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方夜谭-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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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觌在《与朱侍御书》一文中，记录了皇帝命令自己写作此文时的情形——
皇帝对孙觌说：“朕归心如飞，烦卿草一表，不可辞！”孙觌回答道：“虽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可是君父蒙难，不敢辞。”
就这样，孙觌以他出色的文学功底与才华，完成了这项皇帝交待给他的、脍炙了金人之口的工作。从而，给他自己带来了无穷的耻辱，并在此后的八百多年里，始终受到大儒朱熹、四库全书馆臣们和文人学者们的猛烈抨击；以至于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被一些学者判定为“卖国贼”之属。
国家亡了，皇帝成了敌国的俘虏，这些显然更加耻辱，更加需要批判。然而，在我国的帝制传统与意识形态之下，士大夫们没有人敢于指责皇帝的罪恶，他们轻轻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将锋利如刀的口舌文字对准了自己的同类——一个文学侍臣。这无疑表明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和文化人士们传统的下贱与无耻。
朱熹不愧为一代儒学宗师。他在孙觌死后十六年，写了一篇加上现代标点符号才二百字出头的小文——《记孙觌事》，对孙觌盖棺论定。堪称举重若轻、一字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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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如下：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辞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太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与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而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其事，因书以识云。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3）
如果说笔可以杀人的话，这篇小文称得上是典范之作了。其深文周纳、罗织臆测，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从此，注定了孙觌此人的遗臭后世。
而孙觌毕竟在官场上厮混日久，他于此事可能对自己的生前身后产生重大后果，似乎早已心下了然。他写道：“靖康国破，渊圣表降，亟欲援吾君挤陷于不测之危，岂复计此身诛绝于中兴之后？”——为了救援皇帝脱离被挤兑万分的不测之险境，难道还能够考虑自己今后的身家性命吗？
果然，中兴之后——赵构的南宋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孙觌代皇帝草降表一事便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一再遭到严厉抨击。他被视为“负国之贼”，大臣们要求皇帝予以严惩，倒是那位在南宋人口中被颂为“中兴之主”的宋高宗赵构，于此时说了一句公道话：“大臣误国至此，教他怎奈何？”
这位皇帝也真够可以的，虽然是句公道话，却也轻轻一句，便把国破家亡的责任推到了大臣们的身上。
在“靖康之耻”期间和南宋立国之后，孙觌都是一位坚定的主和派。他的诸多表现极其耐人寻味。
譬如：
——金兵第一次打到帝国首都城下时，曾经连续发生了三次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请命”事件——就是跪在皇宫前请愿。他们要求诛除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重用主战派领袖李纲领导抗金。此后，李纲成功地率领京都军民进行了京都保卫战，迫使金兵撤军。此时，如前所述，孙觌也主张严惩“六贼”，但却态度相当凶狠地要求对陈东严加惩处，并措词激烈地弹劾李纲，认为李纲煽动了这些请愿事件，“意在要君”，就是要挟君主的意思。
——在靖康之变期间，钦宗皇帝第二次来到金兵大营时，金人宣布废黜钦宗皇帝，立张邦昌为帝，逼宋钦宗脱下龙袍。此时，吏部侍郎李若水抱着皇帝痛哭，并痛骂金兵统帅，当场被杀死；随行的宰相等人跪地恳求，挨了鞭打；惟独孙觌，“不争得免”。
——不久，帝国父子两代皇帝作为金兵俘虏，被驱虏北上。离开首都汴梁时，京都臣民涕泣相送。据说，又是惟有这位孙觌不哭，只是站在那里冷眼旁观。
于是，力争惩治蔡京等“六贼”、强硬弹劾李纲与陈东、代皇帝草降表，再加上这“不争”与“不哭”，孙觌以他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组合了一幅极其诡谲的画面。
而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南宋立国之后，偏偏却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帮助孙觌摆脱了尴尬。
这位当时位高望重的人物就是张浚。
我们知道，李纲与张浚同样是坚定的对金主战派。然而，张浚却对李纲痛下杀手，导致当了七十七天南宋宰相的李纲被长期排斥在朝政之外，再也没有能够得到为国效力的机会。有关情形，在拙著《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已有叙述，在此不赘。就在这一次，张浚捎带着为孙觌辩护，认为孙觌敢于弹劾李纲，没有做错什么，因此不应该受到惩罚。于是，孙觌回到朝中，并一度颇受重用。
这种极度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是我们解读上述孙觌那幅诡谲画面的重要背景与依据。
平心而论，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官员，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政见，这并没有错。若是在健康的政治环境里，毫无疑问，这甚至是应该受到鼓励的。遗憾的是，帝国政治环境远非健康，且具有重大缺陷。这就给后人诟病孙觌留下了并不理性但却充足的理由。
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在时间中发酵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民族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到了后来的诸多世代，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相当普遍的、失去理性的激｜情之中。
这种情形大体如下：
在北宋之后数百年间，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对外采取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形成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曾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大宋帝国基本国策的形成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孙觌的立场，需要在此援引其中的部分叙述。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这些人的忠奸好坏。原因就在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基本国策之下，很难想像人们会鼓励那种好战的态度。这使那些试图以“战”还是“和”来区分所谓忠奸善恶的人们，势必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4）
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到孙觌生活的时代，早就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柳永、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孙觌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一位文人才子。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有了这样的先例，我们再来观察孙觌斥责岳飞“骄横”，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到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相当令人不安。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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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即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孙觌生活的时代，即宦官童贯封王时，这种情形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成为了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种帝国传统对于孙觌来说，不可能没有重大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孙觌的主和立场。
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公元1125年底到1126年初，宋钦宗登基之后，曾经派遣中央禁军，也就是直属中央的精锐正规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结果，欢送保家卫国健儿出征的首都市民们开心地看到：这些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的健儿们，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的凶险信息：自己的身家性命原来是由这样一些人在掌控和保卫！
史料记载说，金国骑兵的旌旗刚刚露头，数万黄河守军便一哄而散。金国人是用临时找到的小船，一船一船平平安安地把自己的兵马送过天险黄河的。在敌人的国土上，他们不受打扰地花了五天时间，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运送骑兵的工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运送步兵。面对此情此景，金国军队的统帅们全都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宋帝国君臣们到底想干什么。�
