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大劫难-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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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目的，是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为经济掠夺服务，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
由于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意义，因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采用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大肆摧残被占国的文化遗存和教育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如日本1895年占领台湾后，就大力开展殖民教育。1937年4月1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废止中文，报刊只准用日文发行。同年9月，又根据近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使日本的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1932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文化方面，则明令日语为伪满洲国“国语”，中文却被称为“满文”。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军人甚至学者，自发地、有组织地进行文化侵略，轰炸、损毁古建筑，焚烧、劫夺文物典籍，破坏中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其破坏灾难之重，规模之大，也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同文同种”、“共存共荣”这些伪装的真面目，在日本所造成的文明浩劫面前统统暴露无遗。日军对中国图书典籍、古物古迹和教育事业的破坏，其性质远远超出一般战争意义上的理解。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实物和文献的形式。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积累实践经验，保存有价值的材料，反映各种研究成果，不断创造和发展了各种类型的知识体系。记载、反映这些知识的文化典籍和文物，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巨大的作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所造成的损害，打断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损害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特指精神财富，它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宗教、法律、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等。文化就形态而言，有有形与无形之分。本书所作的文化损失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的有形损失即物化损失而展开的。
为了叙述和阅读的方便，本书主要是按专题分述的。而专题分类也是相对的。文物是指历代遗留下来的对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价值的实物。如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等。本书是将古建筑损失、图书典籍损失和文物损失作专题阐述的。内容上会有一些交叉。战时图书典籍之损失
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东西，就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典籍。
历史上出现的记载文字的典册，称为典籍，也称文献，它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之意。人类有了文字以后，才能用文字记载知识和经验，积累文化成果，从事文章和著作的编撰。我国文字起源可上溯到夏代，商代有了记载文字的实物。殷墟甲骨所记载的知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我国早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春秋战国时期，图书形制为竹木简牍。不仅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也开始出现。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繁荣。记载这些知识体系的文化典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依靠图书文献典籍作为主要媒体传播于域外，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汉籍向日本的传递，无论其历史的久远，或是规模的宏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仅见的。它构成中日两国独特的文化关系。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四世纪，汉籍就传到日本。汉籍不仅对日本文字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有影响，而且对于日本社会生活发展的各个层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正因如此，日本国人喜爱中国文化，吸收和保藏中国图书典籍，这本无可厚非。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愈演愈烈，日本先后单独或伙同其他列强发动了四次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74年侵台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先是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图书文献典籍强行杀价“购买”，如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大量汉籍，是1907年仅以10万元的价格而囊括江南的“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等处秘藏。进而，又以所谓“庚子赔款”在华购书。而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则公然对中国的图书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全面洗劫。中国文化典籍遭受空前的劫难，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工作，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战后国民政府要求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按统一格式填写上报因日军破坏而蒙受物质损失的具体情况和确切数据。这些数据都是确实可靠的，战后也曾向国际社会公布过。本文着重就中国图书典籍损失数字作一扼要的介绍。
一全面抗战前的公共图书损失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4个半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战火祸及东北的图书。1931年10月，日军在哈尔滨市区开枪射击，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库中弹起火，大火吞没了整个书库，许多从关内辛苦征集得来的珍善本图书被焚。
日本占领东北后，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教科书。据伪文教部记载，仅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余万册。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至1938年，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压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压13644份；禁止发行的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压924852册。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14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1937年，“日满文化协会”曾在日本东京影印沈阳故宫崇谟阁《清实录》，为掩盖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乃挖改实录中他们认为有碍的字句，仅光绪二十年和二十一年这两年的实录就被山村勇造等挖改“一百六十处”之多，卜维义：《资料工作管窥》，载《沈阳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日军的这一做法，显然是想毁灭华夏文化，削弱人民的抗日意志，使东北沦为日本永久的殖民地。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3节 中国文化受灾区范围（2）
1932年1月28日，位于淞沪地区的高校或遭炮火袭击而毁，或为日军占领。此次遭受破坏的16所高校中，就有12所学校（除复旦大学图书损失较小外）的图书资料遭到了全部或部分的破坏。2月1日，商务印书馆附设之东方图书馆除早年已存入银行保险库的图书免遭焚烧外，其余藏书46万册全部付之一炬。上海全部被焚毁破坏的书籍和资料总数当在七八十万册左右。损失严重的高校有：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校舍全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毁；
国立暨南大学，校舍被毁，图书损失颇多，其中“海外文化事业部”历年积存的五百多种图书杂志等珍贵资料荡然无存。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暨南校史1906—1949》，1983年版，第178页。
私立持志学院及附属中学，校舍大部被焚，图书馆版书33000余册（中文21000册，外文12000册）损失殆尽。朱庆祚：《上海图书馆事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私立中国公学，校舍及图书等全部被毁。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舍被毁，藏书损失过半。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图书的损失：该馆善本书多为历代珍本或抄本秘本，弥足珍贵，价值连城，且多出自国内著名藏书家，如会稽徐氏、长洲蒋氏、太仓顾氏、丰顺丁氏、江阴缪氏等。该馆总藏书488395册，多数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其中仅有1/7的藏书，因事前转
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的我国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在一九三二年被日军炸毁。
——采自日本《亚东印画辑》
移得以幸存。东方图书馆是中国文化精华荟萃之地，五层大楼的书库中藏有各类图书近50万册。根据商务印书馆1931年的书目统计，该馆藏有中文书籍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5000余幅。特别珍贵的是，经史子集之善本书3745种35083册。其中有宋版129种2514册，元版179种3124册，明版1449种15833册，清版138种3037册，抄本1460种7712册，批校本288种2126册，稿本71种354册，杂本31种382册。此外，刚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40000余册，也同时遭毁。上述近8万册古籍善本，除5000册一直寄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外，全部毁于一旦。东方图书馆善本室还藏有全国各省整套省志，计22省2641种25682册，其中有元版本2种，明版本139种。除省志外，还藏有全国府厅州县志1753种。该馆还藏有极为珍贵的全套中外杂志。如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德国出版的《大亚洲》，以及《中国汇报》、《哲学评论》、《中国》等。国内著名的报刊杂志有《时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益世报》、《新闻报》、《国闻周报》等。
据统计，东方图书馆共损失各类书463083册。编译所损失中文书3500部，外文书525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编印，1932年7月版。转引自张铨等著《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9页。
日军海军陆军战队在进攻闸北过程中将中国公私建筑物彻底破坏。图为商务印书馆被破坏的情形
——采自《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八年抗战期间的公共图书损失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开始，日军又掀起了一浪破坏中国文化教育设施的狂潮。无论是滞留在沦陷区还是迁至内地的图书馆，都不同程度遭到破坏。遭受劫难的情形大致有以下四种，有的甚至遭受两种情形以上的破坏：（1）在当地毁于日军炮火；（2）沦陷后遭日伪劫掠；（3）在转迁徙途中受损；（4）迁移到大后方后再遭敌机轰炸。下面以时间为序、按区域记述公共图书之损失。
1北京地区
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占领的八年间，北平被劫夺、焚毁的公私图书达586428册，其中公共图书448957册另5箱，私人书籍137471册另4箱。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研究集刊》1985年6月，第14期，第342页。各图书馆遭劫的具体情况如下：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七七事变后，抢救出的图书约有500余箱。沦陷后日军将馆舍改为外科医院，书库成为手术室及药库，阅览室成为病房。该校的图书遭受两次浩劫，一次是1937年日军侵驻清华园后，把未及运走的约20余万册图书劫夺一空；另一次是1938年运存汉口继又转运至重庆北碚的图书仪器400余箱，战时遭敌机轰炸，损失严重。1940年再次被炸，被炸毁的图书计有中文书5838种10660册，另28605函又50包；西文书3288册，期刊97种，计4904册。在这些书刊中有极珍贵的善本中文书10074册和西文书62册。劫余的图书共23000余册，运至昆明。战前馆藏中外文图书33万余册，期刊合订本3万余册，战后复原时仅收回中外文图书165000余册，期刊合订本2万余册，损失达65％以上。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4页。但战后《北平市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清华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损失中西文书籍34900余册。差距所在，可能是内迁途中损失和在新校舍被炸损失数有关。如1940年6月24日，遭日机轰炸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迁藏重庆北碚的珍本古籍，其中包括杭州杨氏丰华堂原藏全部宋版书和大部分元版书。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原藏书20余万册均落入敌手，1937年伪教育部取走政府公报248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