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大劫难-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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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向后方迁运，故宫博物院准备将文物迁至贵阳。文物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日军飞机便轰炸长沙，炸毁了湖南大学图书馆。
由于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国民政府行政院指定绕道桂林，并由湖南公路局派10辆汽车装运。到广西边境后，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车到贵阳，把文物存放在城里六广门内一个花园。为防空袭，1939年2月改运偏远的安顺，又将这批文物存入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对此，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舒楚石函告，“奉令监同故宫及本所文物运湘存储，以时局关系，复由长沙经桂移黔，近因避寇机空袭，由贵阳运存贵州安顺县华严洞，此地不虞轰炸，并有滇黔绥靖主任公署派兵一连驻守”。《为奉令将经管南京古物保存所运黔物品点交贵州教育厅代为保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6。于是，这批国宝在这个山洞里沉睡了6年。
陆路文物（加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7288箱，于11月10日分三批从南京由火车运出。行车路线是北走长江，往宝鸡，并自宝鸡，再以卡车护运，经汉中至成都。此路由故宫博物院之庄尚严、那志良协同抢运。这是三条西迁路线中最艰苦的一趟旅行。火车一出南京，就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未造成损失。第二天到郑州后，又遭敌特放火破坏，幸亏车站人员及时让车从大火中开出。当南京陷落时，专列已驶抵宝鸡。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撞车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文物被震毁。这批文物运四川时值早春，秦岭经常下雨，路面窄而滑，经抢修才于1938年3月12日修好路面，当时从宝鸡到汉中只能用卡车运送。以一卡车装20箱计，往返三百多次，从宝鸡到汉中，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他们却费时48天才把七千多箱文物运到汉中，暂存文庙。1938年6月28日，押车卫士随身携带的手榴弹不慎爆炸，炸毁文物4箱。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的飞机场就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不久，转移的命令又传下来，要乘汽车间越秦岭山脉。运输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向四川进发。四川公路局派出5辆汽车接运，5月26日开出首批车。他们走的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攀援入川的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由于车辆少（后减至2辆），路基、桥梁不好，且管理不善，满载国宝的汽车队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艰难缓行，直到1939年3月，费时10个月才告完成。陆路文物运抵成都。同年7月，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木箱寄放在一个古庙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故宫文物疏散到后方》（一）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在峨眉曾遭遇大火，幸好化险为夷。
在陆路装运文物去西安、宝鸡的同时，也装船从水路运往汉口，然后从宜昌到重庆，最后迁至乐山。从水路入川的文物9369箱分两批西上，由杨师庚及中英文教会部分职员暨故宫吴玉璋等协同抢运。水路文物搬迁由杭立武主持。杭立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这批文物至抗战大后方。杭夫人回忆道：“上船的时候，因为难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后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招商局“江安轮”、英商“黄埔轮”载运9250箱先后运抵汉口，在汉口码头卸船时破损瓷器类文物一箱，所有文物暂存于英商和平洋行仓库。因武汉地区笼罩着战争阴云，国民政府向重庆转移，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
首批运达重庆的文物存放于四川禁烟局仓库。1938年2月23日，该仓库严重坍毁，压损文物7箱。后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仓库贮存。上述文物历经磨难，不断辗转于途，曾先后存放在王家沱、羊角滩、陕西街余家巷等处，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毁损。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袭，存放于重庆的故宫文物只得再度搬移，决定选取乐山为这批国宝最后的避难所。途经宜宾转运乐山安谷场，在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滑落水中，数艘装运文物货船迭遇触礁、船舱进水没及双脚，遭受雨淋等现象也有发生。但是，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运送国宝的轮船到了宜宾就开不上去了。1939年5月底前，这批文物从重庆运抵宜宾，其间，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晚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从宜宾到乐山的水路运输比较困难，每年只有6、7、8这三个月可以行船，水运从8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总算平安运抵乐山，马衡院长为此致书慰问工作人员说：“自泸州被炸（九月十一日），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兄大功告成，急嘱厨房备酒，痛饮数杯。”在乐山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运抵乐山后，储存条件恶劣，常遭白蚁危害和仓库渗漏，部分文物损毁严重。
因日本飞机轰炸，1939年6月，中央博物院移存重庆的文物分3批迁往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1940年8月，日机轰炸昆明。于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李庄镇。
3抗战胜利，文物东归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首先集中重庆，然后运返南京，在运回南京途中，不时发生撞车、颠覆、遇雨、落水等事故，严重受损文物达120余箱。曾涛：《国宝大迁徙》，载《扬子晚报》1995年8月27日。
文物东归又涉过千山万水，经历诸多困难。如为将西迁的四库全书运回杭州，不仅费时费力，还遇到不少险阻。1946年春，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任建鹏率押运车辆6部，从重庆赴贵阳抢运四库全书之大部。1946年6月2日，任建鹏途中报告遭遇：“此次押运四库全书，自渝至衡曾渡江3次，以军车过多，故每次渡江，均须二三日，闻至杭尚须四番渡江，（以原桥均因战事炸毁）时日恐更须拖延，原预计一月，恐难以到达，5月30日向邵阳出发，下午1时过赤水铺东约二公里，发现股匪约二十余名，携带手枪十余支，正抢劫筑衡客车一辆。当匪见职车开至，乃举枪射击。当时为自卫计，即令押车警士予以还击，相持1时许，始将车保护行过该处。”《有关运送四库全书的函电和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50。四库全书是1772—1790年间由乾隆御定编纂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它收录我国18世纪后期以前的图书3503种，成书之后共36315册，约997亿字，共230万页。该书按照古代传统分类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故称四库全书。全书当时共用毛笔抄了7部，用香楠木匣装存。分藏北京紫禁城皇宫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热河行宫之文津阁、奉天行宫（今沈阳）之文溯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孤山圣因寺的文澜阁。扬州所藏毁于太平天国战火，镇江所藏毁于1842年英军进攻镇江，圆明园所藏毁于英法联军侵华，沈阳文溯阁所藏当时落入日军之手。而杭州所藏在太平天国第二次攻占时散失，1880年重修文澜阁时，陆续收集一些和补抄了残缺部分，到1925年，这部书才大体上补齐，实属不易。因此，战时保存杭州文澜阁所藏，具有特别的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抗战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文物精品，经历了空前的劫难，先后南运、西迁、东归，历时15年，行程十余万里。可见，物力、心力损失之巨大。
至1946年3月底，经过各地查报和综合，民国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按地区即分：南京、上海、浙江、江苏、河南、湖南、湖北、陕西、东北、安徽、河北、福建、广东及香港、广西、江西、其他各省等共17个省、市、区，分别记述其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的被掠夺和破坏的情况。该目录所列战时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一“北京人”的发现及其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抗战时期不知流落何处，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当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他感慨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不久即可解答，也许永远不能解答。战后6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关注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但其下落，至今仍然是个谜。为便于国人了解这一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现综合有关资料，进行追踪。
裴文中抱着经石膏加固后包裹好的头骨准备运往北京
——采自《纵横》（2004年第1期）“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龙骨山是北京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采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此山称之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1918年，来华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来到龙骨山。1923年，安特生等人在发掘的化石中有一颗人类的牙齿，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然而，接下来几年的发掘，并无重要发现，安特生等人便离开了周口店。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将要落山，在昏暗的烛光下，有人大叫：“这是什么？人头！”主持发掘的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将这个保存完整的猿人头骨取出。裴文中当时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止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张脸。
“北京人”化石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北京人”会使用火，对石器工具加工技术有了改善，穴居，会采集和狩猎，有相当程度的社会适应性，平均脑量1059毫升（现代人为1400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便成为世界人类学的宝库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摇篮。1987年12月11日，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鉴于中国猿人研究的重要性，当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决定，在地质调查所内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负责在周口店发掘中国猿人的工作，并在中国境内从事有脊椎动物化石及古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美国方面的有关人士也予以关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经费上给予资助。中方与该董事会签订合同，其中规定：研究室的经费由董事会补助；所采集的一切标本，为中国国家财产，永远保存在中国，不许运到国外，标本也包括中国猿人化石；洛克菲勒基金会推举一位人类学家，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并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中国委派一位地质学家担任地质古生物及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任研究室副主任。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者先是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1936年起为美籍科学家魏敦瑞教授（Prof Franz Weidenreich）。魏氏又是北平协和医学校解剖系的教授。经过十数年的发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共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骨7个，下颚骨12个，牙齿数十枚，体骨10余件。这些标本都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魏氏研究的时候，常常用石膏模型，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七七事变后，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中央地质调查所检送“北京人”化石被美国劫走经过及有关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