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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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你微微一笑
又见你长发飘飘
梦不到的千年长安
梦见你蓦然回首
深情如丝路迢迢
…………
叶梅的嗓子听起来有点哑，鼻音很重，像是感冒了，我提醒她注意身体，她乖乖地“嗯”了一声，然后问我：“你晚上有没有空？过来坐坐嘛。”口气像小女孩撒娇。
老太太以为我又交了新女朋友，高兴得十分猖狂，一把将棋局胡撸了，像赶驴一样催我马上去赴约。老汉颇为悲愤，恨声不断，说我妈建设不足破坏有余。他好容易围住了我的一大片棋子，正想大开杀戒呢。我妈虚张声势地举着鸡毛掸子作势欲打，说我儿哪有工夫陪你玩，你没听见有女娃儿找他啊？我笑着走下楼，慢慢发动起汽车，破烂的发动机像得了哮喘病的老头，一边剧烈地抖动，一边不住声地咳嗽。我拐过自行车棚，绕过小卖店，开上人车拥挤的马路，想着叶梅，想着那个意乱情迷的春夜，想着这七个月来的点点滴滴，心里像塞了一堆狗毛，乱纷纷的，有高兴，有悲伤，还有点惭愧。
经过省医院时，我突然想起了周卫东，订货会期间我安排他到德阳、绵阳、广元三个城市走了一趟，这小子夜夜都不闲着，一路鸣枪前进，等到订货会开完，他的枪也打烂了，下身肿得像个冻过的胡萝卜，痒得他哇呀乱叫，我开车送他去医院，他一路辗转反侧，恨不能自己把它揪下来。挂号就诊后，医生吩咐他：“先去查一下血，不排除是艾滋病”，周卫东差点吓出尿来。我心里也格登一下子，后来才知道是医生故意吓他，淋病而已。现在这厮每天要过来打两针，一针180，他自己没什么积蓄，还跟我借了2000元。
这钱就算丢了。周卫东要是能还钱，母猪都会变成巩俐。他倒不是那种爱占人便宜的小气鬼，但忘性奇大，他有钱的时候，你跟他借钱，他也记不住。不过想起来还是肉疼，我现在一个月总收入才几千块，这下看来又要动用老本了。这么想着，我忍不住拨通了老赖的手机，他这次订货会销售二百多万，箱费、返利和差价加起来，毛利不下30万，再跟我哭穷就太没道理了吧。
老赖半天都不接电话，我气得鼻孔冒烟，在心里问候他们家八百代祖宗，连赖汤圆都算上了。一遍遍地重拨之后，他终于被我的真诚打动了，懒洋洋的拿起电话，说他正在办公室里跟人谈生意，让我过半小时后打他的座机。我掉转方向盘，把车停在路边，打定主意跟老赖周旋到底，不要回钱来决不罢休。中间叶梅又打电话，问我到底过不过来，我犹豫了半天，决定说实话：“想过来，但是我不想让李良难过。”叶梅剧烈地咳嗽了一声，好像喝水呛着了，气哼哼地说：“那算球了”，然后砰地一声挂了电话，我心里想着她柳眉倒竖、粉脸通红的样子，心里像打翻了什么东西，茫茫然空空然，很不是滋味。
老赖这次倒很爽快，开口就说那5万块他不打算给我了，我一脚把烟头踢飞，喘了半天粗气，冷笑着说行啊，那你准备接法院的传票吧，你还欠我们公司28万呢。老赖也在那面嘿嘿地笑，我恨不能从话筒里伸出一只拳头，一拳砸烂他的狗脸。
“你们公司不会告我吧？”
我虚张声势，“告不告你我说了算！你就走着瞧吧。”
电话里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像纸落到了地上。老赖说：“你说了恐怕不能算，你们刘总说的不会告我。”
我没反应过来，继续发飚：“刘总是管人力资源的，他才不会理你这种球事呢。业务问题，连我们老板都得听我的！”
老赖没接腔，电话里悉悉索索的声音更响了，过了大概有一分钟，他突然问我：“刘总就坐在我身边，你要不要跟他说话？”
第32节：累都累死狗日的
纱帽街的老余一大早就坐我办公室，等着要他那17万元。去年年底我从他那里拿了26万元的汽车配件，当时风闻小厂件要涨价，我也是想给公司节约点采购成本。没想过了几个月，打击中小配件厂的文件始终没下来，这批货越卖越贱，我算了一下，如果按当时的价格出手，至少要亏三万多。我找老余商量结算价格，他死都不肯让步，我一怒之下吩咐会计把款子扣住，一拖就是大半年，老余急了，打电话威胁我，说要去法院起诉，我笑得满屋子起灰，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去吧，去告吧，你一定会赢的。”心想等法院判下来，至少要两个月，累都累死狗日的。再说，就算法院判我败诉，大不了我从市场上调一批货退给他，怎么也用不着给17万那么多。老余盘算良久，一下子萎了，开始跟我装孙子，三天两头往我这里跑，又上烟又陪笑，口气谦恭，主意坚定，像膏药一样撵都撵不走。
看见我进来，老余一脸谄媚，给我上烟、泡茶，然后喋喋不休地说他家里怎么困难，儿子要上学，老婆要治病，八十岁的老娘要去火葬厂。我苦笑一声，说现在这事不归我管了，你找董胖子吧，“我已经被开除了”。老余当时就傻了，呲着几颗焦黄的门牙，像见鬼了一样瞪着我。
总公司的决议有两项内容：1、立即开除陈重，销售部工作由刘三接手；2、扣发我的所有工资、补贴和报销费用，所余26万9千元欠款必须于十日内还清，否则就去公安局报案。我还没听完，汗就流了一头，脸白如纸，胃里涌上一股酸腐的臭气，火烧火燎的。董胖子念完文件，假模假式地走过来装好人，拍着我的肩膀说，陈重啊，同事一场，我也不想看到今天，你自己多保重吧。可能是他脸上的一丝笑容激怒了我，我一脚蹬翻椅子，像头发情的豹子一样纵身而起，对准他的胖脸就是一拳，董胖子一个没站稳，像座肉山一样撞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巨响。所有人都惊呆了，触电般纷纷起立，我大马金刀地横立门口，头发倒竖，牙关紧咬，对董胖子说：“日你妈，你给老子等着！”
这事百分之百是董胖子策划的。接完刘总电话后，我冷汗直流，心中飞快地转着念头，把事情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终于明白了董胖子订货会时为什么非要去重庆，还找我要前两年的经销合同；也明白了刘总突然冷淡下来的原因，我几乎能想像得出他们是怎样密谋策划，把坑挖好，然后躲在旁边，等我一步步地接近、再接近，最后扑通一声掉进去。这群狗——日——的！我在心里怒骂，同时痛恨自己的糊涂，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这个时候给老赖打电话，如果不是姓刘的恰好在旁边，我完全可以耍赖，反正一切都是口头协议，一点字据都没留下，公司再怎么起疑，也不至于公然把我开除。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大三那年，因为著名的黄色录像事件，我差一点被学校开除。那是我生活中的第一次危机，事件发生后，我对李良说，如果我真的被开除了，我一定不回成都，而是躺在某一段冰冷的铁轨上，就像我们无比景仰的偶像，那个死亡成就的英雄，海子。
90年代初期，是大学生经商最为疯狂的年代，到处都在讨论卖茶叶蛋的应不应该比造导弹的赚钱多，大学生们好像一夜之间被尿憋醒了，纷纷抛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述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重任，把脑袋削尖，争先恐后、气急败坏地往钱眼里钻，那个时候，谁要是说自己没当过小贩，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我们学校的商潮也颇为壮观，食堂门口糊满各种变态的广告，卖书的、组织家教的、联系直销的，用的词也是花里胡哨，无奇不有；宿舍楼下的小摊排出几里长，一天到晚闹哄哄的，比外面的菜市场都鲜活生猛。每个人都是一个贸易公司，我们宿舍的门一天要被敲开八十次，卖衬衫袜子的，卖方便面榨菜的，卖梳子镜子化妆品的，甚至还有上门推销避孕套的。学校当局顺应天时人心，组织学生搞模拟股票市场、模拟期货市场，人潮涌动，跟赶集一样。我曾一天之内赚了几十万，当然，全是假的。那个年代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的假新闻，说师大有个学生倒钢材赚了几千万，天天开着林肯上学；说民院某个部落酋长的女儿，投了20万炒期货，不到一年就翻成一个亿，现在正准备制作大片…………我也不甘人后，先后开过啤酒屋、租书店、台球厅，摆摊卖过白沟的服装、廊坊的书架，到大三下学期，终于如愿以偿地承包了我们学校的录像厅。
我那时候有句名言：钱是赚出来的，不是攒出来的。所以尽管我做了那么多生意，到最后还是口袋空空，每月伸手跟父母要钱———我的利润全变成啤酒了。承包录像厅倒是个好买卖，英语系的楚江潮包了三个月，肥得撒尿都带油花，一日三餐都在校外馆子里吃。我当时的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偶尔给赵悦买件衣服，隔三差五请朋友们撮一顿就行了。
我承包了整整一学期，狠赚了一些钱，但最后还是全部搭进去了。
开始的时候生意不算好，每天只有五、六十个人来看，票房收入严重不抵承包费。我急了，到处搜罗大片，《魂断蓝桥》、《侏罗纪公园》、《沉默的羔羊》、周润发的英雄系列，周星驰的搞笑系列…………，海报贴得铺天盖地。每周六搞一次《经典回眸》，来通宵的，放的全是小时候记忆深刻的电视剧，《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霍元甲》、《陈真》，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最厉害的一天光门票就卖出去四百多张，再加上卖汽水、瓜子、面包、香烟什么的，总收入超过1200元，嘴都笑歪了。94年7月2日，放暑假了，我正打算停业整顿，跟赵悦回东北过个富裕的假期。这时体育系的郝峰找上我，给我三张黄色光碟，《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为卿狂》、《玉蒲团》，跟我打拱作揖了半天，央求我务必要放给他们看看，还说票价任我定。我心软了一下，想作了这么久也没人来检查过，估计不会出什么乱子，不如顺水推舟作个人情，也省得体育棒子们老给我捣乱。没想到这厮一下子找来三十多条大汉，我当时就慌了，说人太多了，不安全，一定不能放。郝峰鼓动三十多条大汉同时向我敬礼，马屁一筐一筐地拍过来，把我说得英雄侠义、威名赫赫、远胜关老爷，我一时没把持住，豪气干云地挥了挥手：“放！天塌下来我顶着！”
有位诗人说，生活是一条河。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平静的河面下，随时都可能遇到险滩和暗流，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导致船翻人亡。七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那天没有冲动，就不会背上留校查看的处分，最后连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学位，我就不会进不了省委宣传部，别别扭扭地去现在这家公司；如果不进这家公司，我现在就不会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在西门车站肮脏杂乱的空气里，眼前黯淡无光，脸上惶恐不安，内心郁闷欲死。
七年前的那个夏夜，叶子楣和徐锦江在浴缸里一场大战，三十多个家伙看得口水长流、下巴纷纷脱落。我手里捏着他们交来的二百多元，裂开嘴无声地大笑，心想这时候就是有一头母猪，他们肯定也会奋勇向前，精尽人亡。正美着呢，突然大门被咣啷一声踹开，灯光大亮，保卫处唐处长猛纠纠地直奔我而来，他身后跟着几个保安，瞪眼拧眉，像搜山的国民党匪兵。整个场子瞬间乱成一乱，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哐啷啷的坐椅掀动声、嗡嗡蜂鸣的说话声，像是爆发了国民革命。有两个家伙见机不妙，想跳窗而去，被老唐一声大吼震住：“一个都不能放走！打电话通知他们系主任来领人！你，”他指着我的鼻子，“马上跟我去保卫处！”
1994年7月2日，我的心情就跟七年后刚听完刘总电话一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郝峰凑过来跟我道歉，我一把将他推开，跟着老唐跌跌撞撞地往外走，刚一出门就支持不住了，一下子靠在墙上，四肢无力，像牛一般直喘粗气。
我那次真的作好了死的准备。我哭着对我们系主任发誓，说如果学校开除我，我就从16层教学大楼上跳下来，吓得小老头脸如金纸，到学生处拼命地替我说好话。我还把自己几个月来的利润全都取出来，大约有一万元，到学生处、保卫处、校办到处打点，还给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送了个大大的红包，他开始时一脸神圣，拒我于防盗门之外，还痛斥我的无耻钻营，在我再三纠缠、发誓保密之后，他终于讪讪地收下，然后一脸神圣地说行了，不会开除你了，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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