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河山之中华军神-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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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日本的威胁越来越近了。
用不了十年的时间，他们就会对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侵略战争，因为这个国家以经被一伙军国主义分子所控制。
一伙禽兽将一群国民也教育成了禽兽！
这是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一但发动不到毁灭的那一刻就不会停下来。因为它那虽然庞大的工业却是为战争而准备的，若是没了战争，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崩溃。
一个将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用来做为军事用途的国家有多么危险，不是毁灭别人，就是毁灭自己。
而且这个国家还在提高自己的军费开支，据说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多么可怕呀，一年六十亿美元的军费。
我现在被许多指责为卖国贼，北洋政府总理段国章为此还专门通电全国，声讨我的“卖国”行径。在九月的共和国议会会议上，以张玉廷为首的元老派集体向我发难，要求我立即停止这种“卖国”行为。
“我听这话，你们说话的口气怎么和我们的敌人越来越象了！”我斜着眼看着他们，底下的那一群人顿时不再说话了，我这话里是不是“暗示”他们将成为我的敌人，终于使他们都闭上了嘴，现在没有人想公然与我对抗。
“所有我们的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所有我们的敌人支持的，我们都反对！”我狠狠地说道。不过，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妈的，我是军阀我怕谁！咦，这话好象是从哪个流氓口里先说出来的吧。
崛起与发展 十九、上海滩
我在这一年开始了我的初恋。
中华四十三年的秋天，我得了严重的胃病，在广州的医院怎么也检查不出是什么原因，于是我每天仍然保持着上四到六趟厕所这种令人难已忍受的习惯。
“大帅在那？”
“哦，大帅正在卫生间，您请稍微等一会！”
这是我的下属们在见我时最常用的对白之一，还有就是，有时会议中间，我不得不中断讲话，快速地冲进洗手间。每次当我从厕所中出来时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这种决定国家兴衰的重大时刻，我却跑进了厕所。
当然，我在厕所里所作出的一些决定好象并不是那么臭不可闻，看来思想和空气完全不相溶的两种东西，是谁在唱“我的思想飘在空中”，简直是胡说八道。
但是，我还是下决心一定要根治这种“怪癖”！
在我的私人医生的建议下，我来到了上海。
据说，上海的同仁医院对肠胃病的诊疗有着独特治疗方法。
我只带着随身副官汤耀岑和杨大夫及四个卫兵乔装成商人模样就去了上海，当然，自己的去向还是做了一些安排的。情报局局长廖祖茗再安排多少他手下的特务在一旁暗中保护，那就是他的事了。
我只是想轻松过一回老百姓的生活，当然，杨大夫说如果搞很大的声势有时会影响到医生的判断力。
上海滩自一八四五年被英国人建立第一块租界地以来，西方列强纷纷仿效，几十年间，竟已有十几个国家建起了租界，所谓‘十里洋场’就这么形成了，其中以英、法两国租界占地最大。
短短的几十年间，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里迅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号称“东亚首埠”，自从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苏、皖、浙一带的富商也举家迁至上海避难，这也极大加快了上海的发展，至现在已成为有着近二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当然，这里灯红酒绿下掩饰着贫穷，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全都聚集到了此地，白天热闹的街市到了夜晚是冒险者的天堂。各种黑帮势力在这里占地为王，依然收刮着穷人们为数不多的钱财。
上海是全国犯罪率居高不下，这也和这里政府部门充斥着贪污腐化息息相关，政府官员、不法商人和黑帮头目相互勾结，联手欺压百姓。政府的无能导致黑帮几乎控制了大部分的城市功能。
去年底，由于上海的治安实在不象话，我下令撤换了原上海市的警察局长，由长江舰队陆战旅旅长林升出任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夜晚由军队执行治安巡逻任务，上海的治安才好了许多。
悄悄到得上海，我们这一行人住进了“大东方饭店”，这是位于外滩附近的一家甲等旅馆，副官曾提议去住到更豪华的“国际”、“扬子”等饭店，还是被我拒绝了。这样不符合我们的身份，当然，还有一个理由，我确实有点舍不得花钱。
这外滩一带紧挨着外国人的租界区，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被保留了下来。
我和杨大夫没事顺便在外滩这一带闲逛了起来。
大街上人来人往，各种铺林立，一些梨园茶社门前贴了些海报，尽是些《牡丹亭》、《西厢记》、《锯沙锅》之类的戏名，时而会传出些胡琴、锣鼓之声，我对唱戏之类的事情还真是不感兴趣，杨大夫倒是不时对一些——名角今夜登台献艺之类的东西颇感兴趣，不时口中啧啧有声，仿佛对不能亲临现场观看那些名角唱戏极为遗憾。
“你若想看，晚是可以过来亲自卖票进去呀！”我对杨大夫笑道。
“那，那多不好，元帅患病期间我却独自去梨园听戏，实为不忠！”杨大夫摇着头说。
“啥？这和忠不忠有啥关系，我又不是得了啥大病，再说了，今晚又不去医院！”
杨大夫还是说啥也不肯，依然对着两旁的牌子啧叹不已。
走了很长的时间，却又感到腹中作响，杨大夫连拉住路人，问明了方向，遂拉着我转过一个街口，向右一拐，进了一条杂乱的弄堂，又奔了一半，我这才见到一个小门上面写着两个我又爱又恨，现在最急切见到的两个大字——厕所！
我一头就钻了进去，杨大夫被拦在了门外，“每个人一个铜板，阿拉没见那么没礼貌的人，拎勿清！”听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上厕所没给钱，不过这上厕所和有没有礼貌有啥关系。还拎得清拎不清的！靠，我蹲在马桶上狠狠骂道。
这是南方常见的木制马桶，里面的臭气熏得我差点晕了过去，好不容易解决完了，我连腰带都没系好就冲了出去。
我一眼就看见汤副官正带着四个卫兵在不远处站着，他脸上正带着一副笑容，正在那里幸灾乐祸。妈的，好小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我为自己的“光辉形象”受到了损害而愤愤不平，不过，自己刚才也确实够狼狈的。我悻悻地往回走着，不小心“咚”地一下，踢到了地下的一只破竹板做的盘子上。
我抬头一看，却见马路边的台阶上，正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穷苦艺人，怀里抱着一把胡琴正在拉着，琴声甚为凄苦。只见他脸上长满了一腮短桩胡子，面黄肌瘦，眉毛眼睛深陷着，两只眼睛也没有什么神采。身上却穿了件破旧灰黄布长袍，不过因为好久不洗了，早已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在他身旁却立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鹅蛋形的脸庞，却是白里透出红来，显得很是清秀。身上穿的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齐整。身旁立着个竹制的鼓架，上面摆了一面小鼓。
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弯下身来想将那只竹盘给拾起来。
崛起与发展 二十、天下穷苦
正在这时，却见那姑娘却跑了过来，“先生不可，您是贵人，刚才却是对不起了！”
“咦，明明是我踢了你们的盘子，怎么你反倒道开歉来？”我也有此奇怪，便笑着对那姑娘说道。
那姑娘俯下身去，将那竹盘拾了起来，“原是我们的东西挡了先生的路了，若是其他的人，怕是早就骂过来了！”那姑娘却是害羞地低下头去，“先生您是个好人，跟他们不一样！”
哈哈，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夸我，不由得大为高兴。
“老先生，你们在这是做什么？”我问道。
那正在拉琴的老者停下手来，张开嘴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就象见到了什么怪物似的。咋了，难道我脸上张了朵花？
“小哥怕是没怎么出过门吧？”那老者张口说道，“我们父女这是在街头上卖艺的，勉强混口饭吃，倒让小哥见笑了！”
哦，我这才明白过来，看来我还真有点白痴，不过说我没出过门？咱可连洋人他们老家都去过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看样子老先生还没开张吧，我就再这听一段，就算给您起个彩头！”
原来这种街头中卖艺的还没见过象我这么穿着的人听过，见那老者面带一丝惊愕之色，转过头去同那姑娘说得两句，那姑娘又看了我一眼，头了点头，遂开始了准备。
我呢，也还不习惯长久地站着，于是靠到了街边的一棵树上，杨医生见我这副模样，却是感到哭笑不得。
却听那姑娘说道：“即然先生不嫌弃，小女子在这里就献丑了。我这里有一段黄梅调，叫《十八相送》，是那《梁山泊与祝英台》里改过来的一段，唱得不好，还望包涵一些。”
那老者拉起了胡琴，这回琴声却变得悠扬，原来这只是个过门，却听那大姑娘将鼓敲了两下，开口唱了起来：“云山叠叠水茫茫，送弟平安返故乡。三载同窗嫌聚短，伤离恨比柳丝长。分花拂柳，恭送弟郎，你莫怨骊歌今初唱。唱不尽离别愁，诉不出其中况，感哥你送我一程，我多添一番惆怅。”
那姑娘穿着虽然寒素，但唱将起来却目光流转，自有一股清媚之态，显得楚楚动人。这黄梅调本身就平易通俗，再加上那姑娘唱得极为婉转动听，一会工夫，边上就围起了二三十人，再加上那老者琴伴唱拉得曲子也极为应景，各人不由叫起好来。
由于周围围观的人一多，汤副官和那四个保镖也凑了近来。
这一段唱完之后，却有几个白听书的，转身就离开了。那老者见状，赶忙放下胡琴，拿起那竹盘开始向大家收钱。
这人们有的给一个铜子，有的给上两三个，有的则表示身上没带着钱。这街头唱戏、打把式卖艺，原本就是有钱的给点，没钱的算捧个人场，那老者并不强求，转了一圈，这才收得了十几文铜钱。
这老者看了我，这才走了过来。
我知道那老者是向我来要钱的，顺手往身上一掏，却摸出几块银元来。说实在的，我还真没用过铜钱，身上哪有这个呀，我也不想做事做的太过，我拿了一枚，随手就扔到了那盘子里了。
那老者却吃得一惊，没想到我那么慷慨，却将身子屈了一下，做了一个前清时请安的动作，口里不住地向我道谢。那姑娘也是诧异地望了过来，我看了一下那姑娘的眼神，知道是误会了，我这可不是想施舍些什么。
杨医生倒带着零钱呢，见我那么大方，也扔下了十来枚铜子。
我看了看汤耀岑，见他也楞在那，知他也没了零钱，“咋了，想白看戏不给钱么？”我说道。
汤耀岑从口袋里将手伸了出来，也将一块银元扔进了盘子里，“我们几个人的！”他对那老者说道。我感到特别开心，敢笑话我，马上就让你出血！
我这正想离开，却见那老者拉着那姑娘却跪到了我的面前，“多谢先生救命之恩！”我倒吓了一跳，为了两块银元，这还不至于吧。
待将那两人扶了起来，那老者这才说出原委，原来这老者是当初战乱时从安徽逃来上海的，一直以在街头卖艺为生。这前几天他的婆姨却生了场大病，却是无钱看病，这两块大洋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救命钱。
我听了那老者的介绍，不由心中一寒，这天下还有多少贫病无依的穷苦百姓呀！
我赶紧劝慰了几句，我父女俩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天气虽然很好，我的心情却很糟糕。
“跟着那两人，看他们住在哪？”我对汤耀岑说道，“若真是贫困就给他们三十个大洋！”说罢扭头就往回走。
“不再在街上多转转了吗？”杨医生跟了上来。
“不了，心情不好！”我没好气地说道，走了一会，我不由长出一口气，“《晋书》上说晋惠帝司马衷是个弱智，有一年闹灾荒，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有饿死的人。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惠帝，但惠帝却对报告人说：‘没有饭吃，为甚么不让他们吃肉粥呢？’，杨大夫，你看，我比那晋惠帝如何？”
我看着杨医生一时楞在那里，不由轻声笑了一下，“大家都拿这事当个笑话讲，其实，究竟有几个人能真正体会到老百姓的艰难呢？”
我就这样一路低着头回到了房间，我倒不是特别为那些穷苦人感到悲伤，穷人的日子不见得比我们过得不开心。而是震惊于国内的贫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让老百姓都过上富裕的生活呀，我们的国家还是太落后了，连战败了的德国人都要比我们的老百姓生活得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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