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莫茨维小姐-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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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去的情况很糟糕。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我们不得不去南非工作，同那些来自莱索托、莫桑比克、马拉维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充当矿工。青壮年人口都跑到矿山工作，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我们挖掘金子和钻石，却让那些白人的钱包膨胀起来。他们盖好房子，修起围墙，开上汽车。而我们只能在他们的脚下挖掘泥土，用自己刨出的岩石为他们修建一切。我在十八时就去当矿工。那时，我们的家乡还只是贝专纳保护地。英国人统治着那里，保护我们免受布尔人的侵扰（英国人自己这样说）。有一位专员被派驻在与南非交界处的马弗京。他沿着那条公路来到这里，向酋长们训话。他会说你做这件事，你做那件事。酋长们都得服从他的命令。如果有人拒绝，就会被专员罢黜。一些酋长很聪明。当那位英国人说：“做这件事。”他们会回答：“是，先生，我会这样做。”而在背地里，他们却在做其他事情，或只是假装做他所要求的事情。所以，许多年以来，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这真是一个良好的政府体系，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想让任何事情发生。而那也是当前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一直想做许多事情，总是忙于思考下一步该干什么。但这不是人们想要的。人们只是想不受打扰，好好照顾自己的牛群。
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马哈拉佩，搬到了母亲族人所居住的莫丘迪。我喜欢莫丘迪，在那里的生活使我很愉快。但父亲说，我应当去矿山工作，因为他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我和我的妻子。我们的牛群数量不多，收获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年的温饱。当招收矿工的卡车穿过边界来到这里时，我就去报名。他们称我的体重，又用听诊器听我的胸膛，还让我在一个梯子上爬上爬下十分钟。然后，一个男人说我会成为一名好矿工。他们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名，还向我询问所在部落酋长的名字，是否曾和警方有过麻烦。事情就是这样。
第二天，我登上那辆卡车。我有一个箱子，那是父亲从一家印度商店买来的。我只有一双鞋，但有一件备用的衬衣和几条备用的裤子。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妈妈准备的一些肉干，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把箱子放在卡车的顶上，然后，前来告别的家人开始唱歌，女人们都哭了。我们挥手道别。所有的年轻人都想忍住泪水，避免流露出悲伤的情绪。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内心都很痛苦。
我们花了十二个小时才到达约翰内斯堡。那时的路途十分颠簸。如果卡车开得太快，就会把车轴崩断。我们穿过西德兰士瓦省。一路暑热逼人，而我们则像牛群一样被关在卡车上。每个小时，司机都会停车，来到后面给我们分发那几壶水。这些水都是在沿途经过的城镇里补给的。你只有几秒钟时间拿着壶喝水，因此必须很快喝下尽可能多的水。那些第二次或第三次签下合同的人知道这一路的辛苦，事先准备了几瓶水。如果你实在撑不下去，他们会分一点给你。我们都是博茨瓦纳人，谁也不能坐视自己的同胞如此受罪。
第一部分第二章 多年之前（2）
年长者坐在这些年幼者的周围。他们告诉我们，既然已经签约做矿工，就不再是孩子了。他们说，我们会在约翰内斯堡看到以前根本想像不到的事情。如果我们虚弱或愚蠢，如果我们不努力工作，那么，从现在起，我们的生活就只有受罪。我们将目睹种种残忍与邪恶。如果同其他博茨瓦纳人团结在一起，遵照这些长者的话行事，我们就能活下去。我想，他们也许只是在说大话。我仍然记得，那些大一点的男孩曾向我们讲述有关初级学校的事情（我们这些孩子都得去那里上学），警告我们将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他们的话只是为了吓唬我们，而实际情况完全是两回事。但是，眼前这些人说的话实际上毫无夸张。我们以后的经历与他们的预言完全吻合，甚至更糟糕。
在约翰内斯堡，他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训练我们。我们个个都很健康结实。但是，还是没人能立刻下矿工作，除非他变得更强壮一些。他们把我们带到一所房子里，用蒸汽把屋子熏热，然后让我们在这里每天花四个小时在凳子上跳上跳下。有些人承受不了这种训练，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被人抓着脚拖了出去。我硬撑了下来，然后开始接受下一部分训练。他们告诉我们如何下到矿井，将做什么工作，又讲授安全知识，以及岩石如何在我们麻痹大意时掉下来砸在我们身上。他们抬进来一个失去双腿的男人，他被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向我们讲述他遇到了什么意外。
他们教我们弗纳卡罗语。这是一种在井下用来发出命令的语言，它非常奇怪。祖鲁人听到这种话时，会哈哈大笑，因为里面夹带着许多祖鲁语词汇，却又与之不同。它包含很多诸如推、拿、猛推、提、装货一类的单词，可以有效地指示人们进行工作。但是，它没有关于爱情、幸福一类意思的表达，也没有那种摹仿鸟儿在清晨发出的鸣叫声的象声词。
此后，他们把我们带到升降机井，并演示有关过程。我们登上升降车，上方是一些巨大的轮子。升降车迅速下落，速度如同老鹰俯冲捕捉猎物时那么快。井下停着非常小的矿车。我们坐在矿车里，穿过长而漆黑的矿道，来到了开采工作面。那里到处是绿色的岩石和灰尘。我的工作就是把炸碎的岩石装入矿车，每天要这样干七个小时。我变得更强壮了，但是，矿道里始终弥漫着灰尘。除了灰尘，还是灰尘。
一些矿井要比其他矿井更危险，而我们也知道有哪些矿井如此。在一个安全的矿井里，你几乎看不到担架；而在一个危险的矿井里，经常有担架被抬出来。你会看到被升降车拉上来的伤者因为伤痛而哭号着；在更糟糕的情况下，一块厚重的红毯子盖住了全无声息的遇难者。我们都知道，在井下存活的惟一方法就是加入一支好的工作队，队里的所有成员都具有那种被我们称之为“岩石感应”的能力。优秀的矿工往往具备这种能力，他必须能够看清岩石的状况，明白何时需要添加新的支柱。如果工作队里的一两个人不具备这种能力，别人的“岩石感应”能力再强也没用。岩石会突然坠落，砸在矿工的身上，不论他们优劣与否。
还有一件事情也关系到你的逃生机遇。那就是你的工作队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白人矿工。白人矿工负责管理工作队，但他们可做的事情很少。如果这是一支良好的工作队，那位工头就确切地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白人队长装着发布命令，但他知道其实是工头在安排一切。一个愚蠢的白人队长（这种人为数甚多）会让整个工作队感到非常痛苦。如果他认为手下人干活不快，就冲着他们大喊大叫，或动手打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当岩石坠落时，白人工头并不在跟前。他自己会躲到矿道里，同其他白人矿工呆在一起，等着我们去报告任务完成。
白人矿工一旦发火，就殴打手下的矿工。这很常见照规矩，他们不能这样做。但是，领班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这场殴打是多么错误，我们都不准还手。如果你打了一名白人矿工，你就完蛋了。矿警会等候在升降机的顶部，而你可能在大狱里蹲上一两年。
这些白人把我们按照族群分开。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斯威士人一伙儿，祖鲁人一伙儿，马拉维人又一伙儿。如此这般，人人都同本族人在一起，都服从工头的命令。如果你拒绝，工头就说有人惹麻烦。于是，他们就把你撵回家，或者串通警察揍你，直到你“恢复理智”。
即使我同一个善良的祖鲁人成为朋友，我们仍很害怕他们。祖鲁人自以为比我们优越。有时，他们把我们叫做“女人”。如果发生斗殴，几乎总是祖鲁人或巴苏陀人干的。博茨瓦纳人从不卷进去，我们不喜欢打架。有一次，一个喝醉的莫茨瓦纳人在星期六晚上误入一家祖鲁人旅店。他们就用皮鞭抽他，又把他扔到街上，想让车轮碾他。幸亏一辆警车发现并救起了他，否则，他必死无疑。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走错了地方。
我在这些矿山干了几年，把所有的收入都积攒下来。其他人却把钱用来玩女人、喝酒、买新奇衣服，而我什么都没买，甚至没买留声机。我把钱寄回家，存在正规银行里，然后再用这笔钱买牛。每年我都买几头牛，让表兄弟帮着照料。牛群又生下小牛。慢慢地，我的牲畜多了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目睹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还想继续留在矿山工作。当我在那里干了十五年之后，这件事发生了。那时，我已经谋到一份好一些的差事，给一名爆破员当助手。他们不发给我们爆破执照。那些白人矿工要把这活留给自己做。我的任务是给爆破员运送炸药，并帮他安装引信。这是一件好差事，我也很喜欢那个爆破员。
有一次，爆破员把饭盒落在矿道里，里面盛着他的三明治。他让我帮忙取回这件东西。于是，我沿着矿道返回他刚才干活的地方，寻找那只饭盒。矿道的顶部装有灯泡，一路都很亮堂，所以，在这里走路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你仍然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到处都有通过爆破形成的巨大巷道。这些巷道深达二百英尺，其入口就在矿道两边，人们可以由此进入另一层采矿面。不时有人掉入其中。这总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错误，没有仔细看路；或者，他们正在穿过一条没有照明的矿道，电池电力不足又使头盔上的灯光昏暗……有时，某个人莫名其妙地就走到了矿道的边缘——或许是因为他感到人生不幸福，无心再活下去。你永远无法说清这些远离祖国的人的内心深处有多么痛苦！
我顺着矿道转了一个弯，发现自己在一个圆形的洞穴里。洞穴的尽头有一条巷道，旁边立着一个警告牌。四个人站在巷道口，一起抓着另一个人的胳膊和腿。当我来到拐角时，恰好看到他们把那个人举起来，一下就扔进了黑漆漆的洞口之中。那个男人用科萨语尖叫着。我听到他在说关于一个孩子的事情，但没有听清楚；我对科萨语并不在行。然后，他就消失了。我呆立在那里。起初，那四个人没有看到我。然后，一个人转身看到了我，用祖鲁语大喊。他们一起向我跑来，我转身沿着原路往回跑。我知道自己如果落入这些歹徒手中，也会被扔进那条巷道里。我可不能输掉这场比赛！
虽然我从他们的追赶中逃脱，但我知道自己的长相已经被他们看到，他们还是能干掉我。我目睹了他们的谋杀，是一名证人。我知道自己不能在矿山呆下去了。
我把事情告诉了爆破员，他是一个好人。当我说自己必须离开矿山时，他认真听着。没有其他白人可以让我这样说心里话，但他能够理解我。
他仍然试图劝我报警。
“把你看到的告诉他们，”他用南非荷兰语说，“告诉他们。他们会抓住这些祖鲁人，然后绞死他们。”
“我并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先抓住我。我想回家，回我自己的地方。”
他看着我，点点头。然后，他同我握手——那是第一次有白人同我握手。因此，我称他为“兄弟”——那也是我第一次称白人为兄弟。
“你该回家去找你的妻子，”他说道，“如果一个男人离家太久，妻子就会开始给他找麻烦。相信我，回去找她，养更多的孩子！”
于是，在1960年，我像做贼一样偷偷离开矿山，返回博茨瓦纳。我无法向你形容，当我把南非永远甩在身后、跨越边境进入博茨瓦纳时，那份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在南非，我感到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危险和悲伤像一朵乌云笼罩着约翰内斯堡。在那里，我永远无法高兴起来。而在博茨瓦纳，我的感觉迥然不同。这里没有牵着警犬的警察；没有怀揣利刃、伺机抢劫你的盗匪；早上没有尖叫的汽笛把你惊醒，驱赶你进入炎热的地下矿井；这里也没有那些来自异乡、思念故土、一心想另觅去处的人群。我逃离了一座监狱——一座耸立在阳光之下、不断传出痛苦呻吟的巨大监狱。
那一次，当我回到家乡、在莫丘迪跳下公共汽车时，看到了小山，看到了酋长的住处和他的山羊。我站在那里就哭起来。一个陌生男人走到我面前，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问我是否刚刚从矿山回来。我说，是的。他点点头，仍然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直到我停止哭泣。然后，他微笑着走开了。他看到我的妻子正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