，因为在我眼里，参与本身从效果上，就是对一件事物的认可，也就是说，在公平的条件下，这根脊梁对世界上其他文明充满了羡慕，为此不惜出场竞技，而当其他文明以霸权的形式出现时，这根脊梁又敌意顿生。而大谈＂名分大义＂的辜鸿铭呢，这根本不是个问题，辜鸿铭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表现出十足的民族自信心，无须任何证明，他便认为中国的一切，比如生活方式、制度、国民性等等就是在世界上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即使是作为一个按西方价值标准来说的＂坏的标本＂也一样，他的自尊心对参与一事有说不出的反感，他倒是惧怕中国这个独步千古的活样板在世界上被扭曲成别的样子，他惧怕中国被改变，就如同惧怕一个被指责为肮脏落后的古城被改造成四不象的现代城市一样，这使得他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与魄力，他＂就不向前，就不进步，就不羡慕，就不在乎＂的毫不势利的态度很了不起，对于中国人来讲，辜鸿铭是最后一个超然事外者，他的快活与担忧十分天真可爱，比起那些一心想着得到其他文化认可、向霸权低头的谄媚之徒来，显示出令人赞叹的优越感，这一优越感还表现在他喜欢空对空的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个人趣味上――我想辜鸿铭是那种不会去领什么＂诺贝尔奖＂的人，他甚至会怀疑并嘲笑那些发奖人的资格，他也不会参加必败的比赛，因为那毫无意义，在他眼里，一个人，或者民族，起码应该尊重自己的存在，自己做得好用不着别人的表扬，做得不好也用不着别人的批评――这是一种真正的特立独行，在我眼里，便是一种个人人格的清醒，较之鲁迅，这种清醒显得更具价值。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似乎早已荡然无存了，面对批评者鲁迅，中国人表现出由衷的感激，就如同小孩对父母苦口婆心的批评心存感激一样，父母对他们＂不求上进、不要脸＂之类的谩骂，最终被理解成为＂对他们好，善意的＂，而要是说，＂你这样做挺好的，就这么混下去吧＂，反倒被理解成对孩子＂不关心，放任自流＂，这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直让我想到，相信＂良药苦口利于病＂的中国人也许天生就具有这种自轻自贱心理，鲁迅令我讨厌的一点是，他就是那种不仅撕下某人的脸皮还要打上一耳光的人，在人没反应过来之时，又变本加厉地飞出一些＂匕首投枪＂之类的暗器，然后再高呼＂痛打落水狗＂，引得一些乌合之众也这样干，我不得不说，这种缺乏同情心的作法十分残酷，它会让一个有自卑感的弱者更加可怜，这种做法，与我这样稍有人道主义观念的人格格不入，怪不得现代作家王朔对他有说不出的反感呢！王朔自己举的理由不着边际，但我相信，从感觉上，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同意鲁迅的某些言论。
有关清醒的话题，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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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不能再谈清醒了，我就很不清醒，我的人生也不清醒，我的人生在假象遍布的世界上毫无意义，但我仍有人生，也就是说，我仍有机会胡闹一气。
面对作为假象的人生，需要一种彻底的激情，这是一种真正的迷狂，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生当作一场盛宴来品尝，这是一次不可轻易错过的聚会，在这里，厌恶是主菜，痛苦是佐餐酒，而无聊则是每顿必吃的面包，我没有别的办法去改变这种人生，只能满怀豪情地把人生的一切大吃一顿，直至变得肥头大耳、满嘴流油，最多撑死，不然，我就会站在边上，不是给人上菜洗盘，跑进跑出，就是馋得口水直流，饿得天旋地转，瘦成皮包骨头，最后饿死了事，我知道，在这个聚会上，不管我身处何种位置，都会始终在危险的境遇里舞蹈，我知道，我的舞技并不出众，但我仍要一跳到底，什么也无法改变我的赖皮劲头，我就要＂在这里＂，这是我人生的立足点，我不愿在31岁就远离人生尖锐的矛盾而被晾在一边儿――我的读者，你要知道，我在与你一起参加这个偶然的聚会，共同吃下这顿倒霉的大餐，我坐在另一角落，我的那一份与你的一样难以下咽，我也同你一样，顶着恶心大吃特吃，挺过一个又一个令人气馁的难关，你我都熟悉人性的冷漠与邪恶，为了自己，我们都不惜一切地在聚会上狂欢，并坚强地恪守着自私自利的原则，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眼前丰富的人生被你我共同创造，我们对我们的创造物十分珍惜，我们都知道，除此之外，人生再没有多姿多彩的生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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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那些无耻之徒，势利小人，恶人坏人，讲什么也没有用，为了跟他们干上一杯，我就必须在他们的领域内有所建树，直至在＂人性恶＂方面比他们更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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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不幸＂的动人故事，它会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有一天，我会试图面带笑容地谈起它，就像谈起那些陈年旧事，毕竟，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属于我，除了它们，我身无一物，因而不得不对它们加倍眷恋，呵护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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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变成那种边骂自己边写作的人，当然，我的朋友们也帮着我骂，对他们，我始终心存感激，为了某种难以说清的原因，我毅然写出我的无耻之作，这让我感到十分难堪，一种丢人现眼的豪情在我周身激荡，这是我创作的源泉，同时，也是把我搞得五迷三道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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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种毒药，那是嗡嗡，我的毒药，我在不知不觉中服下的毒药，我的天使，多汁的天使，富于人情味的会撒娇的天使，是什么原因促使我离你而去的呢？
我想，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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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答案十分可笑，但对我来讲，却是惟一接近客观的答案。
讲清这一点，又得浪费我很多唾沫。
看来，通过写作，人是容易变成＂话痨＂的，就我的水平，非得讲得足够多，似乎才能更接近事实，这如同摸彩，你得一张张摸下去，大量地摸，有时候，你运气好，只摸几张就能中奖，但更多的时候，你得依靠对概率的计算才能认清形势，我不知道我谈到的哪一点是该谈的，是必不可少的，而哪一点又是多余的，我只能连蒙带猜，声嘶力竭，我只能一讲再讲，是的，一讲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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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相瞒，至今为止，我仍在等待一张脸，叫我完全满意又对我基本满意的脸，姑娘的脸，我天真地、徒劳地、一厢情愿而荒谬绝伦地等待着那张脸，希望那些向我投怀送抱的漂亮姑娘悄然而至，尽管，在我清醒的时候，我并不相信这件事真会发生，但这并不妨碍我胡思乱想，有时我壮起鼠胆，对遇到的姑娘发出暗示，或是厚颜无耻地动粗，可一遭拒绝，立即溃不成军，私下里我认定，我这种性格只适合诱奸那种人事未知的少女，或是与热情洋溢的荡妇通奸。
我以为，那张姑娘的脸上刻画着我的情感对别人的情感的向往而不是相反。
也许，那是另一个自我，也许不是，我无法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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